历史简称“史”，是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研究和诠释。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世人如何对其加以阐述，它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是不可改变的。
一般来说，“历史”特指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历史，乃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是客观存在的事情。
在笔者看来，“历史”存在多种类型，非常值得我们探究。
第一类，就是“原本的历史”。原本的历史，指的是独立于世人的认知之外而客观存在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是最靠谱的历史。
这类历史，说到底就是“历史”的本身。可是，因为各种局限我们实在无法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要说复现一群人的真实生活，就是还原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历程都不是易事。事实上，我们至多能抓住一些历史的碎片，据之描述我们的认知。
能够反映“原本的历史”的，主要是文物（主要是各种实物，不包括出土的文献）和相片、录音、纪实影像（资料视频）等。文物需要我们深度释读，而且可能被挖掘出多重含义。至于相片、录音、视频等资料，则往往带有鲜明的指向性。这样，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料探究历史的时候要带有审慎的态度。
作为物证，文物提供的历史信息应该是最为可信的。
1908年11月14日，被慈禧太后幽禁于瀛台的光绪皇帝驾崩。《清德宗实录》《清史稿》等官方文献宣称他是因病逝世。但是，坊间传闻他是被毒死的，甚至连很多清宫内部人士也持此说法。对于他的死因，世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2008年11月2日，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央电视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联合组成的“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正式公布了研究成果：爱新觉罗·载湉因“急性胃肠性砒霜中毒”而辞世。
专家们历时5年，利用“中子活化”、“X射线荧光分析”、“原子荧光光度”等一系列现代专业技术手段，对光绪帝遗体的头发、遗骨、衣服以及墓内外环境样品进行了反复的检测、研究和缜密的分析，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今，“光绪帝被毒死”已经成为定论。窥豹一斑，文物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确实是不可小觑的。当然，文物一般也只能提供部分历史信息，很难还原历史的细节。我们可以通过光绪帝的若干遗物推知他是被毒杀的，却无法据此明确到底谁是真凶，更不能据此弄清楚这起凶杀案的来龙去脉。
至于相片、录音、纪实影像等物，除了制作者的立场以外，其真伪也值得探究。一张光绪帝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合照流传甚广，广为人知。流亡以后，康有为声称自己拥有一份皇帝给他的“衣带诏”和一张与皇帝的合影，并借这两件“法宝”募得大量捐款，在海外混得风生水起。可是，诸多证据表明这样一张照片是伪造出来的。
1898年6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接见了康有为，但时间仅有二十分钟左右，而且根本就没有拍照留念。名士张元济曾在日记里提及此事，大内档案也有同样的记录。梁启超则从来不曾言及自己和和皇帝见过面，而《东华录》也只是记载“丁卯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在利用影像资料的时候，我们还要将其与各类文献结合起来，也要留意其真实性和倾向性。
因为清方对天国实施了“除忆诅咒”，试图全面抹去世间的太平天国印迹，所以太平天国发行的书籍、带有“太平天国”字样的器具，乃至能体现出太平天国反清精神的各类物品基本上都被销毁了。如今，除了若干被改造过的王府、精美而稀缺的钱币、少许被后世发掘出来的壁画之外，与太平天国有关的文物并不多见。说到底，清廷还是信心不足，不敢留存多少革命者的遗物做“反面教材”。
第二类，就是“再现的历史”。再现的历史，指的是由当事人或亲历者按照一定规则所“还原”的历史（资料）。
知识分子留下来的纪实性文字（包括诗歌、笔记等），可以被视为“再现的历史”。这类作品虽然免不了有文学化的表述，但总体上是对现实的还原，完全可以被视为史料。晚唐学者孟棨说；“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本事诗·高逸》）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所留下的诸多作品，就颇具史学价值。
记录帝王言行的“起居注”和据其编纂而成 “实录”,可以被视为“再现的历史”。起居注记载帝王礼仪方面的活动（如祭天、接见属国使节等）、皇帝的圣旨、地方大员的奏折等。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尙矣。”起居注因为仅是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经常被“及时”销毁，所以极少留存于世。各种官方档案和臣僚所写的奏、章、疏、表，也可归入“再现的历史”。这些资料，大体也都是对事实的还原，一些疏表（《出师表》《陈情表》《谏太宗十思疏》）还因为言辞优美、情真意切、讲理透彻而成为千古名篇。
日记、自传（自述）、回忆录之类的作品，也应被归入“再现的历史”之列。在这些作品中，执笔者叙事、发表见解、抒发个人情感，大体上还原了自己的某一段人生经历。日记出现较早，直到唐代才趋向成熟，在明清时期才流行起来。《越缦堂日记》由晚清名士李慈铭耗时四十年（咸丰四年至光绪二十年）完成，记录了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山川游历等方面的内容，虽然有时言辞刻薄，但也不失为佳作。此外，《湘绮楼日记》（王闿运著）和《翁同龢日记》也享有盛誉，较有学术价值。至于自传和回忆录，在中国应该是近代以来才兴起的，鸦片战争以前绝少相关的专门著述。
包括消息、通讯、特写、速写在内的新闻，也可以被归为“再现的历史”。新闻新闻机构对当前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所作的报道，一般通过报纸、电台、广播、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途径传播信息，是记录社会、传播信息、反映时代的一种文体。新闻以记叙为主，应该具有“文学性”，但也要具备“真实性”。新闻的“六要素”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新闻在结构上一般包括标题、导语、主体、背景和结语五部分（前三者是主要部分，是必不可少的）。
