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青岛市福山支路5号的康有为故居
康有为与梁启超，他们作为近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化人代表，不仅对近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文化等改革维新方面建树颇多，而且在科学、经济、理财、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也产生重大影响。
在广州东方文德广场特约支持下，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广东康梁文化研究会、广州万木草堂文化品牌工程组委会联合主办的“南粤先贤——寻访广东近代历史名人足迹”之康梁改革思想报道，为探寻康梁的千面人生，本报记者远赴青岛、北京、天津等地，透过他们的故居展览、专家介绍了解两人对当代社会的风气影响。
康有为脸谱之旅行家：16年游历30多个国家和地区花2.8万克朗买下“康有为岛”
青岛康有为故居纪念馆的提文凤女士告诉记者，“康有为是19世纪末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近代中国行世界之路最长的思想者。1898年至1913年的16年间，他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历美、英、法、意、加拿大、希腊、埃及、巴西、墨西哥、日本、新加坡、印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他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经济风俗进行考察之余，还展开了跨文化对话，创见颇多，缘此而形成的文化史观博大精深，对今天仍然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认知价值。”
提文凤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是有史可考进入北极的中国第一人。”1908年，康有为与北极光有过一次梦幻般的邂逅。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遭遇的奇景：“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绝。”如非亲眼目睹，一个封闭国度之人难以如此生动地描述“午夜时分，却日如正午”的极光美景。
1904年，康有为还在瑞典买下了一个小岛，并在岛上搭建了中国式的园林建筑“北海草堂”。据广东省社科院的赵立人研究员考证，康有为花了2.8万克朗买下，又花了7999克朗进行修缮。“房屋虽非广大，但约可供十人居住，而且家具及装饰极其豪华，似乎颇为富裕。”
时至今日，当年草堂遗迹已荡然无存，这个小岛也早已被瑞典人收回。但当地的华侨仍习惯性地称这个小岛为“康有为岛”。
康有为脸谱之私立博物院长：为洗“奇耻大辱”筹办博物馆数度把收藏文物公开展示
来自南洋的鳄鱼标本、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模型、伯利恒握笔盒、欧洲猎童汉白玉雕像……记者在青岛康有为故居中看到了一件件浓烈异国风情的文物。
康有为游历世界期间，每至一处必去当地博物馆游览。异国文物之盛貌让他自惭形秽：“我国之大，以文明自号数千年，而无一博物院以开民智。欧美人每问吾国博物院，事为赧然面赤，奇耻大辱未有甚于此者。”
提文凤说：“康有为深感近代公共博物馆在启迪民智方面的独特作用，‘百日维新’时曾将倡办博物馆作为新政之一，得到光绪帝的首肯。流亡海外期间，他以行家的眼力，购买了不少珍贵文物，当时便计划回国后开设博物馆。因此，他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博物馆的首倡者。”
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隋永琦认为，“康有为在青岛期间，曾数度把自己收藏的国内外文物珍品进行公开展示，辅以文字说明，一时间天游园俨然是一家私立博物馆，莫名前来观看者络绎不绝。能够在中国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博物馆，是康有为长期以来的梦想。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丰富遗存一旦与完善的文物保护体系有效连接起来，完全可以成就世上最灿烂的博物院。”
康有为脸谱之实业家：投资均以失败告终
环游世界，所费不菲，康有为经济来源何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陈明远认为，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依靠华侨创办实业，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支柱。
1899年7月，康有为在温哥华成立保皇会。记者在该公司当年发布的声明中看到，入会者需“捐美洲银一圆，以为本公司支用……公司中捐款，无论多少，将来作为五金煤矿股份。”尤其令华侨们心动的是，“凡捐款万圆以上，可破格给予世爵，子孙袭封。捐五千圆以上者，有欲承办开矿工商等事者，皆优予权利，至破格封爵。”“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
据当时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奏报：康有为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拥有至少六十万洋银的现金流。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跨国公司”，仅发电报一项，耗费逾十万元。
“康有为的公司几乎全都以失败而告终。”广东省社科院的赵立人研究员说：“各公司账目混乱，商股与会费不分，大量股金被挪用。到1908年，保皇会不仅不能给股东派息分红，而且商务公司与华墨银行均有亏损，不敢向股东公布，导致股东愤怨沸腾。”
梁启超脸谱之预言家：小说中预言1962年上海开博览会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上致辞时说：“中国与世博会关系源远流长，一百年前就有中国人提出要在中国举办世博会。”温总理特别指出：“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曾提出在上海举办世博会，渴望自己的祖国‘睡狮破浓梦，病国起沉疴’。”
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新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杂志上发表《新中国未来记》。他在小说开篇的“楔子”处写道：公元1962年正月初一，中国政府在南京隆重庆祝举行维新五十年，各国全权大臣在这里签署太平条约，并向中国表示祝贺。那时候，中国决定在上海举办“大博览会”，这个博览会旷古未有，“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认为， 梁启超预言的“上海世博会”的“不同寻常”之处，“不在于展示各种产品，进行各种商务活动，而是将其办成来自全球各种知识、观念、宗教、思想碰撞与交流的公共空间”。在他看来，思想的“展示”要比物品的“展示”重要得多。
梁启超脸谱之股评家：“股份有限公司须有法制和信托责任”
近日深沪股市连连上演跳水大戏，令股民一片愁云惨淡。而梁启超早在百年前就已针对中国股市的弊端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良思想，时至今日竟然仍发人深省。
经济学家郎咸平用“乱世智者”来称呼梁启超。郎咸平说：“梁启超认为，‘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我们只仰慕着公司的名字就开始炒股，而不考察公司的实际基本面。同时，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股市缺乏‘信’，即缺乏信托责任。这个批评放到今天来用适不适合？比如大小非的问题，在2008年股市这么低迷的情况下，我们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竟然还敢抛出股票，让股价跌得更凶。他们缺乏什么？缺乏对中小股民的信托责任。”
“梁启超还指出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问题在哪里。宣统二年，就是在中国股票市场第二次崩溃的时候，梁启超撰文称，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强有力的法制国家才能生存。他说，中国不知法制为何物。”“同时，他认为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责任心强的国民才能够成功，也就是说，必须有信托责任，而中国人则不知有对于公众的责任。”“为民创富需要责任与良心。”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其“灵魂和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精神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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