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丁玲33年突然失踪：被“政治性的绑架”了？

    继1931年的“左联”五烈士事件以后，1933年5月14日，上海又发生了一件轰动整个文艺界的大事，“左联”女作家丁玲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四五天后，文艺界差不多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丁玲的被捕，作为国民党压制进步文艺、加强思想控制的典型事件，自然会遭到一些进步人士的反对。在文艺界，为了不使广大读者忘记丁玲，为了表达对此事的关注和抗议，发表她的文章和出版她的作品当然是一种最好的方式。而这自然要大做广告。这里，我们不妨结合《现代》、《文学》、《人间世》三份刊物上编辑们所写的有关丁玲著作的文学广告，来再现这场文艺界“无声”而又机智的抗争。

    《现代》杂志首先打破了沉默，在第三卷第二期（1933年6月1日）的《编者缀语》中，表达了对此事的关注：“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紧接着的第三卷第三期（1933年7月1日）特别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话题中的丁玲女士》，除有丁玲女士的近照、胡也频遗孤照片、丁玲之母照片外，还有一段文字说明：“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踪，或谓系政治性的绑架，疑幻疑真，存亡未卜……”

    鲁迅在得知丁玲被枪毙的传言后，奋笔写下了《悼丁君》一诗，并建议马上出版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要在各大报纸上登广告，大事宣传。1933年6月，良友出版公司把《母亲》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单行出版，并在《文学》、《现代》和《人间世》等刊物刊出了广告，《文学》（创刊号）上的广告文字如下：

    这是写前一代革命女性的典型作品，作者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背景，叙述自己的母亲在大时代未来临以前，以一个年轻寡妇，在旧社会中遭遇了层层的苦痛和压迫，使她觉悟到女性的伟大使命，而独自走向光明去。

    这则广告颇富意味。1931年2月，丁玲的丈夫胡也频作为“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杀害，她也成了寡妇，而她现在正在为之努力奋斗的未竟事业，不也正是她“走向光明去”的实际行动吗？表面上是在赞美《母亲》，实际上则是赞美丁玲，对丁玲的革命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稍后，在《现代》第三卷第五号（1933年9月）和《文学》第一卷第三号（1933年9月）上，又登出了《母亲》的书评。《现代》上的书评第一句为：“《母亲》出版了，但丁玲却在这以前的时候失踪了。”开篇就对此问题给予了关注，目的也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文学》上的书评第一段有这样的文字：“现在她的踪迹还是一个‘谜’，这部《母亲》便是她最近或许也就是最后的作品了。”关切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在《文学》创刊号上，还刊出了丁玲《一个女人》（中华书局发行）的广告：

    丁玲女士是我国成功的女作家之一，她以流畅动人的文笔，描写了现代新女性的心理和行为，无处不独具只眼，本书包括她的六篇创作小说，可以说是一般现代女性的写真集。

    篇幅尽管短小，但给予丁玲的才华以很高的评价，能激起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接着，在《文学》第一卷第二期（1933年8月1日）上，又刊出丁玲《水》（新中国书局出版）的广告：

    《水》是丁玲女士最近的小说集。丁女士在中国的文艺界可说是最进步的作家之一，凡读过她的小说的无不觉得她的作品写得确实而有强力，能够抓住读者的一颗心。本集中的《水》，长三万余字，系写我国去年大水灾的情形，句句呼出农民的苦痛，希望我们不要忽视大多数人的苦痛，应该来替这大多数人谋点利益。其余像《田家冲》等数篇也没有一篇不是思想新颖，给我们一条向新社会之路的。全书约十万言，用道林纸精印。

    读了这则广告文字，我们不得不感到震撼。在那白色恐怖之下，还有这么大胆的编辑。在许多报纸和刊物都保持沉默，不作报道的情况下，刚创刊的《文学》就刊出了这么“左”的文字。此外，在《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33年9月1日）的《文学画报》栏里也特别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丁玲留影及其手迹》，以示对她的“怀念”。

    丁玲的好友蓬子在丁玲失踪以后，不但四处奔走展开营救，而且也用自己的笔表达了对丁玲的怀念。蓬子迅速选编出《丁玲选集》，由天马书店发行出版，先在《文学》第一卷第五期（1933年11月1日）上发出了预售广告：

