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查理如何成功培养宋氏三姐妹

宋氏三姐妹

台湾的作家黄瑞田在研究宋氏三姐妹成才的结论时说：“时代造英雄。三朵金花，那么艳丽，她们不仅是中国的妇女领袖，亦为世界妇女领袖。高素质的父母才能培养高素质的子女。宋家教子有方，这个方就是美式教育、圣经故事、幽雅环境、圣洁气氛、音乐空间。”

宋查理信仰基督教，又从美国带回了林肯的民主思想，他时时想着美国幽雅的环境。为了培养孩子，在宋庆龄出生后不久，他即在上海郊区买下了一块不小的地皮，准备建造他的新家。他对地点的选择被许多人认为是在国外养成的怪癖的表现之一。当时的上海，是个地道的“万国总会”。自从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了这里的大门之后，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就一批一批地涌到这里，或是想大发横财，或是来寻欢作乐。中国各地人口也向这里辏集。官宦、商贾、财主带了资本来这里经商，破产的农民到这里打工谋生。人口的高度密集，又滋生出不少流氓阿飞、大盗小偷，有的相互勾结发展成黑社会团体。由于缺乏统一管理，治安相当混乱。外国人出门要自带火枪，有地位的中国人则随时带着保镖。至于建房，有钱的人选址时尽量靠近外国领事馆，以求得到庇护。宋查理居然要建在远离市区的荒田旷野当中，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后来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有远见卓识的。老城里街道又狭窄又肮脏，这里环境优美，视野开阔，空气新鲜，很有现代的别墅味道。自己的房子建好后，他又为牛尚周、温秉忠和其他一些朋友在这里购买了地皮，帮助他们建房，这一带很快发展起来。十几年后，这里的房屋纵深已有好几公里，他门前的大街称为东有恒路。他搬往别处后，当初在廉价的地皮上建造的这所房子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租金收入。当然那是后话。他最初在这里建房时，四周确是一片田园风光，他是出于为孩子们提供一处适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考虑而特意这样做的。

宋查理设计的是一所中西合璧、风格独特的建筑。房子建在一片绿茵茵的庄稼地中间，一条小河从门前流过，快到门口时又向远处绕个弯再拐回来，很有点风水先生们讲究的“砂环水绕、灵气所聚”的味道。小河上，一座江南水乡特色的石拱桥指引着进门的路径。门两边延伸出一溜不高的石墙，墙身被涂成深黄色，与四周绿色的田野相映成趣，充满诗情画意。院内有两幢房子。前排是二层楼房，底层有宋查理的书房、餐厅，配有红木方桌和立式小凳的中式客厅，摆设着钢琴、舒适的扶手椅和沙发的西式客厅。沿着油漆锃亮的木制楼梯可以登上二楼。楼上宽敞的游廊显得气派不凡，尽头通向一个宽阔的凉台，可供一家人露天就餐。楼上的房间是舒适的卧室和浴室，还有孩子们的游艺室。每间卧室里都是精美舒适带有弹簧的美式沙发床。浴室里安装着考究的苏州澡盆。这种盆外面镶着名贵的柚木龙雕，里面是洁白如玉的釉质陶瓷。盆里装有冷水龙头，热水要在楼下烧好提上来。在电没有接来之时，整个房间的取暖由煤气加热炉供给。这在当时是相当豪华了。后面一排平房是厨房、贮藏室和佣人住房。房后有一个菜园，自己栽种蔬菜。宋查理还从美国订购了棕榈等他喜爱的植物，对房前屋后进行了绿化美化。