一些具有纪实性质的刻在文物上的铭文，也可算是“再现的历史”。我们知道，甲骨文是殷商王室为占卜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从内容上看，其文字以记事为主，基本上还原了三千多年前的生活画面。毛公鼎、散氏盘等青铜器上的铭文，也与之相仿，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周朝的某些生活场景。
从理论上讲，“再现的历史”是由当事人提供的，或者是由亲历者记录下来的，大体上可以被视为“原始文献”“第一手资料”，应该是非常可信的。不过，我们即使在利用这些资料的时候也应该持有审慎的态度。
首先，因为种种原因，作者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提供错误信息。
在《自述》中，李秀成讲述了天京事变前“韦石密议”的往事。他说：“昌辉与石达开、秦日昌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怒于心，口顺而心不息。少怒积多，聚成患害，积怒仇深，东、北、翼三人不和。……原是北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当时，韦昌辉在江西督军，石达开在湖北作战，根本就没有见面的可能。天京事变前李秀成只是一名外将，远离天京的核心圈子，并非四王（洪、杨、韦、石）的亲信，不可能知晓诸王的内情。此外，无论是太平天国的文献，还是清朝的官方文书、私人笔记，抑或是外国人的通讯，都不曾提到石达开参与了诛杨之举。总体来看，“韦石密议”乃是李秀成一家之言，不足为信。
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使亲历者也不可能掌握某事件的全部细节，也难以完整、准确、生动地对其加以还原。尤其是回忆录一类的作品，即使排除个人情绪、独特立场、利害关系等因素，出现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因素而导致的误差也是难以避免的。
其次，我们所认定的“原始文献”，有可能是被篡改过的。
传世的“九如堂本”《李秀成自述》（共27818字）这样描述洪秀全的死因：“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此后，“洪秀全服毒自尽”的说法成为定论，流传近百年。
可是，很多记载却不支持这样的结论。洪天贵福说：“本年四月十九夜四更老子病死。二十四日众臣尊我登位，名叫幼天王。……父亲平日常食生冷，自到南京后以蜈蚣为美味，用油煎食。于今年自四月初十日起病，四月十九日病死。因何病症，我亦不知。”（《供词》）洪仁玕说：“到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自述》）湘军一方的赵烈文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能静居日记》）洪天贵福和洪仁玕作为洪秀全的近人，对其了如指掌，应该不会提供虚假信息。
从逻辑上说，如果李秀成的供词与二者不一致，那么应该还是洪天贵福和洪仁玕的说法更可靠。
1962年7月，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把李秀成供词手迹交付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将其命名为《李秀成亲供手迹》。至此，“湘乡曾八本堂”收藏的原稿才公布于世。同为《李秀成自述》，“湘乡曾八本堂”版比“九如堂”版多出九千余字，达36100字左右。不仅如此，在这个版本的《自述》，里李秀成说：“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这样，李秀成的说法与洪天贵福、洪仁玕、赵烈文一致，可以认定洪秀全是因病去世的 。天王何以辞世？目前学术界主流持“病逝说”，已经抛弃了“自杀说” 。
按照曾国藩和赵烈文的说法，《李秀成自述》全篇有五六万字。而传世的二十余版本《自述》中，最多也只有三万多字。学者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存世的《李秀成自述》被曾国藩删去了很多，我们看到的各版本都是被篡改过的。
这只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历史上这类现象并不鲜见。对此，我们要特别提起重视。
还有，某些本该再现历史的重要文献，甚至干脆就是伪造出来的。
1852年4月，太平军于永安突围。在激烈的战斗中，太平军突围成功，而且总兵（二品大员）长瑞、长寿、董光甲和邵鹤龄等于一日之内阵亡，广东副都统（正二品，实为副帅）乌兰泰身受重伤，清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可是清军统帅、钦差大臣赛尚阿还是有了意外收获：俘虏了太平天国的“天德王洪大泉（又作“洪大全”）”。据说，此人来头甚大，可与天王洪秀全同称万岁，也是太平天国的谋主。赛尚阿非常高兴，一番运作之后就向朝廷提供了一份《天德王洪大全供状》，并将洪大全押解至京，欲行献俘大礼。
兹事体大，一时朝野震动。但一些当事人则持有异议，认为这位“天德王”不过是个赝品，绝非太平军中的重要人物。在洪大全还未被押解至京时，礼科掌印给事中陈坛就上奏折说：“今闻洪大泉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蓍名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在籍翰林院侍讲、广西团练头目龙启瑞曾在其《纪事诗》中谈及俘获洪大泉事，他说：“谓言当大捷，献俘堪铺张。”他还给诗句做注，指出“擒洪大泉解送京师，实非贼中要领”。时为广西巡抚邹鸣鹤幕客的半窝居士（署名，其人可能是浙江海宁人俞凤翰）在日后所撰的《粤寇起事纪实》里也说：“军中讳败为胜，事所常有，惟奏获洪大泉之事，则过于虚谬矣。……斯事凭空结构，粤中人人嗤笑”。
因为证据确凿，连咸丰皇帝也承认“洪大泉籍隶衡州，系从贼夥党，原非首要之匪”。不过，赛尚阿是皇帝的亲信，是朝中的首辅大臣，因为特殊的身份而得到特殊的保护。 于是军机与刑部窥承上意，将错就错，多方为赛尚阿掩饰破绽，最终坐实了“洪大全案”。这样，一个名为“洪大全”的太平军大人物就出现于诸多清朝官方文献之中，且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在《永安封王诏》里，还是在《李秀成自述》中，“天德王”的封号从来就不曾出现。事实上，已知的任何太平天国原始文献没有记载过“洪大全”的事迹。太学权威罗尔纲先生对“洪大全案”很感兴趣，曾撰写《洪大全考》一文，考证出“洪大全”真名为焦亮，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天地会堂主，绝不是天地会总盟主，更谈不上是什么与洪秀全“同称万岁”的“一字并肩王”。
赛尚阿为了免于被追责，便一手炮制了“洪大全案”，编造出了子虚乌有的“天德王”。有史以来，赛尚阿一类的人物并不鲜见。出于不同的目的，他们会制造出五花八门的“洪大全案”，令人目不暇接。
