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房一夜夫妻情难救溥仪李玉琴婚姻

应该提及的是，李玉琴成为长春市图书馆干部是1956年8月间的事儿。此前仅半个月，我国政府在沈阳和太原同时开庭，审判侵华日本战犯，溥仪出席沈阳军事法庭作证，提供了有力的证词，令原“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和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低头认罪了。

李玉琴被带到位于宽城区的市图书馆，随即被分配到参考部，参与整理“满洲国”留下的大批日文参考资料，那些大部头精装书籍，在书库里堆放了多年，蒙上一层厚厚的尘土，现在将通过他们的劳动编目上架，以备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查阅。虽然劳动量很大，而且有一半属于体力性劳动，但这位“皇娘”还是非常高兴，她终于能为社会做点事情了。

李玉琴的心绪很好，继续和丈夫通信。溥仪有时还开列书单子让妻子买。1956年国庆节过后，李玉琴给溥仪写的一封信保存了下来，信中很大篇幅讲长春国庆节盛况，讲在“向科学进军”活动中图书馆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摘引的段落则表达了参加工作的喜悦心情，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足令收信人想见她是多么热爱自己的岗位。

亲爱的溥仪：我早就想给你写信，可是你要的书始终没买到……我感谢政府给我分配一个光荣的图书馆员工作。每月除掉房费、灯火费、工会会费、互助费、澡票费，还能剩46元多钱。所以我除给妈妈9元钱外，还还一点债。再除下生活费，还有做衣服的钱。吃的也不坏，我的生活是很好的。每礼拜一回家看望母亲。倒是因为学习紧张，时间总是很紧凑的。我的身体也很好，这一切你都不用惦念，有病也有公费医疗。希望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天冷了，如缺什么东西，我可以给你买。我是时刻希望你学习，争取进步再进步，早日参加祖国建设。12月份过年放假时，我如有条件会去看你的。

然而，李玉琴写这封信的时候，她的内心也正经历着激烈的斗争。一些关心她的同事，劝她与溥仪划清界限、脱离关系，有人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趟自己的路？还想等皇帝老头回来受封吗？还贪图享乐吗？”还有的说：“康德是头号战犯，绝不会轻易放出来，如不跟他划清界限，还有失业的危险，这叫立场问题！”也有当面不说，却专在背后讲的人，说什么“她呀，还铁等康德呢！在宫里呆了二年半，把自己的苦出身全忘干净了”，“留恋娘娘生活，政治觉悟太低”……既然溥仪是要受到审判的战犯，怎样对待他就不仅是丈夫问题，确实还有政治立场问题。

进入1956年12月以后，馆内开展每年一度评选先进工作者活动，虽然李玉琴来馆时间不长，但能虚心学习，工作努力，逐渐受到好评，获得参考部的一致推选。不料刚拿到馆里就被碰了回来，因为“评上皇娘怕不太合适”。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理由：“让皇娘管理图书怕不大合适吧？”真出这种事可就活不下去了。

当时还发生这样一件事：李玉琴见到一幅周总理在革命年代剃光头骑大马的照片，不假思索顺嘴说了一句：“看，周总理还是光头呢！”不料，这成为一根导火线，馆里开会批判她了。那位女同事说她“炫耀自己当娘娘的丑恶历史，是封建思想作怪，看不起无产阶级领袖”。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她有一个见不得人的被关押的丈夫！从理智上来说，无论如何是应当结束这种“可耻”的婚姻关系了。

李玉琴决定正式向丈夫提出这个回避不了的离婚问题，便在1956年12月25日动身，第四次前往抚顺。

李玉琴并不情愿走进那高大的院墙，也不情愿上战犯堆里去找丈夫，却只好如此。她照例坐在那间由讯问室改设的家属会见室，照例从那个熟悉的长条沙发上站起来迎接溥仪，而且脸上还浮着照例的微笑。

“今天，咱们郑重其事地研究一下生活上的事吧！”李玉琴说。溥仪怔住了，眼神里流露出奇怪的目光，稍后才恍然大悟地“嗯”了一声。

“我想，还是敞开胸怀谈一谈好，反正早晚要说。”李玉琴不忍心直接说出“咱们分手吧”这句话。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溥仪又做出一个怪样，那是原在宫里常比划而只有两人明白的样子，这一让人难忘旧情的动作再度搅碎了妻子的心！丈夫啊，你希望妻子一次一次地到抚顺来，你却不知道妻子在外边的日子多难过，她也不可能把一切都告诉你，这憋在心里的滋味不好受哇！