新宅坐落在远离市嚣的郊外，环境颇为宁静，常使宋查理回忆起当年在美国北卡州的日子。在美国八载，宋查理深受美国文化与教育的熏陶，他对中国教育是陌生的，也可以说是不信任的，他知道中国必将在西潮的冲击下逐步脱离旧社会和旧文化的阴影。他在中西文化交汇的上海打天下，他的美国背景对他是一大助益。他的买办思想使他深深了解到“美国关系”的价值以及美国教育的实用。于是，他下定决心，他的六个子女都必须接受最好的美国教育、道地的美国教育。他决定送他的六个子女留学美国，就像他当年在北卡州三一学院和田纳西州范德比特大学就读一样。因此，他的六个子女陆续到美国念书，每个子女在美式教育的培养下，思想、生活、处世和待人接物都变得相当美国化，英语成为宋家的第一语言，上海话居次，虽然他们的祖籍是海南岛，却没有人会说广东话和海南话。对于多年异乡漂泊和回国后租住农民草房的宋查理来说，新宅真是一所天上的琼楼玉宇，人间的王侯宫殿。

就在虹口郊区的房子里，1894年宋查理继两个女儿之后，喜得贵子宋子文。一连几天，查理沉浸在得子的欢乐中。得子之喜更激发他为孩子的未来争民主争自由的行动。他的印刷厂日夜开机，在印刷《圣经》的掩护下，勇敢地承担了为革命团体印刷宣言、通告、传单，甚至债券、金币票和委任状的任务。他没有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对女儿的成长步步都注入了自己理想的因子。

1891年以来，长江流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成千上万的人把各地教堂围住，向教堂吐唾沫，进行抗议的呼喊。花花绿绿的反洋教传单贴满大街小巷，在城市的街道上空飘飞。一些平日耀武扬威的传教者在街上一露头，就会遭到愤怒群众的追打。传教士们惶惶不安，一些有钱的教徒生怕财产受损，纷纷退教。接着，不断传来教堂被毁、传教士被杀的消息。美、英、法等国一面以保护传教为名，开来军舰，一面敦促清廷派兵。

宋查理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地反对洋教，但又不赞成对群众动武，便亲自到一些地方进行考察。结果他发现主要是教会权力过大，“权力使人腐化”，看来但丁说的一点不错。一些教会依仗外国势力，干预中国行政司法。传教士写一张二指宽的条子，就能让县官把无辜的农民判处死刑。一些传教者为非作歹，奸污妇女，霸占良田，这怎能不激起人民的愤怒？考察回来，查理向美国卫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博士建议，不要急于动用武力，应该首先由教会作出反省。林乐知非常不满。软弱的清政府采纳了林乐知等人的意见，对反教群众进行血腥*。查理认为林乐知的行为违背基督教义，又一次激烈地争吵之后，查理宣布脱离美国监理会，辞去该会神职，独立传教。林乐知对查理的反叛行为十分震怒，他一面组织教会人员对查理进行审判式的辩论围攻，一面密奏上海道台，揭发查理的反清言行，使查理和他的家庭处于阴谋和暗算之中。

一天，宋查理带着不满两岁的霭龄在游艺室玩耍，忽然一块砖头飞向窗户，“咣啷”一声，玻璃被打碎了。这显然是受人指使的暴徒向查理进行威胁。对这声响查理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小霭龄已经把手中的布娃娃用力抛向了窗户。查理被小囡及时的还击行为逗乐了，十分赞赏女儿类似自己的斗士天性。他跑过去捡起布娃娃，对小霭龄说：“掷得好，掷得好！像这样，再掷得有力些！”一边说，一边给女儿又做了示范。

小霭龄一天天成长，她不同于一般女孩的温柔腼腆，逐渐露出了一股类似查理桀骜不驯的个性。她爱说爱闹，很不愿意服从别人，常常流露出一种造反精神。尤其是孩子中她是老大，更喜欢发号施令，指挥一切，成为一帮孩子的班头领袖。

在宋霭龄之后相继来到世上的是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1900年以后又有子良、子安出生。当后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宋查理已渐渐发展成百万富翁，同时担任革命党的执行秘书，没有多少时间同他们相处，结果只有1890年前出生的几个孩子成了灿烂夺目的人物。这些孩子虽然是同一父母所生，遗传的因子和成长的时代环境以及幼年接触的事物却略有不同，这使他们的性格各自显出不同的倾向。