2003年3月20日，美、英为主的联合部队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借口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19年过去了，战争发动者所能提供的唯一证据就是一小罐洗衣粉。
即使是当事人，也未必会完全把真相呈现给世人，尤其是在利益相关的时候。这样，我们在阅读原始文献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
第三类，就是“表现的历史”。表现的历史，指的是后人在搜集了大量文献（包括一手和多手的）之后对其进行裁剪、演绎、润色，并于此基础上加工、整理出来的历史（资料）。
先秦和后世的许多历史学经典著作，应该可以归入“表现的历史”之列。《尚书》又称《书》、《书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乃是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主要记录虞、夏、商、周等朝代部分杰出帝王的言行。《春秋》和《左传》都是编年体著作，前者简略而后者详实，记录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共254年之间发生的史事。《国语》和《战国策》都是国别体史书，前者记录了从西周早期到战国初期各国贵族之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传说，后者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此外，《史通》（唐代刘知几著，中国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通典》（唐代杜佑著，中国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和《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通史，记载了自战国至后周的历史）也都是影响深远的史学经典著作。这些作品都是在整理前代史籍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因为具备凝练、精辟、生动、条理清晰、富有感染力等优点，向来享有盛誉。
实录是某位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记，以时间为序记述当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灾祥等方面的要事，并依次插入亡殁臣僚的传记。实录大多以所记皇帝的谥号（或庙号）为书名，比如《唐顺宗实录》、《明太祖实录》等；也有以某一王朝命名的合刊本，比如《明实录》、《清实录》等。实录是依据起居注、官方档案等原始文献修撰而成的，所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依傍于史实。正因如此，历代编修的“正史”大多取材于实录。
“正史”一般指古代的官修史书，是被历朝承认、视为正统的史学经典著作。“正史”多指“二十四史”，是以纪传体编撰而成的，从题材上来说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载记等。乾隆年间，皇帝钦定以下二十四部书为正史：《史记》（西汉·司马迁撰）、《汉书》（东汉·班固撰）、《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三国志》（西晋·陈寿撰）、《晋书》（唐·房玄龄等撰）、《宋书》（南朝梁·沈约撰）、《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撰）、《梁书》（唐·姚思廉撰） 、《陈书》（唐·姚思廉撰） 、《魏书》（北齐·魏收撰） 、《北齐书》（唐·李百药撰）、《周书》（唐·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唐·魏征等撰）、《南史》（唐·李延寿撰）、《北史》（唐·李延寿撰）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撰）、《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 、《宋史》（元·脱脱等撰） 、《辽史》（元·脱脱等撰） 、《金史》（元·脱脱等撰） 、《元史》（明·宋濂等著）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民国年间，《新元史》（柯劭忞撰）和《清史稿》（赵尔巽等撰）相继成书。它们有时也会被视为正史，和前面的“二十四史”合称“二十六史”。
野史与“正史”相对，在古时多指由私家编撰的史学作品。在古代，“稗官”和“野史”这两个词经常连在一起。稗官，采录民俗民情的小官；野史，“稗官”和民间人士所记录的闾巷风情、街谈巷说、遗闻佚事。有时候，“野史”也称“稗史”。在《老残游记》中，作者刘鹗说：“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虚证诸实在。” 一般说来，野史所载多流传于民间，缺乏官方的“权威认证”，其可靠性似乎无法得到保证。当然，野史也有其优长。鲁迅先生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读经与读史》）在历史上，野史作品也称得上是浩如烟海，《万历野获编》《明季稗史汇编》《清稗类钞》等即是代表作品。
在古代，学者们也经常著书为经典作注、探讨典章制度的沿革、阐释历史学理论。这样的学术著作，应该也可以被归入“再现的历史”之列。杜预注《左传》、裴松之注《三国志》、颜师古注《汉书》，言辞精当，富有见地，影响深远，皆为后世称道。除前述《史通》、《通典》之外，《通志》（南宋郑樵著）、《文献通考》（元马端临著）、《读通鉴论》（清王夫之著）和《廿二史札记》（清赵翼著）等也都是名著，在学术界备受推崇。近代以来，学者们大量涌现，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太平天国史研究而言，简又文、萧一山、罗尔纲、谢兴尧、钟文典等杰出学者治学严谨，勇于开拓，耗时数十年就从一片空白中将其发展为一门“显学”。
墓志铭和文人创作的人物传记，也可以被视为“再现的历史”。墓志铭是一种悼念性的文体，往往刻于石上，葬于墓中。墓志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前面的 “志”以散文写就，记述逝者姓名、字号、籍贯、品行、学问、履历、政绩等，揭批，后面的 “铭”以韵文写就，以概括性的文字评价墓主的一生。 墓志铭多由旁人代写，从内容上看相当于个人的历史档案。古时的著名文学家经常会撰写墓志铭，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欧阳修的《泷冈阡表》和孔贞运的《节寰袁公墓志铭》都是名篇。此外，名士们也喜欢为古人和时人树碑立传，创作了很多人物传记。苏轼的《方山子传》、宋濂的《秦士录》和袁枚的《书鲁亮侪》即是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传主一般不是大人物，但大多富于传奇色彩，是“倜傥非常之人”。
