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知中国历史的人自然知道陈胜是个大人物,他和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最终导致秦朝政权的谢幕。而这场起义的口号具有十分的爆发力,他们的政治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历史学家们分析说,这个口号隐含了两个重要的观点:其一,直接质疑、甚至否认王侯将相与庶民存在天然的差异,题外之意是人人都可以称王称将;其二,目前的政治格局并不合理,人为的力量可以导致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历史学家们把注意力放在第二点上。
这一口号的提出,对于“谪戍渔阳”而“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的“闾左”(秦朝时的弱势群体)来说,显然具有强大的鼓惑力。在这个口号的呼吁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
徒属皆曰:“敬受命。”……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以东,攻�、�、苦、柘、谯皆下之。
当然,这是按传统的套路解释历史。在生物学家们看来,这一口号具有更丰富、更有趣的含义。和历史家们的眼光略有不同,他们把注意力聚焦在这个口号隐含的第一层内容上,也就是:王侯将相与庶民是否存在天然的差异?是否人人都可以称王称将?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曾经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如果承认存在这种天然的差异,则等于说这场起义没有合理性。这对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新政权来说,是当头泼冷水。显然,当政者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这种观点流行于市井之间。
但是,更早的时候,社会学家、生物学家潘光旦(1899~1967)就研究过类似的问题。按照他的解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实际上是孟子倡导的“人人可为尧舜”的“平等哲学”在政治斗争中的运用。要回答上述问题,就需要回顾“平等哲学”演化的思路轨迹。
按照潘光旦的理论,“平等哲学”是这样产生的:“初民”刚刚脱离自然而进入社会组织形态,这时的权力分配遵循的是自然的法则,“比较优秀健全”的人物担任社群领袖,稍微差一点的依次递降,这样自然分成阶级。人类学家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印证这种说法:在低等文化社会中,个人差异只在于名望,而名望又视乎个人的能力与品性。
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就阐释过。试将相关的论述翻译为白话文:
“人类在他的原始阶段跟万物一起生存,那时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像禽兽那样抓扑啃咬,而且身上也没有羽毛来抵御严寒,不能够光靠自身来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荀卿说过:‘人类一定要借用外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借用外物来求生的必然会相争,争个不停,一定会去找那能判断是非的人而听从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时候形成的社群领袖与普通民众,并不是外力威逼、政治选举、政治斗争的结果,而是充分依据自然的法则——优胜劣败的法则,而且具有充分的生物事实为依据。
之后,随着文化日益发展,社会形态日益复杂,社会思想日益丰富,这个由自然法则产生的“自然阶级”开始进入“社会阶级”。除了一些极少能保持来自祖先的贵族身份之外,大多数贵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代之后,遂与平民为伍。也就是说社会权力的分配日益脱离简单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优胜劣败,而是取决于更为复杂因“优势”与“劣势”的对决。
在这个过程中,由生物事实形成的“自然阶级”被彻底攻破。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一些弱智的人执掌了权柄,一些优秀的人才落魄终日。
这样的社会结构当然不会稳固。身处卑贱而智力优秀的社会分子目睹同类遭受种种的不公平,除了一小部分人用乐天知命聊以自慰之外,另一部分人必然质疑:难道事情本来就该这样吗?那帮占据高位的人真的比我优秀吗,难道不是遭遇好的结果吗?我郁郁不得志难道是我很差劲吗,难道不是遭遇不好造成的吗?
这种思想一经社会多数的发酵,最终的共识是:由境遇的不一致,推而至天赋一致。这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哲学——“平等哲学”:最初,人的天赋是一样的,只是由于营养不一样,教育不一样,机会不一样而导致了种种的不平等,贫富分化、贵贱分差、智、贤、愚、不肖,是社会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生物固有的现象。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这种哲学要求重新梳理社会因素,建立一个“人尽其用,物尽其美”的公平社会。
我们发现,这种“平等理论”实际已经背离了他们祖先最先的思想与实践,因为他们的祖先相信人是存在生物差异的,天赋的差异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那么该如何回答陈胜的口号?我们相信,在秦朝的时候,社会阶级显然早就脱离了简单的“生物阶级”,王侯将相与庶民的落差显然更多是社会综合因素造成的结果,其复杂程度从“指鹿为马”的政治阴谋中可见一斑。显然,这时的王侯将相与庶民并不存在天然的差异。
至于是否人人都可以称王称将,则看潘光旦所绘制的图便一目了然(注意三角形底部的横向加粗):
吊诡的是,口号的提出者陈胜的天赋是超群的,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与一起“庸耕”的人绝对不一样,这在他给地主耕田时就表露出来,他的伙伴感叹的是“若为庸耕,何富贵也”,而陈胜把他喻为“燕雀”,自己则为“鸿鹄”。
史家多以“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为精彩之笔,然而生物学家们更加欣赏他常常“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的态度。
生物学家们解释说,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的法则同样普适于人类社会。事实上,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来阐释,无论陈胜、刘邦,还是武则天、朱元璋、列宁,这些历史人物都有独特的政治DNA:个人生命可以抛弃,名誉可以折毁,但功业必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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