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死，一方面是因为元朝统治者的残酷和他的不屈、节烈，另一方面，江南故国自己人对其殉国的巨大期望，甚至生祭他，督促其早死，也促成了文天祥最终被押上刑场。
从文天祥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尽快舍生取义了。
喊出这种“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庐陵（今吉安）的同乡王炎午。王炎午曾是文天祥军中的幕僚，却很快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并“躲过”了在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命运。
当时28岁的王炎午，闻知押送文天祥的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炎午将此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被押解可能经过的赣州、吉安、榉树、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等醒目处。还派人在各处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用权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气馁”，“岂不惜哉”！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去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文化对文人的气节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这种气节观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已存在，在其后更甚，但是像王炎午这样大胆地直接提出希望，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的，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终于杀身取义，壮烈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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