口碑资料是以众口相传的形式保留下来的历史资料，亦可被称为“口述历史”。除了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的民间故事之外，关涉历史的民谣、谚语也应该被列入口碑资料之列。《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早在周代，官府就已经很重视民谣搜集工作，将其作为了解民情的有效途径。其后，历朝历代的大量民谣、谚语也被记录下来，散见于各类典籍之中。清代咸丰年间，杜文澜搜集古籍中所引用的三千三百余首谚谣（时间跨度从远古至明代），编成了《古谣谚》一书。包括民谣、谚语在内的口碑资料免不了存在浮夸、遗漏、谬传等问题，但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可以在历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与堪称第一手资料的“再现的历史”不同，“表现的历史”是第二手、第三手乃至第n手资料，一般是由非亲历者编撰而成。这样，我们在面对“表现的历史”时更应持审慎的态度。
对那些出现于史籍中的心理描写，我们不必过于深究。
在“表现类”历史典籍之中，心理活动描写也不算鲜见。客观地说，心理动态只能由当事人准确描述出来，而外人根本就无从知晓。这样，如果严格追求真实性的话，史学作品似乎不应出现对心理活动的刻画。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心理描写也是有必要存在的。
与心理描写有关的文字可以被视为背景性材料，相当于作者在解读历史时所画出的“辅助线”。一般来说，它的出现并不会给读者带来违和感。
同时，作者刻画心理活动也是为了使作品具有文学色彩，提升其可读性。作者安排一段心理描写，或能表达人物情感，或可推动情节发展，或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往往会令文章显得更为鲜活、生动。
此外，合乎常理的心理描写也无损于史料的真实性。 《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晋灵公贪婪暴虐，不行君道，忠直的大臣赵盾屡次进谏，劝他改邪归正；晋灵公怙恶不悛，甚至派遣大力士鉏麑去刺杀赵盾。接近赵盾以后，鉏麑受到感化，就一头撞在槐树上自尽了。在这段文字中，作者用大约一半的篇幅写了一段鉏麑的内心独白。任何人都不可能知晓鉏麑在当时到底想了什么，但这样描述并不算离谱，因为它可以合理地解释鉏麑为何“触槐而死”。
人物对话的真实性，倒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
在史学著作中，语言描写在推动情节发展、刻画人物形象、论证学术观点、丰富文章内涵等方面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可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们对史籍中的语言描写不可持有全盘接受的态度。
《国语》《左传》中的人物对话，应该是比较可信的。这些古籍的作者应该是参考了前代、别国的文献写成了精彩的人物对话，尽管可能对原始内容进行了剪辑、取舍。至于《战国策》，其语言描写非常精彩，却多有虚构之处，典型的比如其中的名篇《唐雎不辱使命》。
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憨，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史记·高祖本纪》）
在临终之前，刘邦竟然可以决定身后十余年的朝政安排，真不愧是高瞻远瞩、算无遗策的杰出政治家。可是，我们仔细分析之后，却也不难发现这段对话的破绽。首先，他如何知晓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和周勃的寿命? 他居然可以断定萧何先死，然后是曹参死，而王陵、陈平和周勃要比萧、曹更能活，显然太过夸张了。其次，吕后会对刘邦言听计从吗？我们知道，在汉高祖死后，吕后果然执行了那份遗嘱，完全按他安排好的路线行事。但是，这样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吕雉的作风。我们知道，吕后对丈夫远不是百依百顺的。在掌权以后，她不但残忍地杀害了刘邦的宠妃戚夫人，还明里暗里迫害多位皇子，令其死于非命。吕后是个很有主见的人物，绝不会被几句遗言捆住手脚。再有，她若是意识到“安刘氏者必勃”，怎能任命周勃做太尉掌握兵权？吕后乃是成熟的政治人物，若刘邦真的和她说过“安刘氏者必勃”，她当然不难参透其中的含义。这样，在扶植诸吕、封其为王的前后，她不可能不忌惮周勃。其时，她即使以前把兵权授予了周勃也会收回，绝不会等到吕家被连根拔除那一天。即使从政治逻辑来看，这段对话也是可疑的。刘邦若是有心左右身后的局势，应该发布诏书，明确指认哪些重臣辅佐吕后和汉惠帝。这样仅是在口头作出的安排，显然缺乏法律效力，不足以服众。若刘邦在临终前真的曾与吕后进行过交谈，其内容也应该侧重于家庭私事，诸如要对戚夫人网开一面，要顾好自己的儿子，等等。
这段对话根本就不可信，而且破绽很明显。这段对话抬高了陈平、周勃的地位，应该是陈周集团在铲除诸吕以后炮制出来的。
在史学作品中，人物对话时经常出现的。与经常作为背景材料的心理描写不太，语言描写往往蕴含着重大的历史信息，而且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沦为伪信息。对此，我们应该提起重视。
历史信息在传承中出现的变化，也值得我们重视。
“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求闻之若此，不若无闻也。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吕氏春秋·察传》）
“得一人之使”被讹传为“得一人于井中”，“己亥涉河””被讹传为“三豕涉河“，可见信息在流传的过程中免不了会走样。因为传抄过程中出现了笔误，因为有了新的解读路径，因为转述的时候夹带了私货……种种因素会使历史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失去原貌。
《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记载：“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作为战国时期的魏国文献，《竹书纪年》的一些记载与当时的主流观点还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徐州之屠，经常被视为曹操的重大人生败笔之一。相关记载也有多个版本，且差别很大。《三国志·陶谦传》：“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曹瞒传》：“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后汉书·陶谦传》：“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除了在彭城一带开展军事行动、导致“泗水为之不流”这两个共同点之外，三种记载可谓是迥然有异：《三国志》称曹操杀掉一万多陶谦部士兵，《曹瞒传》说曹操在泗水边坑杀几万难民，而《后汉书》更是宣称曹操屠戮数十万平民。
