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高考”现场
首次高考开始于1902年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高考，是在1902年10月14日进行的。当时，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之后，京师大学堂准备正式举行招生考试。生源从哪里来呢?还得向各省求助。京师大学堂为了招到最好的学生，向全国各省督抚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给予积极配合和支持。督抚们也很配合，先是在本地进行选拔，择优录取。这相当于初试。
初试之后，把优秀学生送到北京，参加京师大学堂组织的统一考试，这就算复试了。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好几年，这次考试就全面向西方靠拢，采用百分制评定考生成绩，以60分为及格，100分为满分。大家记住了，中国以60分为及格分数，是在1902年开始的。
这样的高考也是按计划招生，也分文理科，只不过时间比较短，只存在了短短三年。
1938年，教育部设立了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负责全国统一高考。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简章;命题阅卷及出台录取标准; 制定及颁布试题;复核成绩;决定及分配录取学生。同时，它还负责研究招生制度的改进及其他相关事宜。同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
全国统一高考受到了大家的欢迎。道理很简单，相对于高校自主招生来说，它更公平。相对于用八股文考试的科举来说，它更科学。
但是在战争时期，全国统一高考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找不到一个安全的考室。南京、上海、北京都被日军占领了，显然无法设点进行考试。武昌、长沙、吉安、广州、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南郑、福州等仅有的十来个招生区，又面临着日军狂轰滥炸的危险。加之考生千里迢迢地从家乡赶到这些地方考试，人身安全又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到了1941年，全国统一高考就暂时中止了。直到1949年以后，才分别在大陆和台湾进行这种统一高考。
在1912年到1937年之间，民国高校招生都是各校自己组织进行，命题也是各校自己出。这就是大家现在很提倡的“自主招生”。
在这种招生模式下，高校有充分的自主招生权。比如，那时候很多大学都开办“预科班”，或者叫“先修班”。在“预科班”中读书的学生，有50%以上可以免试在自己学校读大学。
除了“自主招生”外，教育部还曾经制订和推广“联合招生”、“委托招生”等招生制度。就是由教育部划分考区，在本考区内进行统一的高考。然后呢，由一所大学牵头，召集一部分大学联合在一起进行招生。比如，西南联大就曾经作为牵头学校，组织各大学进行联合招生。
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民国高考试题是什么内容，难不难?可以从具体例子上来看：194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的联合招生国文试题，堪称简单至极。题目就两道，一是作文：学校与社会;二是解释成语的意义：指日可待、变本加厉、隔岸观火、息息相关。
抗日战火中的高考
1939年全国各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是这样的：“统考的科目为两项：一为笔试，一为口试。口试只面对考师范学院者。笔试分三组：第一组为文、法、商学院、师范教育、史地、家政等学系;第二组为工学院各系，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土木等系;第三组为医学院，农学院各系及师范博物系等。三组的考试科目均为七门，有四门是完全相同的，即公民、国文、英文及本国史地。此外，数学三组都考，只是难易深浅不同。”由于考试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因此也附加了条件：“今年监送试题，因交通及时间关系，分五路出发……为求迅速，大多数均乘飞机出发，送题专员最后达到并须负监视责任。各区为预防考试时遇有空袭或试题泄露，得自行预拟各科试题一份以备发生意外时应用。
1939年考生共有两万零六人，地域太广，试卷太多，交通困难，所以采取分区阅卷，评分标准分为“全对、半对、不对三等，或优、良、中、下、劣五等，并说明各题应得分数，总分为一百分。”
民国时的高考作文
民国时期也有“高考作文”。自1912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没有搞全国统考和联合招生，高考全由各院校自行招生，但也须到教育部管理备案。至于是否考作文、怎样考，则是各有各招、各自命题的。只是1938至1941年的三年多里，由于全国各大学纷纷迁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比较安全的“大后方”，才实行全国统一招生，但作文题还是各出各的。
1929年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只是一道作文题，考生写好作文就行了。那年作文题分甲部、乙部，其甲部试题是：“清季曾、李诸人(即曾国藩、李鸿章)提倡西学，设江南制造局、翻译科学书籍甚伙，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对于当时社会影响甚微?试言其故。”乙部试题是：“清儒治学方法，较诸前代，有何异同?试略言之。”1932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要考生将诗圣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翻译成白话散文。
1932年清华大学的国文考试，有三四题目供考生自选，其中一题是“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要考生对下联。“孙行者”即人们耳熟能详、协助唐僧西天取经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下联三个字当然也应该是个人名，此题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结果只有三位考生对上，较佳一联对的是“胡适之”。“胡适之”是当时北大名教授(后为北大校长)。这里，一为神话人物，一为当代大儒，“孙”对“胡”(猢狲)，“行”对“适”，“者”对“之”，可谓对仗工整、严丝合缝，既有趣又合乎要求。另一位考生答得更好，他写的是南北朝著名数学家祖冲之，“祖冲之”对“孙行者”，更是天衣无缝的“绝配”了!