宋庆龄是这群孩子中最优秀的一个。宋家的其他孩子都长得身矮体胖，惟独宋庆龄修长苗条，她的皮肤细嫩，看上去是那么娇柔、纤弱。她的五官端正，下嘴唇微翘，眼睛里流露出温柔、遐思的神情，她似乎正从遥远的地方悲哀地观察着世态人情，为当时的中国正遭受着的苦难而伤感。她谦和、文雅，与霭龄和美龄骨子里的那种自命不凡、傲气逼人绝然不同。她办事有条不紊，就是在梳妆打扮上也很容易显示出来。幼年风风火火的霭龄和被娇惯得不成样子的美龄都是把头发匆匆忙忙地往后一掠了事，只有宋庆龄精心地梳理。她在前额上留一绺刘海，再把脑后的秀发用一条色彩鲜艳的缎带扎住，蓬蓬松松地垂在脖子后面，显得是那样清纯美丽，惹人喜爱。

宋美龄是家里的小霸王。她小时候长得特别胖，冬天让厚厚的棉衣一裹，简直就成了球形。她得了个“小灯笼”的绰号。由于三姐妹中她最小，两个姐姐都让着她，她还是三姐妹中惟一有个哥哥护着的幸运者，加上父母总是宠着最小的，美龄因此而忘乎所以。她自以为天生高人一等，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她只崇拜霭龄，在霭龄发号施令时，她静静地观察，好像在准备随时接替这个角色。

宋子文是惟一受过宋查理特殊熏陶的男孩。他的身材矮小结实，性情活泼。他有许多地方同霭龄非常相似——坚忍不拔、富有进取精神。与霭龄不同的是，他富有幽默感，谈吐风趣，与他相处使人感到轻松愉快。

霭龄以大姐的身份，对弟妹关心爱护。她办事专心致志，虑事周全富有心计，以及卓越的组织才能，使她在弟妹们面前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童年时期，这群各具特色的孩子聚集在霭龄的旗帜下，由霭龄率领在游艺室里，在宽敞优美的院子里，在风景如画的田野上，打闹嬉戏，胡乱折腾。这些看起来没什么明确目的的玩耍，却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培养和加固了彼此之间的手足之情。直到成年之后，除了宋庆龄由于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他们分道扬镳外，其余弟妹仍把霭龄奉若神明，惟她之马首是瞻。当宋家子女作为一股强劲的势力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之后，由于查理去世较早，城府很深的霭龄就成了他们的掌舵人，她是宋氏家族真正的领袖，是这个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里说一不二的国王。

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她严格遵守“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勤俭持家，严厉地管教孩子。她不允许孩子们进行跳舞、赌博，认为是不体面的娱乐活动，不放纵他们的任何越轨行为，哪怕仅仅是由于儿童好奇的天性和缺乏自控的能力。霭龄的性格使她常常和母亲发生尖锐的冲突，但母亲和那时所有的老太太差不多，绝对是家庭中的铁腕人物，任何企图对她的反抗都被她严厉地压制下去了。这些零零碎碎发生的琐事，给霭龄的心灵罩上了一层阴影，直到成年之后还不能忘怀。在她自己做了母亲后，她对自己的孩子采取了完全放纵的政策，任由他们随着个人意愿发展，结果闹出了许多乖张之事。不过幼年的霭龄也有她对付母亲的办法，何况她还有父亲的撑腰，她的童年仍是有声有色、充满欢乐的。

宋查理由于长期在美国生活，养成了终生喜吃西餐的习惯，所以倪桂珍不得不认真学做西餐，并且成了一名出色的西餐厨师。虽然查理发财以后，家里雇用了专职的厨子，但倪桂珍仍经常亲下厨房。她还把女儿们召集起来，向她们传授美式烹调的奇特花样。文静的庆龄和活泼的美龄都在母亲手把手的教导下，成了不错的厨师，甚至在她们成了第一夫人后，遇有重要的客人，她们还会亲下厨房，做一两样精致的食品招待客人。惟有任性的霭龄不喜欢母亲的传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总是毛手毛脚，不是碰翻了盆子，就是烫伤了手指，以致母亲传授了几年，她还是一技无成。惟一勉勉强强说得过去的，是她的美式烤鸡，也就跟美国最偏远的乡村里家庭主妇烤鸡的味道差不多。