笔者以为：如果不能被证伪（比如“洪大全”已被证明是清朝官方捏造出来的人物的），那么早期版本的文献是可信的；后出现的版本如果言辞浮夸，那么就是值得怀疑的。《竹书纪年》载：“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史记·殷本纪》载：“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为帝太戊。……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王国维说：“戬寿堂所藏殷契文字中，有断片，存字六，曰：‘中宗祖乙牛，吉。’”甲骨文作为原始文献，证实了《竹书纪年》的记载。而与《曹瞒传》和《后汉书·陶谦传》相比，《三国志·陶谦传》的描述应该更接近事实真相（《三国志》成熟可能晚于《曹瞒传》，但前者是依据魏国原始写成的，后者更接近于野史、小说）。
在诸多传承历史信息的载体之中，最可信的应该是文物、影像资料，其次应该是起居注、回忆录、新闻报道、知识分子留下的纪实文献等，再次应该是实录、正史、野史、墓志铭等，最后应该是包括民谣、谚语等在内的口碑资料。一般来说，转手越多的历史信息就越容易出现谬误。
我们应该重视“正史”，但不应对其偏听偏信。
“正史”或由具有“良史之才”的杰出学者（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写就，或由大一统封建王朝最富才情的文人集体编写（名臣房玄龄、魏征、宋濂等都曾负责主持修撰前朝国史），而且是在大量占有前朝史料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从理论上说，正史代表了自汉至清二千余年间中国史学编修的最高成就，其权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很多正史中的记载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值得商榷的。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黄巢传》记载：“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俄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这段文字就非常可疑：制造“巨碓数百”需要大量资财，义军未必有精力于此；每天杀数千人，围城三百天要杀掉上百万人，而陈郡人口极其有限（不要说在战乱频仍的唐末，就是在鼎盛时期该地也仅有“户六万六千四百四十二,口四十万二千四）；至于“生纳人于碎之，合骨而食”就更夸张，把骨、肉、内脏捣碎了和在一起吃完全是不符合常理的。
《明史·流贼传》记载：“（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这样的文字记录于正史，言之凿凿，似乎是无可辩驳的。但是，结合常识来看，这一说法显然是荒谬的。
有的资料显示，17世纪初全世界的人口合计也仅有5.4亿人。张献忠若真能杀掉6亿多人，一个地球是不够用的。如果那样，他杀光了地球人不算，作为“亡灵法师”就还要再招唤1亿左右的亡灵来凑数。 事实上，明末的四川人口峰值也仅有600万人左右（至多不会超过1000万），而张献忠只占据了成都及其周围的小片土地，其能量是极其有限的。
事实上，与张献忠有关的谣言还是很多的。传说他刻下了一方“七杀碑”，上面写有十九个大字：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而真正的碑刻（《圣谕碑》）却没有那七个“杀”字，其正文是20个字：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如前所述，《史记》中的“刘邦遗言”就很可疑，而其所记的殷商“中宗”名号也与甲骨文记载不合。在《赵世家》中，“赵氏孤儿”的故事中不乏慷慨悲歌芝士，可谓感人至深。可是，与《左传》中的相关记载相比，其真实性还是要大打折扣的。而秦王子婴的真实身份，也有“二世之兄子”（《秦始皇本纪》）、“始皇弟”（《李斯列传》）、二世兄（《六国年表》）等不同说法，让人难以明确。《史记》作为正史中典范之作，亦难免留下诸多漏洞，余者自不消多说。
有时候，正史甚至不如野史靠谱。《清史稿》记载光绪皇帝是寿终正寝的，而《清稗类钞》则称他是被慈禧毒死的。如前所述，后来的考古研究果然证实了“鸩杀”一说。
因为资料的匮乏、作者的思想倾向、独特的政治环境、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诸多舛误等因素，即使是官修史书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过于迷信正史了。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是值得世人重视的。
“十三经注疏”、“三通”、《史通》等学术著作虽然算不上一手文献，但它们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历史，对我们认识历史、评价历史有很大的帮助，是不应被忽视的。
前已提及，罗尔纲先生曾以确凿的证据厘清了“洪大全案”的真相。因为种种原因，即使原始文献也难免保证其真实性。这样，学术泰斗们在考据、辨伪等领域取得的成果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了。
第四类，就是“发明的历史”。发明的历史，指的是某些人（一般是知识分子）出于某种意图而利用某类底本虚构出来的历史（资料）。
从广义上说，那些刻意编造出来的历史信息（诸如“天德王”洪大全、光绪帝寿终正寝等）都可被归入“发明的历史”之列。从狭义上说，“发明的历史”可指系统造假的产物，比如伪书、伪诗、伪文等等。在下文中，笔者探讨的是狭义的“发明的历史”。
旨在“托古传道”、“借名传学”的伪古籍，在古代可谓是层出不穷的。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论语·述而》）
《庄子·外物》有言：“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
早在先秦时期，“厚古薄今”的思想就已经为广大学者所接受。在他们看来，年代越久远的圣贤就越有智慧，年代越久远的圣贤留下的作品就越有权威性。这种观念影响极为深远：成书于先秦时期的一部综合性医书，要委托黄帝之名称为《黄帝内经》；成书于先秦时期的一部医药学典籍，要委托神农之名称为《神农本草经》；截至清代，至少有二十种数术之书托名于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
在《伪书通考》中，现代学者张心澂考证出经部伪史有73部，史部伪史有93部，子部伪史有317部，集部伪史有129部，存疑史书及来自佛藏、道藏的伪书合计493部。合计起来，史籍类伪书已经超过1100部。
