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复辟失败后，最先逃跑的是康有为。他落发为僧，想去北京的法源寺隐姓埋名。传说这天晚上康有为剃了光头来到街上，正遇一队警察巡逻而至，康有为怕被认出，急忙避入路旁的厕所。黑灯瞎火，康圣人眼神又不济，“扑通”一声跌进粪坑。警察走远后，他爬将出来，穿着污渍之衣，顶着一头秽物，跌跌撞撞逃到了法源寺藏匿起来。风声过去之后，康有为逃出北京，第二次流亡日本，过起了漂泊生活。
康有为不但发辫短，胡子也因为化装入京、掩人耳目的需要给剃掉了。复辟大功告成之后，康夫子希望获得首揆（首席内阁大学士）一席，张勋向宣统请示的时候，瑾太妃以为不可，说本朝从未有过没胡子的宰相。康有为得知后，极为懊丧，急忙从药店买来生须水，一小时内抹上两三次，且时时揽镜自照，不啻农夫之望禾苗也。
张勋复辟时，众多遗老的辫子都很齐整，唯独康有为的辫子既短又秃，垂下来也不过六七寸，蓬蓬然如蒲草一般。当有人指斥他不像个复辟派时，康辩解道：“我自从戊戌年后亡命海外，不得不剪发易服。自从辛亥国变后，这才返回祖国，重新蓄发，距今五年有余，所以长不盈尺耳。”众人问他：“辛亥年后，别人都剪发，为何你反而要蓄发？”康有为得意地说：“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
康有为年轻时科考屡次不中，心中非常苦闷，就跑到山洞里去修行。据他自己说，在山洞修行时，某一天“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欣喜而笑，忽思苍生之苦，则闷然而哭”。他出山后，果然按照圣人方式行事，开设万木草堂，收弟子都按孔子七十二门徒取号，而他自己，则自号为“长素”。在京城宣言变法时，他也是雇个大骡车，被褥都放在后面，游走于各王公贵府，颇有当年孔子周游列国的风采。
康有为和梁启超原本为师生关系。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以清遗臣自居，以复辟为己任，曾撰《为国家筹安定者》，鼓吹清室复辟。梁启超则撰《辟复辟论》，斥责康有为：“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何等也。”张勋复辟时，康有为积极参与策划，并代拟复辟登基诏书，对此，梁启超发表反对复辟通电，斥康为“大言不惭之书生”。后来，梁启超回上海拜见康有为时，连叩几个头，康有为气得连礼都不还。
康有为在光绪初年（1875）风流得一塌糊涂。因急于赶往北京，直到搭上招商局的轮船，他的嫖账都还没有还上。债主们追到船上来索债，“康圣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顶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赖过债。这段记载来自马相伯的《六十年来之上海》，当时马正奉李鸿章之命，在上海轮船招商局查账。
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正远在日本。当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心里很是惴惴不安，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康有为写得一手好字，人称“康体”，然而他却从不帮人在扇面上写字。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有些人会拿着扇子上厕所，他怕字被熏臭了，所以从不帮人写扇面。
1901年时，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与黄炎培、邵力子是同学。当时这个班的学生几乎都是秀才举人，根本不睬国文老师，校长没有办法只好请来翰林蔡元培，总算镇住了这班秀才学生。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辜鸿铭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想点着他那支一尺长的烟斗，但忘了带火柴。当他看到前排位置上是个光头时，他就开始摆起谱来。看得出那是一位苏格兰人，辜鸿铭还没让苏格兰人领教过他的厉害，于是，他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敲敲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不明就里，还以为遇到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自忖开罪不起，只好乖乖地掏出火柴，为辜鸿铭点着了烟锅。辜鸿铭深吸一口，坐在一团蓝色烟雾中，宛如一尊神像。
辜鸿铭至死都不忘与人斗法，他想刻一枚图章，在上面印上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还说一定要把康有为的那枚“周游三十六国”闲章比下去。
有一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亮，辜鸿铭笑说：“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他的这一套所谓东方哲学还真能唬住那些洋人。
辜鸿铭虽然娶妻纳妾，却非常怕老婆。他讨了一位中国太太，又讨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们对他很好，但有时也会联手对付这位古怪老头，因此辜鸿铭多少有点惧内。当年的北京多叫化子，有一次叫化子又来到门前，他照常例又给了钱，结果被他的太太拿饭碗向他的头颅掷去，因为他的太太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辜鸿铭也并不隐瞒这些，和学生们谈到这些事的时候，便用带着自嘲的口吻说：“老婆不怕，还有王法吗？”
1913年，袁世凯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六国银行团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请辜鸿铭做翻译，辜鸿铭狮子大开口，要六千银元。银行团考虑到他是难得的语言天才，只好答应他。辜鸿铭聘期一到，就立即走人，临走时他说：“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地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
张謇和唐绍仪想拉拢辜鸿铭加入效忠袁世凯的队伍。1911年冬，两人在上海宴请辜鸿铭，苦口婆心地劝说辜鸿铭，并以孟子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语试图说服辜鸿铭。但辜鸿铭并不为所动，当场讽刺这两位说：“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言毕，遂扬长而去。（张謇曾为清末状元，授翰林院编修；唐绍仪1910年曾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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