    关于丁玲，用不着我们再来介绍了，这一个选集是蓬子编辑的。蓬子是丁玲所认为知道她最深切的朋友之中的一个，对于编辑她的选集，自然是最适当的。卷首有丁玲的近影和她的原稿墨迹，并蓬子万余言的长序，附录二个：一是丁玲对创作的自述，一是关于丁玲的记载和批评。凡是要知道丁玲，纪念丁玲的，对这选集的出版，当然是很同情的吧。为优待直接读者起见，我们也来一次特价预约。

    而《文学》第一卷第六期（1933年12月1日）刊登的该书正式出版的广告文字又有变化，部分抄录如下：

    丁玲女士是中国今日文坛上最前进的青年作家，她的忽然失踪，已引起了国内外文艺界的极大注意，因之她的作品便格外被重视了。这一个集子，是蓬子选编的，全书共选七篇，依著作的先后，依次排列着，正如展开了一幅丁玲的思想行进的图案……。

    将这两段文字结合起来理解，会使我们对该书的认识更全面。文章按先后顺序编排，无疑给读者一个成长中的丁玲形象。两段文字均包含了对“逝者”的无限怀念，也隐含了对反动当局的强烈控诉。

    现代书局也在1933年10月出版了丁玲的又一部著作《夜会》，并连续在《现代》的第三卷第三期（1933年7月）至第四卷第四期（1934年2月）上刊发广告，其中有如下文字：

    丁玲女士失踪了，她留下给我们的婉约的作风，奔放于纸上的热烈的情感，真是抓住每个时代青年的心而使之奋起的。本集是她失踪前的最终的近作。

    接着，在第四卷第五期（1934年3月）上，又有《丁玲选集》的书评，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丁玲的一生和她的创作。

    国民党当然不会允许如此明目张胆的抗议。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出密令，一举查禁图书149种。丁玲不但被软禁，她的书也被禁止出版或发买。如《夜会》以有“鼓吹阶级斗争，诋毁政府当局之激烈表现”而被禁，《水》因“或描写农民暴动或描写地主与佃户对抗情形或描写学生在工人群众宣传反动情形”被禁，《一个人的诞生》、《韦护》亦被禁止发售，《一个女人》暂缓发售。《自杀日记》和《在黑暗中》被列入暂缓执行查禁之书目。但是，文化界并未因此被吓倒，而开始更加巧妙地抗争。由于《母亲》未被禁，所以，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就大肆宣传《母亲》，如从《人间世》第5期（1934年6月5日）开始，连续数期刊载《母亲》的广告。作为丁玲的又一位朋友，沈从文以“女作家丁玲的一生”为主题写了《记丁玲》一书，尽管当局无端要求作大量删改，但最终还是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于1934年9月出版。该书并分别在《文学》的第三卷第四期（1934年10月1日）和《人间世》第11期（1934年9月5日）上登出了广告。内容如下：

    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说只有沈从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书从丁玲的故乡和她的父母写起，作者特有的那支生花妙笔，把一个冲破了旧家庭束缚到大都市里来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现在读者的眼前，是中国新文艺运动以来第一部最完美的传记文学。

    在很短的文字里，极力表达出对丁玲的赞美，也传达出对传主的怀念。

    在“良友一角丛书”系列广告（如《人间世》第16期）中，因为涉及部分被禁书目，于是就在书名的前面用“×”注出，特别注明“有×者暂停发售”，丁玲的《法网》就属此类。在现代书局的“现代创作丛刊”系列中，丁玲的《夜会》由于被禁，因此在广告中，除对本书进行内容介绍外，在著者名下特别标出“发卖禁止”（如《现代》第四卷第六期）。这些广告是曲折的反抗，使我们更加看清了反动派对进步文艺进行残酷“围剿”的本质；这些广告也是一种巧妙的宣传，它抓住了读者越禁越想读的心理。“雪夜闭门读禁书”曾是被视为读书人的一大乐事。

    透过丁玲被捕以后所刊发的广告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当时围绕丁玲所作出的不懈斗争。那些进步刊物的编辑在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并没有选择屈服，而是巧妙地与之斗争。他们所写的这些零散的广告文字，对研究20世纪３０年代文化上的“围剿”与“反围剿”很有价值。它们虽然短小，却蕴藏着文学生产和文学斗争的丰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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