委托之书何以大量出现？说到底应该是作者缺乏自信。一位学者耗尽心血完成了一部学术作品，本来希望它能够流传后世；在意识到自己人微言轻、作品很难得到世人重视以后，他发现将其托名于古代的权威人士还是很有必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部又一部伪书就相继问世了。
曹魏时期的著名经学家王肃，就被学术界认定为一位擅长造作伪书的学者。
王肃（195年－256年），字子雍，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县）人，三国时期魏国名臣，晋文帝司马昭的岳父，晋武帝司马炎的外祖父，曾为《尚书》、《诗经》、《论语》、《左传》等儒家经典作注，也曾据《礼记》、《国语》等古籍编撰《孔子家语》（共十卷，以下简称《家语》），自唐以后一直配享孔庙。
《家语》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共二十七卷，由孔门弟子编写，据称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典籍，但久已失传。后来，王肃又宣称自己在孔子的二十二世孙孔猛那里得到了《家语》，并为其作注。他还强调，此书为孔安国所“撰集”。不过，后世学者多有持异议者。
可是，唐朝学者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曾明确指出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语”。而他所说的“今本”，就是王肃提供的十卷版本。
司马迁曾师从大儒、孔子后裔孔安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比《论语》《礼记》多出太多的历史信息（《史记·孔子世家》一篇即是证据）。司马迁素以“爱奇”著称，若从老师那里听闻许多家传的孔门轶事，绝对会将其大量载入史册，为世人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孔子形象。如此看来，孔安国应该不会知晓太多祖先的事迹，也不会编撰《家语》。
《家语》里的一些记载，也有违事实。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言：“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梁鳣字叔鱼。少孔子二十九岁。”家语》则有这样的记载：“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特好易，孔子传之志焉。……梁鳣，齐人，字叔鱼。少孔子三十九岁。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谓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无子，吾母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齐，母欲请留吾。夫子曰：“无忧也，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过。’从之，二年而有子。”
按《史记》的说法，商瞿和梁鳣同龄，约出生于公元前522年。按《家语》的说法，商瞿则比梁鳣大十岁。两书说法不一，可能皆有书本。但是，就算商瞿比梁鳣大十岁《家语》的记载也是不可信的。梁鳣三十岁，商瞿就是四十岁，而后者的原配夫人在两年间连生五子的概率也相当低。
因为硬伤明显，姚际恒、范家相、孙志祖、陈鳣、章太炎和顾颉刚等著名学者都认定《家语》是伪书，顾颉刚更是称之为“伪书之中尤其伪者”（《孔子研究讲义》）。
《家语》之外，《孔丛子》也被认为是王肃编辑出来的伪书。
《孔丛子》，三卷，二十一篇，旧题孔鲋撰，记叙了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孔鲋）等人的言行。
孔鲋（前264年？—208年），本名鲋甲，字子鱼，鲁国曲阜（今山东曲阜）人；秦末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的八世孙。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他长期隐居，不曾出仕。在秦廷下达焚书令以后，他把《论语》、《尚书》、《孝经》等重要典籍籍藏于孔子旧宅的夹皮墙中，而后至魏国从教。陈胜发动起义之后，他又加入革命队伍。不久义军失利，他阵亡于陈（张楚政权的都城）。
除了“藏书”壮举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之外，他也经常被视为《孔丛子》一书的作者。可是，至晚在宋朝，《孔丛子》已饱受质疑。
《汉书·艺文志》曾著录《孔子家语》，注云“非今所有《家语》”，但没有提到《孔从子》。在汉朝，这部书似乎不为人所知。
《孔丛子·答问第十九》的结尾部分写到了孔鲋之死，从逻辑上说他当然也不会有机会著书立说了。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尚未取得独尊地位，与孔子及其弟子相关的记录也很有限。事实上，直到西汉中期孔安国和司马迁对早期儒家人物的事迹也是知之甚少。无论是《孔子家语》，还是《孔丛子》，都不会是原始文献，只能是后人的托名之作。
《孔子家语》、《孔丛子》之外，王肃可能也伪造了《古文尚书》。
在永嘉之乱中，流传千百年的古籍大量散佚。东晋建立以后，司马氏为兴复文教、维护统治地位而广求儒家经典。于是，时任豫章内史的梅赜献出一部《古文尚书》。该版本的《尚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其中包括西汉今文二十八篇，但把它析成三十三篇（分《尧典》下半为《舜典》，《皋陶谟》下半为《益稷》，《顾命》下半为《康王之诰》，《盘庚》仍分三篇）；又从百篇《书序》中采十八个篇题，从当时有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缀成二十二篇（十八篇中《太甲》、《说命》各作三篇）；另新撰《泰誓》三篇，以此来凑成刘向、郑玄所说的古文五十八篇之数。全书各篇都安排有题为“孔安国传”的注释，并在正文之前有一篇《孔安国序》。
不过从《史记》和《汉书》的相关记载来看，孔安国不曾有如此经历。此外，今文之外的二十五篇与刘歆所列举孔安国逸书十六篇的篇题也不一致，它的破绽是很明显的。但是，《古文尚书》聚齐了八百年来人们所称引的《尚书》篇目，涵盖了四百年以来今古文经师的解说，加以章栉句比，做到了每句都有解释，体现了很高的成就。这样，学术界接受了它，各朝的统治者也奉之为经典。于是，《古文尚书》盛行于世，流传久远，被人们视为孔安国所传下来的真古文。
自唐代起，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终于引起了世人的怀疑。宋代的吴棫，正式对其提出了考辨。此后，明代的梅鷟和清代的阎若璩、惠栋等人又对其进行了严密的考证。这样，《古文尚书》被认定为“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被认定为“伪孔传”。
总体来看，古代“伪书”（包括“伪史”）的作者大多以“托古传道”为作伪的初衷。他们用心良苦，却给世人带来很多谜团。
晚清的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也曾制造出一批伪书、伪诗、伪文。
