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王阳明与冀元亨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仅过四十三天，宸濠之乱即被王阳明平定。平叛宸濠之乱本应是王阳明最大的一场事功，但可惜的是，王阳明的功勋非但没有得到明武宗朝臣的正当认可，反而因“谗言朋兴，几陷不测”。尽管当明世宗继位后，重新肯定其功绩，给予其各种封赏，但此时对王阳明来说，最大的遗憾已铸成，那就是——冀元亨已故。

　　早在正德十五年八月，王阳明上《咨六部伸理冀元亨》，提到对冀元亨被陷“痛心刻骨，日夜冤愤不能自已者”，甚至认为“义当与之同死”。而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王阳明面对世宗封爵之赏，上《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其中一条理由即是冀元亨以忠受祸缘于自己，故认为“虽尽削臣职，移报元亨，亦无以赎此痛”。让王阳明抱憾至斯的冀元亨，在后世因其早亡未留下著述，而被学界所忽略。通过挖掘历史资料，考察其行事，辅以时人记载，将冀元亨一生事迹彰显于世人面前，以期稍补阳明先生之憾，亦弥补历史研究之空白，此即笔者之写作初衷。

　　一、师徒因缘

　　正德元年，太监刘瑾专权，南京科道官员戴铣、薄彦徽等人因忤旨，逮系诏狱。时身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上奏《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言及谏官的职责就是直言上疏，希望刚刚即位的正德皇帝能够有过能改，无过则加勉。而因上疏获罪，最后将使得臣民妄生疑惧。这封奏疏为南京科道官员辩护，同时也是对于大臣直言上疏权利的维护。但是，王阳明却由此得罪宦官刘瑾，不仅未能挽救南京科道同僚，反而因言获罪，被廷杖四十，流放贵州龙场驿。 也正是因此，冀元亨才有机会能够结识王阳明，并拜入门下，成为弟子。

　　冀元亨，字惟冀，号�斋，湖南常德人。冀元亨与蒋信是同乡兼好友，在遇到王阳明之前，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问学，《明儒学案》有云：“先生(蒋信)初无所师授，与冀斋元亨考索与书本之间。” 蒋信也说：“某自弱冠，与先生定交，道术同异之讲辩，欣喜忧戚之相通。”

　　当王阳明忤怒当道，被发配贵州期间，友人唯恐避之不及，而冀元亨却将之看作一个极好的问学机会，正德三年，冀元亨携蒋信拜见王阳明。正德五年，刘瑾已经伏诛，王阳明再度被起用，被委任庐陵知县，赴任路上，再次在常德遇到冀元亨与蒋信，此次二人执弟子礼，向阳明求教，并跟随向其问学。

　　在这里，有关冀元亨、蒋信拜望王阳明的时间需要再澄清一下。《明史•冀元亨传》中记载含糊，只是提到“笃信守仁学”，而未及何时从阳明交游。《明史•蒋信传》有“与同郡冀元亨善，王守仁谪龙场，过其地，偕元亨事焉”的记载。《明儒学案》中则记录为“阳明谪龙场，先生与蒋道林往师焉，从之之庐陵，�u年而归”。 这样将阳明贬谪贵州龙场与赴庐陵知县的时间混为一谈，给人印象是冀元亨与蒋信曾跟随王阳明到过贵州。事实上，蒋信的《明乡进士冀�斋先生元亨墓表》则比较明晰。

　　岁正德庚午，阳明子起谪道，常与某同请见而师拜之，遂荷装从之庐陵。�u年，闻其学以归。

　　综合《王阳明年谱》的记载。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岁，在吉。升庐陵县知县。语学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龙场时，随地讲授。及归，过常德、辰州，见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辈俱能卓立，喜曰：“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幸得诸友！”

　　可以看出，蒋信与冀元亨在正德三年并未跟随阳明入黔，而是在五年阳明由黔返庐陵时才真正跟随其求学。

　　冀元亨对王阳明大为叹服，不仅体现在学术思想上，更体现在其一生的行事方面。蒋信曾这样记载：

　　喟然语同志曰，夫学术一本而已矣。行谊气节犹非也，况支离于糟粕者乎。吾固犹恨得见阳明子之晚也。自是日进其乡子弟与之讲磨，诚意恳至，闻者感动。远近争师之。寻常应接，亦每有启发开喻，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之训，福善祸淫，仁者有后之说；贵不隐于荐绅，而贱不遗于童仆。盖与人为善，未尝一日倦也。