“到底判了多少年？你什么时候能出狱？”李玉琴又提出了这个明知丈夫回答不了的问题。

“没宣判，没日期，一切都不知道！”溥仪确实对出狱问题毫无信心，因为是头号战犯，即使能放出来，恐怕也是全所的最后一名。

“那怎么办呀，我在外边被人家看不起，更不敢说你是我的丈夫。”

“我有罪，对不起你！”这句话李玉琴听够了，已经讨厌了，等待丈夫这么多年，千辛万苦来一趟难道就为听这样一句话？

“我来一趟不容易，呆一会儿就得回去了，你在这里也挺好的，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工作，有没有我都一样，我看还不如解除这种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也免得别人说我‘舍不得康德’、‘还想当娘娘’。再说咱俩年龄相差悬殊，兴趣很难一致，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你喜欢的我也不一定喜欢。勉强在一起对谁都没有好处……”

“不！不！我们感情不是很好吗？你说的那些，我并不那样想，为什么兴趣不能一致呢？”

“你对我现在虽然很不错，但总是呆在监狱里……”两人心平气和地谈着，谁也没逼迫谁怎样，李玉琴难过得流泪，溥仪也低下了头。

“我想来想去还是离了的好……”说这话时，李玉琴的眼泪早已止不住了，他们毕竟夫妻一回，此时时刻的难堪可以想见。在这个意外发生的僵局中，管教员李福生当机立断，让溥仪先回到狱室去，他想再与李玉琴谈谈。

李福生回忆说：“我反复做她的工作，劝她最好不要离婚。我说：‘现在溥仪已有很大进步，如果你提出离婚，对他的改造是不利的。’但李玉琴认为，她与溥仪‘没有真正的夫妻感情’,她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与溥仪结婚的。她说：‘我要过正常人的生活，与溥仪必须离婚。’她态度坚决，怎么劝说也听不进去。”

管理所的干部也纷纷加入谈话。有人说，溥仪的改造事关重大，希望李玉琴继续帮助他；还有的引用溥仪说过的话，诸如把妻子作为“唯一的安慰者”，“要努力改造，将来与妻子重建幸福家庭”等，请李玉琴关心他。然而，“改造”一类字眼恰恰是李玉琴当时最不爱听的，因为这意味着溥仪过去确实是坏人，多年血泪却换得这么一个坏丈夫，让她从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

“溥仪将来会出去工作的。”

“几时能出去？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处理溥仪的问题？”

“这是政府的问题！我们只是管理，无权处理。”

“既然无期限，我坚决离婚！”

按李玉琴的看法，溥仪三五年不会释放，因为他是“头号”，回国关押仅五六年，连很普通的历史反革命犯也要判10年、20年，哪会临到末代皇帝头上还有“特赦”一说？而且，即使妻子肯为丈夫牺牲一辈子，又能换回什么？还不是歧视、失业、忧愁、痛苦！

“告诉你们，我已经有朋友了！溥仪出来再当大官，我也不希罕。因为我本来就是穷人，不愿意高攀！”李玉琴竟放肆地胡说起来。

“你怎么这样难说话？简直比溥仪还难说话！”他们也生气了。

“难说话就难说话，反正我要离婚！”李玉琴与管理所的干部没有谈拢。接着，溥仪便找到李玉琴，向她表示了态度：“既然如此，这勉强不了你，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你的痛苦上。我希望离婚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好像兄妹一样……”

“那一定的，我们还是朋友，以后感情也不坏。”这是李玉琴流着眼泪的答复。

“玉琴，难道只能如此？你是我的寄托和希望啊！你就看不出来我是怎样不愿意离开你吗？”溥仪的神情是痛苦的。

“你现在对我好，谁知以后会怎样？你是皇帝脾气，和一般男人不同啊！”李玉琴故意说话气人，因为她不愿意看到溥仪苦苦恋情于自己。没想到溥仪真改脾气了，对特赦后结婚的妻子事事顺从，成为模范丈夫。

尽管会见时间一再延长，还是不见转机，李玉琴咬牙说些狠心的话，可内心却不容易恨起来，也很难与溥仪一刀两断，事情就是这么矛盾着。

按照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对战犯改造的原则，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为挽回溥仪的婚姻巨变，继续做了大量的努力。孙明斋所长听完李福生的汇报非常着急，把溥仪叫到办公室问道：“是不是就不可挽救？”