出这道题的是清华名教授、国学大师陈寅恪。有人认为陈寅恪出此怪题是为了调侃一下胡适，其实非也，陈寅恪内定的标准答案是祖冲之和清代学者王引之二人。楹联也算我国国粹之一，陈寅恪希望通过“对对子”的形式来检阅考生的古文基础和国学修养，其初衷和用心之良苦不言而喻了。一九四六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招生，作文题是《学校与社会》，这道题目很简单，容易驾驭，挥笔即就，多数考生不慌不忙信手写来，不到半小时就写出一千余字，当时京津一些报纸副刊还争相摘录刊登该届高考范文呢。
破格录取 佳话频传
一些文学青年挥笔著文每每得心应手易如反掌，但在数学面前却往往如临深渊束手无策，其命运如何呢?民国时期一些青年才俊的高考经历，也颇值得回顾的。
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有着十分优良的“破格录取”传统。
1917年，北京大学在上海组织了一场自主录取考试。当时，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先生也参与了阅卷工作，他负责国文阅卷。他看到一位叫罗家伦的考生，作文写得非常棒，便给了满分。可后来得知，罗家伦虽然国文很厉害，可数学却考了零分，而且其余各科成绩也并不出众。怎么办呢?胡适在招生会议上，力主“破格录取”这位偏科严重的考生。幸运的是，主持招生会议的校长蔡元培也支持胡适的建议，最后，力排众议将数学考了零分的罗家伦招进北大。
事实证明，蔡元培和胡适的决定是正确的。罗家伦不但成为“五四运动”的得力干将，1928年，还以北伐少将的身份，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改组后的国立清华大学首位校长。
胡适“破格录取”的不仅是罗家伦一位。1933年，“合肥才女”张充和报考北京大学。四门功课中，张充和除了数学为零分，其余三科都考得很好，总分超过了录取线。但是，那时候北京大学出台了一项规定，数学为零者一律不准录取。当时胡适已经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很喜爱张充和的才华，当即向数学评卷老师提出请求，请他无论如何在张充和的考卷上找几分。可这位老师也很坚持原则，坚决不改。胡适就跑到校务会上去闹，最终北京大学将张充和录取才算了结。张充和也成为当年北大录取的两名女性之一。
北京大学这种“不拘一格录人才”之风，甚至也感染了清华大学。作为“破格录取”的受益者，罗家伦在清华大学也“破格录取”了不少大师级人物。
一九二九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数学考试遭遇“滑铁卢”，只得了十五分，但国文和英文成绩却特别优秀，英文还得了满分，当时的清华校长罗家伦打破常规，破格录取了他。从此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多了一位学术大师，其日后的代表作《围城》、《管锥编》、《谈艺录》 等更是名满天下。无独有偶，一九三○年吴晗报考北京大学时，国文、英文各得了一百分的满分，数学却考了零分，北大不予录取。他不甘心，又转考清华大学，结果国文、英文又考了一百分，数学依然是零分。但清华大学经过慎重考虑，毅然决定破格录取他为历史系学生。吴晗果然不负众望，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其杂文《谈骨气》还入选中学课本，至今被人们广为传颂。
臧克家的传奇：作文3句话被破格录取
一九三○年，二十六岁的青年诗人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二是《生活杂感》，两题任选，而臧克家却把两题都做了。他写的《生活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独具异彩的三句话“杂感”短小精悍却极富哲思，立即打动了主考官闻一多，闻一多咏诵再三拍案叫绝，破例给了他九十八分的高分。结果，虽然臧克家数学考试只吃了“零蛋”，还是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了。其实当年闻一多报考清华时，也是因作文过于优异(其它科目平平)被主考老师赏识而破格录取的，闻一多对臧克家恐怕也有“惺惺相惜”的心理罢。臧克家因此成为闻一多的高足爱徒，与另一诗人陈梦家合称“闻门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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