　　观其后来与宁王朱宸濠劝诫周旋，更是阳明“知行合一”的最好注脚。与后来转习湛若水之学的蒋信不同，冀元亨始终如一的跟随王阳明的学说。正德十一年，冀元亨乡试中举人，次年赴京闱未取，转而跟随王阳明至江西为塾师。

　　逮入丙子乡试，则以所闻于师友，而独得之身心者发之笔下，渊源雄伟之论，皆近代儒者所未及。一时场屋号知文之士，且目之为怪，独西野长公以侍御监试事，谓必楚豪杰也，竟置优选。丁丑试礼闱，主司大奇之，以遗二判弗敢取。由是声望动京师。

　　由此条史料也可以看出，冀元亨跟随王阳明早期“知行合一”之说，并将其用于乡试之中，并中举人。这不妨看作，地方学官对于王阳明学说的接受。虽然，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驿期间，贵州提学席书就曾经请其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但是并未提到阳明学说是否能够适应科举。而冀元亨中举，就能看出阳明学在民间重要的影响力。而京闱的失利，也让冀元亨认识到阳明学与当时流行的朱子学之间还存在巨大的悬隔。因此，他就转而跟随王阳明，一面继续求学，一面成为阳明家的塾师。

　　二、冀元亨与宸濠之乱

　　科场失利之后，冀元亨在江西吉安继续跟随王阳明。此时，宁王朱宸濠阴谋不轨，准备起兵作乱。为给自己的行为增加正当性，朱宸濠四处拉拢文武官员、文人名士，王阳明正在被招徕之列。冀元亨作为王阳明最为看重的弟子，被王阳明派往朱宸濠处，一方面加以劝诫，另一方面也是让他观察宁王的动向。而此事正成为阳明通逆的证据，也成为冀元亨附逆的因由，因此我们必须仔细考察此事。

　　有关此事，《明史》中记载相对平实，仅可见此事大略。

　　从守仁于赣，守仁属以教子。宸濠怀不轨，而外务名高，贻书守仁问学，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语挑之，佯不喻，独与之论学，宸濠目为痴。他日讲《西铭》，反覆君臣义甚悉。宸濠亦服，厚赠遣之，元亨反其赠于官。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记载大体类似：

　　宸濠致书问学，阳明使先生往答之。濠谈王霸之略，先生昧昧，第与之言学而已。濠拊掌谓人曰：”人痴一至是耶！”一日讲《西铭》，先生反复陈君臣之义，本於一体，以动濠。濠大诧之，先生从容复理前语。濠曰：”此生大有胆气。”遂遣归。

　　从这两条史料可见，冀元亨是作为王阳明的塾师，被其遣往宁王处，并通过讲学对其加以劝喻。当劝喻无效之时，冀元亨就选择离开，并将所赠的礼物，全部交还。黄宗羲所记虽补充了史料，但于《明史》基本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遣冀元亨至宁王朱宸濠处，几乎未有明确记载时间的史料。即使是《年谱》，也是将此事系于正德十五年庚辰条王阳明上疏下来追述且语焉不详，含糊不清。 可以见此事之隐秘，这也是造成阳明平宸濠之乱后，被人诬为“通濠”，冀元亨入狱的原因。

　　事实上，尽管当时行事秘密，但阳明遣冀元亨的动机还是十分明确的。郑晓的《今言》中，对此有记载：

　　王阳明初见宸濠，佯言售意，以窥逆谋。宴时，李士实在坐，宸濠言康陵政事缺失，外示愁叹。士实曰：“世岂无汤、武耶！”阳明曰：“汤、武亦须伊、吕。”宸濠又曰：“有汤武便有伊、吕。”阳明曰：“若有伊、吕，何患夷、齐！”自是，阳明始知宸濠谋逆决矣。乃遣其门生举人冀元亨往来濠邸，觇其动静，益得其详 。

　　黄宗羲所言王霸之辨，其实是朱宸濠与王阳明的一段对谈。在席间，朱宸濠的谋士李士实首先挑起话题，以“汤、武”来隐语“革命”，王阳明沮其言，认为朱宸濠是缺乏伊尹、吕尚这样的谋士大臣的。这时候，朱宸濠按捺不住，便径自言，只要敢于“革命”，就一定会有“伊尹、吕尚”的辅佐。王阳明则反诘，如果真有伊尹、吕尚的辅佐，害怕什么伯夷叔齐呢？而郑晓也暗示，王阳明派冀元亨到朱宸濠处，是为了做卧底，监视和探听叛乱的阴谋。

　　对此，王阳明也承认了派遣冀元亨，正是为了探查宁王的逆谋。

　　初，予尝使门人冀元亨者因讲学说濠以君臣大义，或格其奸。濠不怿，已而滋怒，遣人阴购害之。冀辞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计。”遂遁归。至是闻变，知予必起兵，即日潜行赴难，亦适以是日至。