刺绣是当时中国女孩的必修课，那纤纤玉指上下舞动，用五光十色的彩线在美丽的丝绸上绣出的花卉、小动物、山水云树，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精美、最*情怀的工艺品。女孩刺绣不仅在于它的成品可以装饰鞋子、枕头，有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这可以陶冶女孩们的性情，使她们变得温柔贤惠勤劳，激发她们的爱美之心。古代把刺绣称为“女红”，也即“女工”，把它与妇德、妇言、妇容并列为女子的“四德”。倪桂珍自己喜欢读书，针线活不行，可她却希望女儿们精通这门技艺。她给女孩们雇了一位刺绣师傅，那是个针线活做得相当好又有些文化的寡妇。霭龄的天性使她对这种静坐半天才能绣一条花边的工作感到沉闷无聊，她一点儿不愿意学这活计，又不敢对抗母亲，就设法捉弄教刺绣的师傅。在上海方言里，“女工伙计”与“女叫花子”的发音非常接近，霭龄就利用这个双关语大做文章。她还把自己的发现悄悄教给庆龄和美龄，每天刺绣一开始，三个女孩就轮流把这位女工伙计喊做女叫花子，然后问这问那。每一个人叫一次，其余两个就笑个不住。开始这位女工伙计不明原因，后来她终于发现了她们的秘密，就怒气冲冲地去找倪桂珍，揭发了霭龄对她的羞辱。母亲把霭龄叫来，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她说一个女孩子玩这种把戏，简直太没有礼貌，太违反基督的精神。她甚至要对霭龄进行肉体惩罚。幸亏宋查理及时赶回了家，他听了这件事，呵呵一笑，把霭龄保护了起来。他说针线刺绣之类，不学也罢，既然只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更好的绣品，倒不如给孩子们腾出时间多学点更有用的东西。从此，母亲再也不要求霭龄刺绣，直到成年后，霭龄还自豪地向人炫耀自己的胜利，并且自称她一生也缝不直三针线。

一有时间，霭龄就喜欢到大自然中寻找乐趣。她率领弟弟妹妹故意放着大门不走，而爬上不高的院墙，再翻下来跑到外面，像越狱的囚犯逃跑，或者像飞檐走壁的江湖大盗，追求这种刺激的欢乐。他们跑到农民的稻田里，抓小鱼、捉青蛙、踩倒大片的庄稼；到农家庭院附近的果树上，偷摘未熟的青果，糟踏掉农民收获的希望。开始由于宋查理经常帮助他们，附近农民都隐忍不讲，后来在霭龄率领下的这群孩子越来越像一帮小匪徒，闹剧愈演愈烈，几个农民终于踏进查理的家门，向他们的母亲告状。孩子们早吓得藏在后院的角落里不敢出来。母亲为了安抚这些邻居，决心当着他们的面教训自己的孩子。就在她遍寻不见的时候，查理又一次及时回了家。他详细询问了邻居的损失，向他们赔偿了远远超出损失数量的金钱。查理还同他们签订了一项君子协议，就是要求乡民们不要惊吓他的孩子，凭他们自由玩耍，如果糟害了谁家的东西，只要报来损失数量，他都加倍赔钱。乡民们虽然满意这种解决办法，但他们对此不能理解。

宋查理从后院把孩子们找回来，看到他们疑惧的眼神，就安慰他们没有什么，玩耍是儿童的天性，今后只管放心大胆地去玩。他还告诉孩子们，问题都已解决，今后再不会有人威胁他们。为了打消孩子们的疑虑，查理把霭龄抱起来亲她的脸蛋，接着又挠她的胳肢窝，只挠得霭龄满院子跑，其他孩子看得哈哈大笑。查理把霭龄叫做“撒旦小羔羊”。“撒旦”在基督教故事中是专同上帝作对的魔鬼的别名。但在《圣经·约伯记》中则说，撒旦也是上帝的使者之一，在得到上帝许可后对人进行开窍。查理把孩子们叫做撒旦小羔羊，明确概括了他的无为教子和他对女儿行为的欣赏与纵容。

