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军事上有两大突破，一是曾国藩针对绿营兵的弊端，在军队编制、将弁选拔、兵勇招募等方面，仿效戚继光束伍成法而加以发展，作了兵为将有的大胆尝试，使晚清军队发生了一次大转折；一是袁世凯在小站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订了一套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粮饷制度等为内容的建军方案，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淮军的旧制，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成为中国近代陆军的草创先河。
小站练兵的成功之秘，重要的一项就是律兵极其严格。新建陆军的治军章程、律条、法令周备而细致。对于士兵遵章守律突出的，记功、赏银或提升，对违章犯纪的，严惩不贷。惩罚之法有打军棍、插耳箭示众、罚扣薪水等，最严厉的惩处就是论斩。《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十八斩”，规定了十八项违规现象要处斩：其中包括临阵不听号令、临阵退缩、诈功冒赏、逃亡、装病、监守松懈、贻误战机、首领战死兵丁不前、失火误事、抛弃枪械、泄露密令、烧抢奸淫、造谣惑众、惊呼扰军、打架斗殴、违抗军令、夤夜离营浪游、官弁纵兵扰民、吸食鸦片、酗酒赌博等等劣行。
《查拿逃兵法》规定，在小站附近各道口隘派员设卡，专门捕抓逃兵，每拿到一名，赏银二十两。逃兵被抓回，“以军法从严惩办”。新建陆军常常集合全军处决逃兵，杀一儆百。设卡之处所，俗称卡子房，至今小站北边津歧公路上，仍有一个地名叫做卡子房，那即是新建陆军查拿逃兵的历史遗存。
1899年，袁世凯上奏的《特参都司张国栋等片》写道：“训练营伍，纪律为先，其庸劣之员，必须随时惩治，方足以儆效尤而严军政。”奏折讲把花翎补用都司张国栋、哨兵千总杨正国革职。就因为他们一个外出购马沿途向地方索要饭钱；一个纪律废弛，不知振作。除却这类参奏革职的情况外，袁世凯从不姑息兵目越轨违纪。一次，他偶尔独自外出巡查，下边营房一个小军官吸食鸦片烟，被他正好遇上，尽管小军官跪地求饶，他还是亲自用腰刀当场把吸毒人的首级砍了下来。每月小站新军发饷银，长官一定亲自点名，按名发给。一次，发现饷银有假，铁币镀银冒充银圆，士兵大哗，袁即令执法处斩杀了粮饷局的几个军官。
小站盛字营的农民，当年每日都会遇到操练的新军队伍——盛字营的小张庄，最先为河南彰德府张家营的移民（张家营曾是袁世凯的祖籍）。秋日稻谷上场时，路边到处脱粒扬场，新军训练的队伍，从飞扬的稻谷中经过，军官却不准影响农民干活儿。
新建陆军的禁令，陆续颁出有三十八项之多。每项都是针对军中发生的现象制定的。比如，勇丁扰害乡闾，“允许地方百姓指认该勇号衣，据实控诉，或扭送来辕，以凭查办。”等等。据史料记载，袁世凯认为“号令不行，溃散之由也。历久生懈，废弛之基也。姑息情面，军家之忌也。”因此，他曾用惩罚自身的办法，来警示官兵，自罚薪水十分之一，交执法营务处，作为建立昭忠祠的基金。以儆全军。就在袁世凯这次自罚之后，对各级军官、洋员以至于下边的士兵各样的处罚接踵而来。
一次，马队哨长范树杞演练走排时，帽子上的翎枝掉在了地上。操练中，正兵刘朝举忽然下马拾取，违犯了操规，被罚了二百军棍，哨长范树杞被责摘去顶翎。正兵李允德出操路上，乘驴代步，棍责二百。其所在右哨哨官李凤举、哨长陈熙春、张永胜分别记过一次。正兵范荣新，在队伍回营时，背枪出队，因河堤柳阴下买食甜瓜，被插耳箭示惩。其所在营的领官吴金彪摘去顶戴，其所在哨的哨官张殿如责打二百军棍。哨长刘三胜带领本哨奉命在东寨门内一带巡逻，巡逻的兵丁竟敢带着刺刀潜赴河南，擅离职守，遭到严惩。这里所说的河南，是指小站马厂减河南岸。据小站老人回忆，河南实际是指妓院坐落的地方。炮队中哨，拉炮的兵丁任意喧嚷，摘去该哨官徐武魁顶戴。马匹不肥究治马队。哨官穆永胜，在京求人向袁世凯请托提拔晋升领官，结果不仅不提拔，反而将其哨官的顶戴也摘去了。哨长李殿文于操演时，在河边呼唤对岸的闲人，责打五百军棍，并摘去顶戴。
新建陆军正是靠了这种严正军纪，有错必究，绝不偏袒，才造就了一支足以使袁世凯左右中国历史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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