“她很坚决。”溥仪回答说，“我想我比她也是太老了，她不幸福……”

“你的态度很好，且看她是不是还有信来吧！”所长仍然抱着希望。

关于这以后的情况，溥仪回忆说：“过了几天，竟真的又收到她的来信。因为这次离婚始终是两人和蔼协商的结果，并未发生彼此感情的破裂。因此，她回家以后又给我寄信、寄东西，安慰我。来信说还惦念我，又说她母亲、姐姐和她连新年也没有过好，都难过得流了泪。又说，如果我能够早日出去的话，她还可以等待一个时期等等，我的这颗心又被弄得动荡不安起来了。所长又找我谈话，给我出主意说：‘让她来，再谈谈，好不好？’于是我又给她发了一封信，她接到信很快就来了。当时正在春节放假期间，按规定是不能接见的，可组织上特别许可在假日内会见，为了照顾我们，还告诉说有话可以尽量谈，谈几天都可以。并破格允许她和我住在一起。尽管政府这样为我们的终身幸福着想，但商谈结果还不得不尊重她的意志，我们双方决定离婚。”

溥仪和李玉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同居了一宿，这是新中国监狱史上的一件大事，据当时担任管教科科长的金源回忆，管教科的同志再度与李玉琴深谈，仍无结果。经所内几位领导研究，都认为这不单是私生活问题，还关系到溥仪的继续改造，因为溥仪特别想念她，只有这唯一的妻子了。于是，他们径直向中央公安部一局请示。时间不长，公安部一局局长凌云同志传达了罗瑞卿部长的答复：宁可破例让溥仪同李玉琴在所内同房，恢复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不要轻易地允许离婚，要尽量做好李玉琴的工作。当金源把这一指示向李福生传达时，令其大为惊讶，允许在押国内战犯与探亲家属同居，这可是从无先例啊！管教科几位干部马上动作，在管理所主楼后面管教人员办公室一侧的平房内清理出一个房间，打扫干净，安设了双人床和全套被褥。与此同时，又派人在厨房为他们准备了一顿不错的晚餐。

自大栗子分别11年了，溥仪和李玉琴终于又有了同桌共餐的机会，继而是同床共眠。当留宿房间内只剩下两人时，除了心平气和继续白天的讨论外，自然也有夫妻的温存。因为并未出现感情骤然破裂的情况， 他们能够友好相处到最后。

“保留这种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对你有什么好处？对我却有种种危害，那又何必呢！再说你有病，我们在一起也不过象兄妹或朋友那样，将来还不是孤苦伶仃剩下我一人，叫我怎么过？”李玉琴坦诚而言。

“实际上你就是我的一个妹妹，我是对不起你的，让你等了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多苦。”溥仪深深自责，又满怀依恋地问道，“离婚后你还能来看我吗？”

“存在关系我们是朋友相处，不存在关系我们还可以是朋友。我会继续关心你的改造，你改造好了，我也高兴。”溥仪不住地流泪，李玉琴更是呜呜啕啕地哭，两人深深感到那种非感情原因离婚的痛苦。

李玉琴最后一次去抚顺，本来是为了办理离婚手续，内心是痛苦的。不料又突然冒出一个在监狱内与正商谈离婚的丈夫同居的机会，她毫无准备，一颗心全被搅碎了。她回忆说，那天晚上她哭得泪人一般，几乎晕了过去，虽然不乏缠绵，过后却只记得丈夫为自己脱衣、系鞋带等笨拙的爱抚动作，别的都不记得了。她又说，溥仪过去信奉“神仙眷属”的生活，不能不说是一种病态，然而，如果他生在普通人家，有正常的夫妻生活，是一定会留下儿女的。

第二天李玉琴又气又羞，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感。她认为自己提出离婚并不仅仅是为了夫妻生活的满足，她说过，一个长年吃素的人也就讨厌肉了，一个多年不接触男人的女人也能习惯，如果没有政治压力就不可能离婚。刚度过这个永远忘不了的早晨，她便决定离开这里，这天是1957年2月4日，旧历正月初五。

“还有什么困难、要求？提吧。”分别时溥仪主动说。

“不！你的东西我一样也不要。只是到抚顺来，欠了点债，以后你有条件时就帮我还上吧。”李玉琴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玉琴刚走，管教科科长金源便过来问溥仪昨晚谈得怎样？溥仪哭丧着脸说，谈了一宿，李玉琴也哭了一宿，不管怎么说还是要离婚。