在宋查理的庇护下，撒旦小羔羊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和张扬。在所有孩子中，霭龄同父亲一起相处的时间最多，受父亲的影响最大，两人的志趣也最相投。查理喜欢唱歌，他的嗓音纯美洪亮。霭龄显示出同父亲一样的才能。黄昏的时候，她常和父亲一起唱二重唱。她向父亲学的歌曲多是查理在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时学到的美国歌曲，因此她对西方音乐比对中国音乐更熟悉。庆龄和美龄则倾向于母亲，向母亲学习了刺绣、绘画和钢琴。

受过西方教育的宋父，知道知识对国家的重要。要投身革命，仅靠自己一代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孙中山的革命失败后，作为有先见之明的宋父，已把目光放得更远，把培育目标转移到孩子身上。再加上“三姐妹如花似玉，人见人夸”，更坚定了他对孩子培养的信心。继霭龄之后，宋庆龄7岁时，宋父把她送到中西女塾上学。

该学校的课程设置，有语文、英文、历史、地理、宗教、刺绣及烹饪等。除语文课外，一律都用英语教学，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美国人编写、在美国出版的，而且由美国的教师讲授。

由于该校的英语教学一直坚持高标准，在家庭中又有父亲的辅导帮助，使宋氏三姐妹受益匪浅，为她们日后都能够操一口令人羡慕的流利的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姐妹的英文口语，还各有特点：霭龄的低沉流畅，庆龄的文雅甜润，美龄的悦耳动听。

宋查理夫妇所以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先后送进这个学校，显然如海淑德教师所指出的，是由于宋查理早年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希望自己的女儿在这里受到完全西式的正规教育，并受到系统的宗教生活的熏染。还有一个原因，由于交通落后，当时由汉口路到虹口宋家住宅有很长一段路。寄宿于学校，可以使她们像父亲那样，从小就培养独立生活、个人奋斗的精神。此外，由于该校是慕尔教堂的一部分，而宋查理是慕尔教堂主日学校的校长，每逢星期日，他都同妻子一起来参加教堂的礼拜，这样也便于对女儿们的照顾和点拨。

宋庆龄从小爱好学习，读书非常用功，常在天色很晚的时候还在读书。父亲劝她休息，她回答说：“把功课复习好，我才快活。”她还勤于动脑，独立思考，对一时不理解的问题或不能苟同的传统观念，大胆怀疑，进行探索。学校里每星期三晚上都从社会上邀请一些有名望的客人来主持宗教讨论会。有时宋查理夫妇也来主持会议。讨论会鼓励孩子们提问题，经过公开的讨论，解决她们信仰上的疑难问题。宋庆龄常常踊跃地提问。对此，妹妹美龄很不理解。有一次星期三晚上讨论会结束后，她生气地责问宋庆龄：“你为什么向李牧师提问题？难道你不忠实信仰？”宋庆龄只是莞尔一笑。

当时小宋庆龄爱留短发，不像别的姑娘那样讲究穿戴。她特别喜爱英语和文艺。她生性文静腼腆，在文艺演出时却很大胆，演技颇好。她曾参加该校低年级的一次期终演出，在剧中扮演一位公主，这位公主后来被加冕为皇后。宋庆龄的演技，博得在场教师和家长们的赞扬。演出结束后，宋查理的一位朋友登上台高兴地叫喊道：“这样一来，宋先生就是皇后的父亲，国王的岳父了！”当年的这个笑话，想不到与后来宋庆龄嫁给大总统孙中山成为国母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据文字记载，举办周日晚会已是宋家惯例。同时也看得出，这是宋查理教育熏陶孩子的一种刻意的安排。歌舞最能为儿童所接受。渐渐地，在这个欢乐的家庭里，人各有志，宋霭龄继承了父传——唱歌，宋美龄学会了跳舞、作画，而宋庆龄则继承了母传——弹琴。唱歌、跳舞、弹琴都是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的。从小看大，日后，这种无意的选择也影响了她们各自的性格。唱歌使霭龄泼辣，跳舞使美龄活泼，而弹琴则使庆龄内向深沉。这种性格又使其在*的社会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霭龄爱钱，美龄爱权，庆龄爱国”，此话自有一番道理。三姐妹如洛阳牡丹，各有风韵，令世人敬仰。成年后，政治变迁人生沉浮时，三姐妹时常沉浸在童年的欢乐回忆中。

