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儿师长”范绍增忆杜月笙：帮助别人从不承认

　　我和杜月笙是从1925年前后开始往来的。当时我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当第七师师长，驻防在万县。杜是上海青帮头子，我早已听人说过。我是四川的袍哥大爷，他也知道，由于这一关系，他便经常介绍他的徒弟们来找我。要我帮助他们在我的防区内收购鸦片烟。我每次接到他的介绍信，总是尽力帮助。

　　1928年前后，我在刘湘部下当川军第四师师长时，他还介绍他的同门兄弟、吗啡大王陈坤元到我的防区邻水县来开设了一座吗啡工厂，由我给以保护。当时在鸦片烟出产地设厂制造吗啡，所获的暴利比从四川运鸦片烟到上海要大十几倍。

　　1929年，我第一次去上海和他见面，他除了对我盛情欢迎外，还和我换了生庚年月的帖子，结为异姓兄弟;并陪我在上海尽情玩乐，极力显示他在上海的特殊势力。

　　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抽时间去上海玩玩，每次去他都是尽我所好来招待我。

　　1933年，蒋介石调四川部队去湖北进行反共战争时，我率部与贺龙司令员领导的红军作战负了重伤，他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派他的徒弟张松涛赶到汉口，接我去上海就医。船刚一到码头，他又叫顾嘉棠代表他迎接我，送我到白渡桥公济医院，找了一个英国医生给我诊治，我负伤的右臂才未被截去，从这以后，我和他的关系就更加要好。

　　抗日战争期间，他到了重庆，我当时的部队虽调往前方。我自己却是经常回重庆玩，和他时常在一起。抗战胜利后，我住在上海，他的第二个女儿杜美霞拜给了我做干女儿，我们便成了干亲家，双方家眷也经常往来。

　　杜镛，别号月笙。光绪十四年(1887年)阴历七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幼年家境贫穷，十多岁便到上海打流，跟小流氓马世奇等结识，专做无本生意，经常和马在小客栈里挤在一张床上过夜，他很爱睡懒觉，肚子饿得发慌的时候，才爬起来央求马等叫伙伴们去抓别人的帽子(上海人叫“抛顶宫”)卖点钱来填肚子。

　　他这样混了几年，感到不是办法，才在黄金荣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摆水果摊，并代顾客削水果皮。因以贩卖莱阳梨出了名，许多人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莱阳梨”，当初他对这样一个诨名是很得意的，别人叫他，总是连声答应，自己向人介绍，也爱用它。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才没有人当面再叫它。不过当年和他在一起混过的许多小流氓，在向他要钱不遂意时，还是不客气当面向他大叫。我在上海和他一道去四马路会乐里妓院吃花酒时，便看到好几次这样的事：当他的汽车刚一停下，一群小流氓便围过来向他伸手，他一面赶紧走，一面叫他的手下快给钱。有时钱给少了，这些流氓便大叫：“莱阳梨，多给一点!”他的手下马上就得加钱，才能把这群瘪三打发走。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情况，大为不解，怎么这个大青帮头子会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人?后来马世奇告诉我上述这一经过，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段历史关系。

　　他以后一直还保留了削水果这门手艺，我常常看到顾嘉棠遇到只有我和他在一起时，便拿起一只水果送到他面前，叫他削，他总是笑着很快把它削好，毫无不愉快的表现。同时，他也爱开顾的玩笑，因顾是花匠出身，他便叫顾把他家里的花摆好。

　　顾和他是相互依赖，彼此捧场，如果有客人在面前，顾总是装出恭恭敬敬十分听话的样子，他们俩人在一起时却无话不谈。我以后与他们相处久了，才看出他们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

　　杜一向以善于出主意而出名，在帮会中有“军师爷”或“诸葛亮”之称。他贩水果时，许多小流氓便时常找他出主意去敲诈勒索，据说当时许多商店，在开张时怕流氓捣乱，便请巡捕房派人保护。他就指使小流氓在夜间去偷招牌，第二天再去勒索。还有些生意很热闹的商店，不肯花钱给流氓，他就指使这些人去这些商店门口相互殴打，抛粪便等，弄得顾客纷纷趋避，最后只有出了点钱才能了事。

　　不久，他的名声渐渐传到黄金荣老婆耳朵里，她叫人找了他去谈话，发现他果然有不少名堂，便决定把他收到黄家去。从此，他和黄狼狈为奸，成了黄手下的一个重要帮手，在法租界不知干了多少坏事。

　　他在黄家的几年中，一边替黄出主意，一边也为自己将来“独立门户”而暗中作了不少准备。他利用黄的关系大肆交结，拉拢各方面关系。等到他认为羽毛丰满，便脱离了黄家，与张啸林、金廷荪及顾嘉棠等结为一伙，连黄的厨司马祥生也被他拉了出来。黄对他很不满，他就去拜另一个青帮头子陈世昌为师。