离开管理所，李玉琴没有向往次那样直奔火车站，而是穿越街区，来到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门口，并迈动沉重的双腿走了进去。在第一合议庭办公室内，她受到院长李国章的接待。

“你的姓名？”

“李玉琴。”

“还有字、号或别名吗？”

“有个别名溥维清，是1946年在天津居住时使用的。”

“年龄？”

“28岁。”

“职业？”

“长春市图书馆馆员。”

“谈谈案由吧！”

“我要与溥仪离婚。”

“溥仪？……”李国章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不禁睁大了惊异的眼睛，并抬头细看眼前这位容貌清秀、穿著朴素、举止大方的年轻妇女。

“是的，爱新觉罗？溥仪！”李玉琴语气肯定。

“谈谈被告的身份！”李国章神态庄重地提出了要求。

“他51岁，满族，皇族出身，曾任“满洲国”皇帝，文化程度私塾10年，语文程度大学，数学不会。现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原告回答。

“你们何时结婚？”

“1943年4月。”

“谈谈结婚经过。”

李玉琴回忆说，接待她的审判员严肃而有礼貌，庄重不减热情，使她油然而生出信任之感，遂把身世、遭遇、委曲一吐为快地全都说了。

“你为什么在过去很长时期里没有提出离婚呢？”审判员又问。

“过去我被封建礼教捆绑得喘不过气来，思想不解放。我与溥仪不能生活在一起，年龄相差很大，结合又不出于我的自愿，为了参加祖国建设和个人幸福，我要离婚！”她又说，“我因有这样一个丈夫而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然而溥仪以及他们家族内有钱有地位的人却不关心我，连战犯管理所也认为我不该离婚，难道我就该为他牺牲一辈子？”

李玉琴说完就哭了，哭得很伤心。审判员李国章显然也有点激动，他感到案情不同寻常，同时对这位敢于挣脱封建婚姻枷锁、向“皇帝”提出离婚的女性十分钦佩。听说李玉琴还要赶火车，也不挽留，只让她尽快写出正式诉状寄来。她不愿这起“皇帝”的离婚案引动社会上的轩然大波，临走还向审判员建议说：“我最后有个要求，这个案子最好不要公开审理。”李国章随即向法院审判委员会汇报了李玉琴投诉的经过详情。

1957年3月16日，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收到了李玉琴寄自长春的正式诉状，谈到离婚理由时她写道：

回想过去，瞻望将来，我再也不能与溥仪维持那种所谓的“夫妇”关系了。第一，当时和溥仪“结婚”不是出于我自愿，在敌伪统治下，别说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任何人都很难抗拒。第二，我和溥仪分离了11年之多，过去相互间也无真正的感情，再说既是夫妻又总分离着。第三，溥仪比我大22岁，年龄相差太大，生活习惯不一样，也就不容易好。我坚决与溥仪脱离夫妇关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处。

1957年4月5日，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经请示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决定由审判员王殿贵、人民陪审员金殿富、张有为组成合议庭，依法按照普通婚姻案件进行审理。

4月29日，审判员王殿贵一行3人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说明案情后，该所白科长和李福生等同志介绍了溥仪接受改造、思想转变的情况。王殿贵听后心中激动万分，将皇帝改造成新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办到，他又担心地问：“离婚对溥仪改造有无影响？”

“影响肯定是有的……”李福生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两人通信以来溥仪对李玉琴的依恋之情，以及他在唯一的妻子身上所寄托的希望，也讲述了妻子提出离婚后溥仪的沮丧心境和公安部领导的有关指示。管教科白科长插嘴说：“不要轻易离婚不是不准离婚，我们对双方做了许多工作，但李玉琴态度坚决——人家有理，合法嘛。我们相信溥仪能够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他也应该考虑李玉琴的幸福嘛。他们签了个‘离婚字据’,你们看到没有？”

“看到了，是李玉琴提供的，已经在卷。”王殿贵如卸重负。

经与抚顺战犯管理所研究该案审理问题，由于溥仪当时是未决犯， 法院不能对他实体传讯。于是王殿贵将案件受理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通过该所送达溥仪。溥仪收到起诉状副本立即写出《答辩》，这份材料由抚顺战犯管理所于5月4日交到法院合议庭，现已成为珍贵的“文物级”历史档案了。溥仪写道：

