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元璋一生到底做了哪些事？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过程中先后击败劲敌陈友谅、张士诚，最后以南方一隅举兵北伐，将元朝残余驱逐出中原，建立了近千年来首度由汉人完全控制中原全域的大明王朝。

洪武一朝，朱元璋致力于扬弃中华传统秩序，既继承了唐宋的传统，也重视对元朝制度的吸收。出于他个人性格和对历史、客观形势的理解，他废除了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由皇帝直接管理百官。同时也大肆屠戮他认为能威胁他皇权独断和传承的功臣集团（如淮西派和浙东派），在明朝统治逐渐稳定之后，他也致力于法律重典的建设，尤其是对待贪员墨吏极其残忍，比如施以凌迟、剥皮实草之酷刑。

在法典纲纪建设中，他也颇费心思，建设了以《大明律》为中心的法律体系，企图通过各种官民指南来约束臣民和后世。

同时，朱元璋也对民生颇为重视，建立了粮长制度、里甲制度来改善基层社会管理。他也重视文化教化，任用儒家贤人和恢复科举。

2、朱元璋暴君形象考察

朱元璋的暴君形象大多和评价者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取向相关，尤其是史学家。过去人们指斥朱元璋为民贼独夫、专断无情、刻薄猜忌等多是意有所指，是在借着骂朱元璋来讽刺现实中的皇帝和人物。也就是说，其实指斥朱元璋为暴君，很多时候并不是出于纯粹史学的考虑。

有人总结认为，朱元璋在二十世纪的形象是最差的，几乎和滥杀嗜血的暴君划上等号，成为魔君的代名词。更有甚者，直接将明朝简化为“锦衣卫时代”，把明朝法律全部视为“严刑峻法”。再加上小说、影视等的渲染和演绎使得朱元璋的暴君形象几乎成为定论。不过，大多数用来论证朱元璋暴君形象的材料都是明清时期的笔记小说。

同时，他们也怀疑正史中关于朱元璋治国理政的记录，也有人直接忽视正史，以稗官野史和传闻为真，越是渲染朱元璋刻忌残忍越是信以为真。当然，不可否认这些传闻完全是子虚乌有，毕竟朱元璋确实是以十分强硬的手段推行他的治国理念，完成他的治世理想。

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归纳了朱元璋的七大暴君形象：

喜怒无常、趣味卑浅；护长遂短、不能容忍；无理取闹；更欲专断；疾言厉色，面目狰狞；不拘何人，一律猜忌；屠戮功臣。

如此暴君形象加身，把人的一切恶行放在朱元璋身上也貌似合理，即使正史中关于他施政为民的记载也多数会被怀疑成虚伪造作、深藏阴谋或者篡改史籍。

3、强硬的手段加深了暴君形象

洪武一朝建立了以《大明律》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这看起来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在法律应用层面，朱元璋的所言所为是备受争议乃至骂名的。许多批评朱元璋的人，认为他是以法律为包装来对功臣、敌人进行合理诛戮的。比如空印案、胡惟庸案、郭桓案、蓝玉案等，都以法之名进行广泛的牵连和屠戮。仅仅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就大约有四万五千人受到牵连。

4、手段残忍强硬不代表忽视民生

朱元璋对待对手残忍嗜血几乎是定论，但他对于民生的关注却常常被暴君形象所掩盖。拿最受人诟病的“严刑峻法”来说，朱元璋也并非一无是处。对于关乎平民的法典，朱元璋还是有主张宽宥的态度的，只是每每因为现实朝局而有所变化。

洪武七年之前，朱元璋为了恢复社会秩序，主张柔和的治世政策，对社会平民多以宽和的轻典约束；洪武七年开始，朱元璋认为宽松的法律体系容易伤害良善之人，因此颁布《洪武七年律》严格执行，强调肉刑，是为重典；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又重启柔和政策以缓和屠戮带来的紧张局势，多次大赦天下；到郭桓案时，这种轻典治世的态度又有所转变，经历郭桓一案，朱元璋开始意识到元朝对中华的影响使得这片土地的社会风俗、人伦秩序遭到灭顶的冲击，可谓是“顽劣暴悖，不可教化”，是个实打实的“乱国”，基于此判断，他开始使用重典刑法来扭转昏乱，教化愚民；到洪武末年，重典治乱已经颇具成效，他又开始放开。

也就是说，对于朱元璋重典治世是不能一概而论、以偏概全的应该要看到他基于民生对纲纪的调整，而不是一概指斥为暴君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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