在入关之后的二百多年间，反清革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其中战果最辉煌、影响最深远、最能激起革命豪情的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的丰功伟绩足以鼓舞人心，洪秀全、杨秀清和石达开等一众英雄人物在民间有着巨大的声望，年代也相距不远：对晚清的革命党人来说太平天国及其领袖的事迹是绝佳的宣传素材。事实上，革命党人也确实在太平天国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创作出很多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革命声势浩大，太平军中的英雄人物家喻户晓，但因为种种原因相关的细节却是鲜为人知。事实上，清朝当局力图抹去革命的印迹，太平天国的档案、出版物以及其它各类文献几乎全部被销毁。清廷不具备面对这次反清大革命的勇气，不曾全面、系统、深入地对其加以研究，更没有推出详细解读它的权威作品。这样，革命者们其实对太平天国及相关人物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
可是，那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执意要借太平事迹宣传排满主张。这样，他们也只能依据有效的资料虚构历史了。
《太平天国战史》（1904年出版）的作者是兴中会员汉公（刘成禺），他主要依据野史、官方文书和英日有关书籍创作了此书。孙中山先生亲自撰写了序言，他说：“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一代典章伟绩概付焚如，即洪门子弟亦不详其事实，是可忧也。汉公搜辑东西太平遗书，钞译成册，中土秘本考证者不下数十种，虽当年遗老所见所闻异辞，文献足征大备，史料官书可据者录之，题曰《太平天国战史》，洵洪朝十三年一代信史也。太平一朝，与战相终始，其他文艺官制诸典不能蔚然成帙；又近时官书伪本流行，关于太平战绩，每多隐讳。汉公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亦足征高曾矩镬之遗，当世守其志而勿替也。予亦有光荣焉。”
在这里，孙中山介绍了《太平天国战史》一书的资料来源、重大意义和写作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号称“洵洪朝十三年一代信史也”，但学术价值并不高，因其内容与史实有着不小的出入，多有失实、夸张之处。但此书发行之后在海外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孙中山也凭借此书赢得了北美会党组织的大力支持，成为洪门领袖（洪棍）。
《战史》讴歌了太平天国的一众英雄人物，利于传播革命思想和提振革命士气，迎合了时代需求。可是，此书以“讲史”的面目出现，多少有些晦涩，故事性和趣味性不足，难以吸引洪门会众、海外华侨和有志青年。为了强化宣传效果，著名报人、革命家黄世仲又以太平天国为背景创作了《洪秀全演义》这部小说。 1906年，著名学者章炳麟特意为尚未成书的《洪秀全演义》作序。次年，香港同盟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又发行了《洪秀全演义》单行本。
黄世仲对相关素材进行加工，刻画了洪秀全、李秀成、林凤祥等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全景式地展现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壮大、衰亡的过程。从内容上看，《洪秀全演义》与史实有着相当大的出入。但是此书高度评价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洪秀全、冯云山等革命领袖，渲染了一种悲壮苍凉的氛围，字里行间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息，在人物塑造、谋篇布局、情节结构等方面都有着相当的造诣，在千百部历史演义小说中也算得上乘之作。
因为富有感染力，小说于出版后广为流行，大受欢迎。黄世仲的同僚冯自由说：“是书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各地华侨几于家喻户晓。且有编作戏剧者，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深至巨。”
此外，晚清很多文人还伪造了石达开遗诗。其中最著名者，就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和南社的发起人之一高天梅。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不仅以“文武兼备，谋略甚深”著称于世，而且壮志未酬，富有慷慨悲歌之精神。这样一位英年早逝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也吸引了文人们的目光。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收录了5首“石达开逸诗”，皆为七言律诗。这些诗歌流传开来，被收入《洪秀全演义》中的第三十回《石达开诗退曾国藩，李秀成计破胡林翼》。其后，高天梅又推出20首诗，并将其与那5首诗编辑到一起，题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遗诗》，以“残山剩水楼主人”为名刊行。
当然，这些托名于石达开的作品并不是真品，而是赝品。高天梅的诗友、南社柳亚子说：“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共二十五首，自《答曾国藩五首》，出于梁任公《饮冰室诗话》外，余二十首，悉出亡友高天梅之手。时在民国纪元前六年，同讲授沪上健行公学，天梅为余言将撰翼王诗赝鼎，供激发民气之用，遂以一夕之力成之，并及叙跋诸文，信奇事也。封面题字亦天梅所书。当时醵金印千册，流布四方，读者咸为感动。” 说到底，一系列“石达开遗诗”主要是晚清的革命者们为了“激发民气”、吸引更多人投身于反清大业而依据所见所闻编造出来的。
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战史》、《洪秀全演义》和石达开遗诗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创作的宣传品常有可取之处。如果从社会功用的角度来看，它们在传布反清思想、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可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它们经常是脑补的产物，往往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不可充当史料。
某些人出于创收的目的，也会编撰出伪书。