晚会陶冶了她们的情操，晚会给了她们施展才华的机会，晚会使她们成为大家闺秀，晚会又使她们与害羞胆怯绝缘。同时，三姐妹的性情也在晚会中孕育。虽然政治把她们分开，但这种姐妹亲情却在她们陷入隔离痛苦时，用琴声、歌声、舞姿来表达。据说宋美龄60岁已告别“舞台”。可是，宋庆龄则不同，直到晚年她的卧室兼办公室里，还摆着一架古色古香的钢琴。工作一天后，在寂静的夜晚，关上门来，弹奏一首首贝多芬的乐曲和美国西部民歌，寄托自己的情思，也是对父母以及姐妹的一种深情的怀念，成了她高尚的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父亲的安排，三姐妹和三兄弟都要步父亲后尘，到西方接受最好的教育。

宋庆龄和宋美龄初入学的这座学校坐落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的一个小镇西部，与田园接壤。校园里绿树成阴，环境幽雅。与其说是一所学校，不如说是一座公园。该校为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创办，其丈夫是俄国人。早在1906年宋父在美国筹款时，曾随温秉忠来过该校参观访问，波特温小姐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给宋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当宋父向波特温小姐提出让两个女儿来学习之事时，波特温小姐当场应允下来。

宋庆龄和宋美龄随姨夫温秉忠向波特温小姐报到后，着实使波特温小姐吃惊的是，查理竟还有这般美丽的两朵金花！姐妹俩个头差不多高，如同仙女下凡一般，备受波特温小姐关照。

“两朵中国金花”置身于校园，学校师生间也着实掀起了一阵波澜。他们以友好的态度接纳了这对亲姐妹。两姐妹也给师生们留下了迥然不同的印象：宋庆龄庄重、文静，再加上她年龄比其他同学大的缘故，一般不参加“那些小孩子玩耍和嬉闹”；而宋美龄天生的活泼和欢跃，而且有点男孩子般的淘气。也许正是这些，她比姐姐宋庆龄人缘好，大家都愿意和她一起玩。

两姐妹担负父辈的使命，一进校园就如饥似渴地埋头于功课的学习中。迎着晨曦，校园的树林深处，常有她们背诵单词的身影；萨密特市图书馆闭馆铃声已经敲响，姐妹俩仍不离开位置，馆员路易丝·英里斯催了几遍，她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英里斯事后回忆此事时，感叹地说：“宋庆龄——严肃的那一个，贪婪地阅读着成年人看的小说和其他政治书籍，而跟她一起的那个女孩，对这类读物兴趣索然，她喜欢《兔子彼得》一类的童话故事。”(《萨米特先驱报》1942年5月21日)

宋父有话在先，美龄贪玩，让宋庆龄多管教她一点。父亲的话应验了，美龄着实使宋庆龄操了不少心，好在她能听姐姐的话。

两姐妹在萨米特市度过了一年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后，1908年9月5日，宋庆龄如愿以偿，考入了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她又把美龄安排在离自己较近的避暑山城德英雷斯特的皮德蒙特学校，住在霭龄一个同学的母亲英斯夫人家中。

每周礼拜日，宋庆龄都要带些水果之类的东西来看美龄，常和霭龄碰到一起。三姐妹相聚，手足亲情，异国思乡的愁云代之以歌舞、谈笑风生……后来三姐妹因政见不同而分手。但这段姐妹亲情，常在她们回忆中出现，令她们感慨，甚而痛不欲生。她们真正地感悟到：思想虽有分歧，世界贵有亲情。