1942年，我的爱人谭玉龄故去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吉冈安直(日本关东军参谋)，多次给我拿来很多女人的相片(起初是日本妇女的相片， 后来又拿女子中学的中国女人的相片)，又带一个小学教员见过我，我没有答应。我表示希望和一个年纪小的(小学生也可以)女人结婚。后来吉冈安直便拿来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在小学念书的)的相片，我挑选了李玉琴。随后，吉冈安直便把她带来见我。吉冈走后，我曾表示愿意和她同居，问她的意见，当时李玉琴便答应了。当然，在日伪暴力统治下，才15岁的李玉琴是不敢否认和违抗的。于是就决定了我和她的结婚(当时我还有原妻郭布罗·婉容)。这说明我们结婚的基础是根本不巩固的……身世、遭遇、委曲一吐为快地全都说了。

“你为什么在过去很长时期里没有提出离婚呢？”审判员又问。

“过去我被封建礼教捆绑得喘不过气来，思想不解放。我与溥仪不能生活在一起，年龄相差很大，结合又不出于我的自愿，为了参加祖国建设和个人幸福，我要离婚！”她又说，“我因有这样一个丈夫而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然而溥仪以及他们家族内有钱有地位的人却不关心我，连战犯管理所也认为我不该离婚，难道我就该为他牺牲一辈子？”

李玉琴说完就哭了，哭得很伤心。审判员李国章显然也有点激动，他感到案情不同寻常，同时对这位敢于挣脱封建婚姻枷锁、向“皇帝”提出离婚的女性十分钦佩。听说李玉琴还要赶火车，也不挽留，只让她尽快写出正式诉状寄来。她不愿这起“皇帝”的离婚案引动社会上的轩然大波，临走还向审判员建议说：“我最后有个要求，这个案子最好不要公开审理。”李国章随即向法院审判委员会汇报了李玉琴投诉的经过详情。

1957年3月16日，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收到了李玉琴寄自长春的正式诉状，谈到离婚理由时她写道：

回想过去，瞻望将来，我再也不能与溥仪维持那种所谓的“夫妇”关系了。第一，当时和溥仪“结婚”不是出于我自愿，在敌伪统治下，别说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任何人都很难抗拒。第二，我和溥仪分离了11年之多，过去相互间也无真正的感情，再说既是夫妻又总分离着。第三，溥仪比我大22岁，年龄相差太大，生活习惯不一样，也就不容易好。我坚决与溥仪脱离夫妇关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处。

1957年4月5日，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经请示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决定由审判员王殿贵、人民陪审员金殿富、张有为组成合议庭，依法按照普通婚姻案件进行审理。

4月29日，审判员王殿贵一行3人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说明案情后，该所白科长和李福生等同志介绍了溥仪接受改造、思想转变的情况。王殿贵听后心中激动万分，将皇帝改造成新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办到，他又担心地问：“离婚对溥仪改造有无影响？”

“影响肯定是有的……”李福生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两人通信以来溥仪对李玉琴的依恋之情，以及他在唯一的妻子身上所寄托的希望，也讲述了妻子提出离婚后溥仪的沮丧心境和公安部领导的有关指示。管教科白科长插嘴说：“不要轻易离婚不是不准离婚，我们对双方做了许多工作，但李玉琴态度坚决——人家有理，合法嘛。我们相信溥仪能够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他也应该考虑李玉琴的幸福嘛。他们签了个‘离婚字据’,你们看到没有？”

“看到了，是李玉琴提供的，已经在卷。”王殿贵如卸重负。

经与抚顺战犯管理所研究该案审理问题，由于溥仪当时是未决犯， 法院不能对他实体传讯。于是王殿贵将案件受理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通过该所送达溥仪。溥仪收到起诉状副本立即写出《答辩》，这份材料由抚顺战犯管理所于5月4日交到法院合议庭，现已成为珍贵的“文物级”历史档案了。溥仪写道：

1942年，我的爱人谭玉龄故去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吉冈安直(日本关东军参谋)，多次给我拿来很多女人的相片(起初是日本妇女的相片， 后来又拿女子中学的中国女人的相片)，又带一个小学教员见过我，我没有答应。我表示希望和一个年纪小的(小学生也可以)女人结婚。后来吉冈安直便拿来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在小学念书的)的相片，我挑选了李玉琴。随后，吉冈安直便把她带来见我。吉冈走后，我曾表示愿意和她同居，问她的意见，当时李玉琴便答应了。当然，在日伪暴力统治下，才15岁的李玉琴是不敢否认和违抗的。于是就决定了我和她的结婚(当时我还有原妻郭布罗·婉容)。这说明我们结婚的基础是根本不巩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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