太平天国最高领袖洪秀全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却鲜有事迹流传于世，是一个颇富神秘色彩的人物。太平天国内部的很多情况，也因相关信息有限而很少为世人所知。在1875年（光绪元年），一部《江南春梦庵笔记》（以下简称《笔记》）问世。该书记载了很多太平天国的“秘闻”，填补了很多历史的空白。
举个例子，此书描写了洪秀全的后宫，指出天王府内有妃嫔1168人，又有服役的女官1200人。洪秀全的私生活如何？别人并不知晓，但此书做了交代。
《笔记》最初刊发于上海《申报》馆铅印的多卷本刊物《四溟瓒记》，作者署名为“武昌沈懋良”。“春草吟庐主人”（笔名）为此书作跋，强调说：“懋良陷贼十三年，相处者又倡乱之巨逆，宜乎其所言源源本本，如数家珍也。……所载群逆之出处，伪制之详明，又足补诸书所未备。”这里提到的“倡乱之巨逆”乃是蒙得恩，曾指挥“迎主之战”、参加金田起义，于天京事变后任中军主将兼正掌率，1859年被封为赞王，是洪秀全的宠臣，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核心成员之一。
作跋者声称《笔记》的作者沈懋良曾经在天京生活了13年，又和太平天国的要人蒙得恩长期交往，能够以亲历者的身份还原历史真相。言之凿凿，由不得读者不信。
然而，著名学者、太平天国史权威罗尔纲先生却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大部伪书”。
1951年，罗尔纲先生借鉴阎若璩、惠栋等清代学者辨伪古文《尚书》的经验，以大量信实的文献核验《笔记》，结果发现其中充满了破绽，存在着严重的改窜、增添、附会、捏造、夸张等问题，即撰写《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一文对其加以评述。
了解太平天国史的人都知道，赞王蒙得恩病逝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可是，《笔记》声称蒙得恩直到1864年还在天王宫值宿。罗先生说：“乃著者在他所编著的甲子十四年夏天京失陷前几天的说神说怪的鬼话里，竟把蒙得恩从坟墓里拉出来也与洪仁发、洪仁达等扮演了一个角色。”沈懋良若是对太平天国的内情了如指掌，如何会留下这样的记录？
在谈到蒙得恩的家庭时，沈懋良说：“无子，生三女，长适西逆萧全福，次配仁玕子，三未字。”事实上，他至少有一个儿子蒙时雍。时雍在1861年5月于父亲去世以后袭爵，号幼赞王（赞嗣君），辅佐朝政，1861年与洪仁玕、李春发联名颁发《戒浮文巧言喧谕》。曾经到访天京的英国领事富里赐，也曾在《天京游记》里提到他。富里赐说：“我们来到一所大客厅，即向署理国务大臣赞王之子——即号称赞嗣君者——行鞠躬礼。”罗先生指出：“此书说蒙得恩‘无子’，这就证明著者是一个不明蒙得恩历史的人。”
论及蒙得恩在太平天国的地位时，沈懋良说：“金田倡乱之时，逆党与密谋者，惟东、西、南、北、翼、赞六逆：伪南王曰冯云山，伪北王曰韦昌辉，伪翼王曰石达开，伪赞王曰蒙得恩，外皆后进也。这一说法，当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忠王李秀成自传》有言：“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谋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曰冯云山、北王曰韦昌辉、翼王曰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李秀成作为高端人物熟知太平天国历史，在描述重大历史事件时当然不会出现舛误。
此外，《贼情汇纂》所记载的太平天国初期人物，地位在燕王秦日昌（秦日纲）之下的是豫王胡以晃，其次是佐天侯陈承瑢、卫天侯黄玉崑、靖胡侯林凤祥、定胡侯李开芳、平胡侯吉文元、镇国侯卢贤拔等。当时，他担任春官又正丞相，地位尚在春官正丞相黄启芳之下，只能算是太平天国的三流人物。金田起义前，地位高得多的胡以晃尚不得参与天王的革命密谋，蒙得恩就更不必说了。
罗先生得出结论：“显然这个作伪者根据《李秀成自传》的话，把秦日昌的事迹换成蒙得恩的。我们根据上面的考证，看出来著者所记蒙得恩的年岁、地位、家庭都是错误的，甚至连蒙得恩死了好几年也还不知道。……所谓著者‘武昌沈懋良’其人其事都是虚构捏造的了。”
既然《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一部向壁虚构的伪书，那么洪秀全在天王府内藏有2000多个美女的说法自然也就毫无真实性可言了。
《笔记》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编造了很多诋毁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史实”。当然，此书的作者主要应该是从谋利的角度作伪的。他虚构“自己”的传奇经历，炮制诸多带有神秘色彩的情节，“解密”太平天国高端人物的私生活，应该就是为了提高其作品的可读性，使之成为畅销书，收到“洛阳纸贵”的效果。
作伪者著书，往往有着特定的目的。其中有的无可厚非乃至情有可原，有的甚至还为保存历史文献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伪书的大量存在也给后世的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们在探讨历史的时候，对伪书也应持有审慎的态度。
总的来说，“历史”存在多种类型：“原本的历史”，即独立于世人的认知之外而客观存在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是最靠谱的历史；“再现的历史”，即当事人或亲历者按一定规则所还原的历史资料；“表现的历史”，即后人在搜集了大量文献（包括一手和多手的）之后对其进行裁剪、演绎、润色，并于此基础上加工、整理出来的历史资料；“发明的历史”，即某些人（一般是知识分子）出于某种意图而利用某类底本虚构出来的历史资料。
于其中，“发明的历史”价值较小，因为它是刻意虚构出来的，很不可靠，承载的历史信息毕竟有限。至于其他类型的历史信息，则是各有千秋。“原本的历史”真实性高，从理论上说最为靠谱，却只能以碎片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再现的历史”大体上可以被视为“原始文献”“第一手资料”，从理论上说有着相当的可信度，不过在个人情绪、独特立场、利害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之下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是难以避免的。“表现的历史” 中不乏鸿篇巨制，不乏名家的精品，不过因为可能存在资料的匮乏、作者的思想倾向、独特的政治环境、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诸多舛误等情况也难免会出现失实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读历史就如同法官判案，就是在选取史料的时候也要慎之又慎。如此说来，研读历史可能也是一种苦差事。当然，这也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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