像所有考取大学的学子一样，宋庆龄的心情是何等高兴！接到正式通知书的那天，宋庆龄激动得热泪盈眶，爸爸妈妈给自己定的第一目标实现了。她想到给远在上海的家人写信报喜，回忆初来美国时爸爸的嘱咐，憧憬未来大学的新生活，她该怎么样地努力……一封家信，她写了足足5000字。不久，远在大洋彼岸的宋父来信了，信中对宋庆龄考取大学表示祝贺，同时，宋父又把国内的一些情况告之，包括他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秘密。她崇拜父亲，也崇拜父亲的朋友。

三岁的时候，她与父亲一起认识了那个体内蕴含着无限激情，做事一往无前的小胡子革命者，并且他还抱了她、亲了她的脸颊。当年他与父亲的那场摔跤比赛给她童年的记忆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她在中西女塾读书时，中山先生是他们家的常客，每次都给她讲一些饶有风趣而富有寓意的故事。在美国读书时，父亲的来信几乎都提到了中山先生的活动，好像这位领袖是他们家庭中的一员。

宋庆龄所考取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就装点在这个花园式的城市中。按宋庆龄的话说，梅肯这座年轻的城市是她的第二故乡。她一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就被这里田园牧歌般的风土人情迷住了。

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创立于1836年，原名为佐治亚女子学院，1843年改为现名。它是附属于联合卫理会教堂的私人性质的女子学院，开设的课程有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文科、教育和美术等，实际也是一所高收费的贵族学校。

学院教学质量上乘，环境幽雅，宋庆龄学习更是勤奋。此时的宋庆龄对学院所设课程均有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她的各门功课均在优秀之列。不知什么时候她对哲学这门艰涩的课程也发生了兴趣，学起来如痴如醉。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她文学及写作水平的提高，使其语言富有哲理和思辨色彩。

朝气蓬勃的宋庆龄不甘寂寞，一心要实现自我价值。她不满足课堂的说教，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宋庆龄，是这样写的：

“1912~1913年，校刊《威斯理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演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

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一个人能从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给人印象深刻，热诚，受人喜爱。她确实是这样，而且将始终是这样。

宋庆龄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假期中三姐妹结伴旅游佐治亚州著名的阿巴拉契亚大山。

旅游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消遣，或是陶冶情操，或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之举。而对宋庆龄则不然。她已在关注社会，关注祖国的命运，因而这次旅游，每住一个村庄，她都多方面地接触乡民，体察民情。在科德角一个女童子军营地的营火晚会上，宋庆龄用中国话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题目是《给妇女选举权》。虽然在场的美国女孩子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宋庆龄的表情和语调是如此生动传神，以致她们似乎都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这一次表演使大家很感兴趣，并给别人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宋庆龄在美国学习期间，她所在的佐治亚州，正是美国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的留守中心地带。她对黑人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美国当时非常突出的社会主义思潮或工人*、学生罢课已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因为她由此想到了自己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1912年，美国议会选举中，社会主义者候选人所得的票数之多是空前绝后的。竞选总统的尤金·弗·德布斯得了近100万张选票，在当时美国的选民总数中占了上风(当时宪法规定男子年满21岁才有选举权，黑人的选举权有其名无其实)。社会党的周刊《理智的呼声》发行量为50万份，在1912年这个选举年里，又加印许多，总数达3600万册，平均大约三个美国人就有一册。同年爆发了纺织和其他行业工人的大*等，这些对宋庆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后，她赞成孙中山的共和救国主张，直到与孙中山结为伉俪，应该说都是有共同思想基础的。

宋庆龄大学二年级的那年，也即是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党起义成功！”

此时宋庆龄按捺不住心头的高兴。英雄孙中山，这位父亲的老友，令她无比敬仰。出于对英雄的崇敬，宋庆龄很想见见他。限于条件，她只能把这种崇敬埋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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