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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办教育:是教人做主人 做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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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05-23 15:24热度:加载中...

陶行知办教育:是教人做主人 做自己的主人

 陶行知办教育:是教人做主人 做自己的主人

  今年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诞辰120周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近百年来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非凡个案,重温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从中可以获得些许镜鉴。

  镜鉴之一:“若无真正之公共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

  陶行知早年曾试图行医济世,但广济医学堂歧视不信教学生的作法扑灭了他的梦想。1911年,在金陵大学学习的陶行知开始追随孙中山,主张民主共和,热心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陶行知回到徽州,任初成立的府议会秘书半年,其间他参与了余德民等人在屯溪阳湖余家庄的武装起义,并在华山岭进行了一次枪战。起义失败后,陶行知又回到金陵大学继续其学业。

  但是,新建立的政权孱弱,领导起义的余德民等人的败走,让陶行知体验到新建民国犹如聚沙成塔,存在着种种严重缺陷,单纯的武装斗争的结果只能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因此,他意识到: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国家最为根本的途径是教育而非军事,唯有教育才能改变人心,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他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提出了自己的人生准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他认为,谋国民全体之福利,应“视人民为社会之主体”,强调“政府者人民之政府”,而共和发生危险的原因在于国民程度不高、“媚民政客”与“选举理事”式的伪领袖存在、“一党自画”的党祸难防、乌合之众的多数横暴现象出现。“故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

  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致罗素的信中更明言:“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深信若无真正之公共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共教育体系,以使他们能跟着美国人步伐,发展和保持真正之民主国家,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

  镜鉴之二:“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

  陶行知说:“我的志愿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毕生始终不渝朝这个目标去做,先后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他通过行动,改革旧教育,建立“新教育”,以调查为基本依据,以试验为根本方法,充分利用试验主义作为立新破旧的工具。他批评中国教育依赖天工、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偶尔尝试,凭空构想,一知半解,武断从事,断言:“欲教育之刷新,非实行试验方法不为功”,“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陶行知所倡导的试验,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缺少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精神。它能开创新局面,也会遇到大阻力。他认为,注重试验的教学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养成学生独立思想的能力”,试验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会试验的教育家和会试验的国民。

  1919年,陶行知对他所提倡的“新教育”概念作了系统阐述,即适应建立“富而强的共和国”的需要,一方面要培养好领袖,另一方面要培养“新的国民”,“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他主张试验不是只待在实验室里,而是认同“要拿平民主义作教育的目的,试验主义作教育的方法”。

  镜鉴之三:“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陶行知是从平民中走出来到美国留学而成为大学教授的,然而早年的艰苦求学经历以及受助于人养成了他助人为乐的品质,也奠定了他为民立言的思想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平民思想”深入人心,陶行知当时已意识到:中国教育缺乏民主,集中反映在人民不能平等享受教育权,因此,既要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级,也要打通深沟竖垒的纵阶级,使人人受到平民教育,“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1922年,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舞台,成立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大力推进平民教育。他和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发起人声称:要以“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推行平民教育。1923年11月12日,他在家信中写道:“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此后,他拿出全部精力推行平民教育。1926年,陶行知怀着“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远大抱负走向乡村,创办了晓庄学校。

  镜鉴之四:“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陶行知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社会最缺少的是民主,所以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不仅在社会上积极参与民主运动,也大力倡导民主教育。他主张:“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为实现创造的民主和民主的创造,他还提出了“六个解放”——要解放眼睛,敲碎有色眼镜,教大家看事实;解放头脑,撕掉精神的裹头布,使大家想得通;解放双手,剪去指甲,摔掉无形的手套,使大家可以执行头脑的命令,动手向前开辟;解放嘴,使大家可以享受言论自由,谈出真理来;解放空间,把人民与小孩从文化鸟笼里解放出来,飞进大自然、大社会去寻觅丰富的食粮;解放时间,把人民与小孩从劳碌中解放出来,使大家有点空闲,想想问题,谈谈国事,看看书,干点于老百姓有益的事,还要有空玩玩,才算是有点做人的味道。有了这六大解放,创造力才可以尽量发挥出来。

  1944年10月13日,陶行知致信校务会议说:校务会议是民主教育之组织,希望列席者不是为会议而会议,而是为民主的学习而会议。一切提案宜有整齐形式,兼提出理由及具体办法。我们要创造的民主,民主的创造,我们不要庸俗的、形式的、空谈的民主,也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英雄的、少数人的创造。一方面我们要用创造的生活来充实民主的内容,另一方面要用民主来解放大多数人的创造力,把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

  1945年底,陶行知所创办的育才学校开始在生活教育中实行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四大方针。1946年7月初,陶行知做了题为《中国之新教育》的演讲,提出五项修养:为博爱而学习,为独立而学习,为民主而学习,为和平而学习,为科学创造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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