　　此外，王阳明还在《咨六部伸理冀元亨》中对此事加以公布：

　　偶值宸濠饰诈要名，礼贤求学，本职因使本生乘机往见宸濠，冀得因事纳规，开陈大义，沮其邪谋；如其不可劝喻，亦因得以审察动静，知其叛逆迟速之机，庶可密为御备。本生既与相见，议论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职所遣，一时虽亦含忍遣发，而毒怒不已，阴使恶党，四出访缉，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而本职风闻其说，当遣密从间道潜回常德，以避其祸。

　　可以看出，王阳明派遣冀元亨的意图是劝喻朱宸濠，让其放弃反叛的逆谋；如果无法劝阻，那么就让冀元亨作为卧底，向王阳明传达情报。而事实上，观冀元亨的行为，也确实按照阳明所安排，先向宸濠晓以大义，在无果的情况下，又将消息传于阳明，以便阳明早作准备。

　　如果说，这仅仅是阳明一人之言，多少存有辩护的可能，刑部主事陆澄在考察完整个事件后，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其遣冀元亨往见者，是守仁知宸濠素蓄逆谋，而元亨素怀忠孝，欲使启其良心，而因以探其密计尔。元亨一见，不合而归。使言合志投，当留信宿，何反逆之日，反在千里之外乎？

　　这里，陆澄明确指出，王阳明派遣冀元亨至朱宸濠处的目的就在于，“欲使启其良心，而因以探其密计尔”。所谓“启其良心”，就是指劝喻宁王，使其放弃叛逆之心。而“探其密计”，显然就是指冀元亨作为卧底，为王阳明提供第一手的情报。正是因为冀元亨提供的情报，王阳明才能提早着手平叛的准备工作。因此，才能在宸濠叛乱之后，迅速成功平叛，这都与冀元亨提供的准确情报不无关系。

　　通过以上史料分析，可以看出，王阳明在获知朱宸濠可能谋逆之后，并未向京城汇报，而是派遣冀元亨前去劝说，希望宁王能够放弃叛乱的图谋。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冀元亨又成为王阳明在宁王身边的卧底。虽然，缺乏冀元亨在宁王府的具体时间，但是从正德十二年京闱失利，冀元亨赴江西跟随王阳明为塾师之后，不晚于正德十四年宸濠叛乱之前。正是当冀元亨确定宁王逆谋已决的情况下，才正式通知王阳明，为了防止宁王疑心，并未回到王阳明身边，而是回到家乡常德。可以说，正是因为冀元亨秘密通知，王阳明才能提前安排平叛的准备工作，也才能在朱宸濠掀起叛乱后，迅速派军队将其镇压。

　　三、获罪入狱

　　明武宗因宸濠叛乱，准备御驾亲征，周围宵小，不但不加以阻拦，而且怂恿万端。当王阳明顺利平叛后，竟然要求王阳明将朱宸濠释放，希望再起战端。王阳明断然拒绝，因此衔恨者众。因此，在平乱之后，王阳明被诬“通濠”，那么，被派遣至朱宸濠处的冀元亨首当其冲不免于难。对此，《明史》载为：

　　已，宸濠败，张忠、许泰诬守仁与通。诘宸濠，言无有。忠等诘不已，曰：“独尝遣冀元亨论学。”忠等大喜，�s元亨，加以炮烙，终不承，械系京师诏狱。

　　尽管在《明史》的记载中，朱宸濠显得颇维护王阳明，仅对冀元亨加以陷害。但事实上，朱宸濠也知，诬陷王阳明风险颇大，不如抛出冀元亨，如冀元亨能招出王阳明，那此事就坐实了。王阳明对此也颇有认知。

　　后宸濠既败，痛恨本职起兵攻剿，虽反噬之心无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无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系本职素所爱厚之人，辄肆诋诬，谓与同谋，将以泄其仇愤。且本生既与同谋，则宸濠举叛之日，本生何故不与共事，却乃反回常德，聚众讲学？宸濠素所同谋之人如李士实、刘养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独口称本生与之造始，此其挟仇妄指，盖有不待辩说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当事之人，不加详察，辄尔听信，遂陷本生一至于此。

　　很显然，当朱宸濠被抓之后衔恨冀元亨、王阳明。在监狱中，栽赃陷害冀元亨，也就顺理成章。况重刑之下，焉能不屈打成招，若冀元亨招出王阳明，王阳明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很难为自身辩白。然而，冀元亨既受阳明“知行合一”之学，自是以一身为之践履，在严刑拷打之下，并未有所移，真正做到以生命在做学问。

　　四、冀元亨之死

　　在冀元亨身陷囹圄之际，王阳明也身处“通濠”的风口浪尖，这使营救变得异常艰辛。在其正德十五年上的《咨六部伸理冀元亨》疏中，可见一斑：

　　本生笃事师之义，怀报国之忠，蹈不测之虎口，将以转化凶恶，潜消奸宄，论心原迹，尤当显蒙赏录；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虏，家业荡尽，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为叛贼泄愤报雠，此本职之所为痛心刻骨，日夜冤愤不能自已者也。本职义当与之同死，几欲为之具奏伸理，而本生虽在拘囚，传闻不一，或以为既释，或以为候旨；兼虑当事之人，或不见谅，反致激成其罪，故复隐忍到今。又恐多事纷纭之日，万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义士之志，而快叛贼之心，则本职后虽继之以死，将亦无以赎其痛恨！

　　在不顾危险进行卧底，最终为国立下大功之时，却因谣言入狱，带累妻子宗族，这不得不让人激愤不已。然而，从王阳明所说，冀元亨在“拘囚，传闻不一”也可以看出，拘捕冀元亨是秘密进行的，如若有罪，自当大白于天下，何须秘密拘捕，此也可看出朝堂之乌烟瘴气。然而即使如此，王阳明又担心据理力争惹恼了那些小人，只好隐忍按捺，痛苦不已。尽管最后，随着武宗之死，宵小被清算，也在王阳明的不断努力下，冀元亨最终获释出狱，但由于受刑过重，仅五天之后，冀元亨就病逝了。这样的结果让王阳明痛心不已，在这种愧疚之下，王阳明不仅不能安然接受朝廷迟到的封赏，还道出了“虽尽削臣职，移报元亨，亦无以赎此痛”的心声。

　　阳明对于封赏，连上两疏请辞，这同时也是对当时朝堂的失望灰心所致。尽管宵小当权，众官人人自危，不得不明哲保身，但孔子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既然位列大臣，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以“冀元亨事件”来说，构陷冀元亨、王阳明的或许只是几个弄臣，但当是时，能不为强暴，直言为其辩白，或显一善意者，又能有几人？无怪阳明发出“自平难以来，此同事诸人者，非独为已斥诸权奸之所诬构挫辱而已也，群憎众嫉，惟事指摘搜罗以为快，曾未见有鸣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 的控诉。这样的一个朝堂，阳明实在无法与之共事。

　　五、结语

　　从冀元亨与王阳明交往的时间来看，正是正德三年王阳明发配贵州龙场之时，到平定宸濠至乱后，也是王阳明学说真正完成的时间。从这个角度上看，冀元亨正是跟随王阳明最久的弟子，受到的影响也就最深。正因如此，我们可以通过冀元亨一生的经历，来作为反思王阳明学说的一面镜子。

　　冀元亨在接受王阳明的学说后，最早将其运用到科举考试之中，并顺利通过乡试，但在京闱考试中失利。这反映出，王阳明学说在当时已经对于地方科举产生了影响，但是却还未能真正影响到中央的人才选拔。

　　王阳明学说中“知行合一”的学说，对于冀元亨影响最大。这让他能够在严刑拷打之时，能够坚持立场，绝不攀诬王阳明。这正是阳明学说中，践行“良知”学说的体现。如果没有冀元亨这样对于王阳明学说的实践，阳明心学始终显得过分理论化。

　　从王阳明到冀元亨的遭遇，我们都能够清晰地看出，政治对于学者的迫害，无论是王阳明上疏救助南京科道官员，还是冀元亨为王阳明做卧底，侦查朱宸濠，从道理上讲，都是正义而且正当的行为，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都遭到了残酷的打击迫害。因而，王阳明在学说中强调道德良知的优先性，正是针对政治对于正义的扭曲。而这种扭曲，又在冀元亨事件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更进一步加强了王阳明学说的正当性。

　　对于研究者来说，不应该将王阳明的流放和冀元亨的冤屈视作不相干的两件事，事实上，两个事件背后都有中央权贵朝臣的影子在背后，前者很明显是受到刘瑾的影响，而后者据称是因为受到江彬的影响，这都说明政治在受到权臣的腐蚀后，就会对任何坚持正义感的人进行报复和打击。嘉靖初年，大礼议争议纷纷的时候，昔日朋友席书曾经向嘉靖举荐王阳明。但是，王阳明委婉拒绝了入阁的邀请。这也说明了，王阳明对于中央政治的彻底失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王阳明坚持民间讲学的风气，余英时将其称为王阳明的下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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