　　陈世昌的老师是早期一个流氓集团“仁社”的头子，叫张经扶，这人做过吴淞镇守使，山东人。他的学生中不少是反动派头子，如杨虎、贺贵严、韩复榘等，蒋介石在上海打流时也拜过张的门下，以后蒋的反动地位爬高了，才不承认这个老师。

　　我也拜过张，参加了“仁社”，本来和杜的老师陈世昌是同一辈，以后由于杜在上海有势力，谁也不再和他论辈份高低了。

　　杜刚离开黄家时，自知敌不过黄，不敢和黄争夺财源，便向工商界方面另求发展。他的手下都是听从他的指使去捣乱的，所以工商界只有找他出面，才可平安无事，这就慢慢形成了他替资本家充当保镖的基础。

　　黄金荣一直靠老一套强抢硬要的手法弄钱，当时一些官僚在外省搜刮了人民血汗跑到上海想当寓公，被黄的手下知道了，便会用种种手段进行勒索，直到把这些人带去的钱弄光，然后给他留点路费离开上海。杜却不这么干，凡到上海宋的外地军阀官僚等，他有机会便与之结识，当作朋友，充当保镖。所以他和新旧、南北军阀官僚政客，结识极多，便是这个原因。

　　他和黄金荣表面上一直很客气，但两人暗中斗争却从未停止过。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黄向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敲诈两亿元，钱怕在上海出事，便如数给了黄。杜当时是交通银行董事，和钱又异常要好，知道了此事，大为不满，埋怨钱新之事前没有告诉他，没过好久，黄又出面写信向重庆商业银行要借四亿元，我是该行董事，我去找杜，杜为我出主意，叫我自己打一个电话给黄，当面问他，看他怎么好意思?我照他的办法，黄果然不承认是他自己干的而推给他的手下，这笔钱才没有要去。

　　杜在上海的势力逐渐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搞来的钱很多，花得也痛快，总是左手进，右手出，不像黄金荣只进无出，这样替他捧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他能混出名来，还有他一套拉拢人的手法。他想要结交的人，总是先找与这人有关系的亲友表示对这人的仰慕和恭维，使人乐于和他见面，他结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同，见面时表现很亲热谦虚。一经见面之后，他认为这个人对他有利，必然千方百计在其他场合，或在与这人有关的人面前，故意吹捧这人一番，使这些话传到对方耳中，叫对方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对他发生好感。

　　他善于揣摩别人心意，能根据不同类型性格的人，运用不同的手法对待。使一些人和他见面后，总爱与他交往。

　　别人有事要找他帮忙，只要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

　　回本钱，他也总是很痛快答应下来，暂时赔点钱，他也肯干。他常常向我谈什么要从远处着眼，不要只看眼前等，所以等到他要去利用别人时，也往往能够顺手。

　　他这些手段，不仅使许多流氓能为他死心塌地去卖命，就像杨虎、陈群、顾嘉棠等，对他也是言听计从。

　　他还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他充当谋士，替他捧场，他也很注意听取这些在政治舞台上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的意见。

　　他用的秘书当中，有曾为袁世凯搞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首的杨度，以及当过徐世昌总统府秘书的徐慕邢。还有不少旧文人、洋博士之类的人，经常为他出主意，他对这些过去有点地位和名声的人，使用起来，不像一般反动头子用部下那样，而是处处表示出虚心向人求教的态度，执礼甚恭，使这些自命清高的人，忠心耿耿为他充当工具而不自觉。

　　他早年一向想学梁山泊上的宋江，在社会上当“及时雨”，经常爱施小恩小惠。而捧他的一些失意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了要借他抬高自己的身价，便把他捧为什么“当代春申君”和“小孟尝”。

　　他在施小恩小惠时，还有一着很高明的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这也是他经常看到我乱花钱而不大讲究目的而规劝我的话。他对人帮助，往往自己不出面，如送人一笔钱，或帮人解决一个困难问题。做了以后，不承认是自己做的，而代他出面的人，又往往把他帮助人而不肯出面的内情告诉对方，这样一来，受他帮助的人便更加感激，而且到处为他宣扬。

　　杜月笙捧人的手段的确很有一套，这对他的成名有极大帮助，他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去上海募捐，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们来迟了一步，刚刚募过苏北等几处水灾，又要捐没办法。向等便去找杜，杜马上答应下来，并拍着胸口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他没几天就把这件事办得颇有头绪。本来他可以把募得的钱交与向等就可以了，但他却借此机会去捧孔祥熙。他先向孔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帮忙的经过，并说他愿意代办，请孔出面就行。孔很高兴听他的安排，请吴国桢等人到家里吃饭，我与何北衡、向传义也参加了。席间，孔照着杜告诉他的话说了一遍，加上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一定要尽力帮助后，便指着杜说：“这件事我已经关照月笙马上去进行，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杜便站起来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去办，也希望大家尽力协助我。”我们几个知道内幕的人，看到他耍的这一套手法，使得孔眉开眼笑，莫不在背后举起大姆指说“月笙不愧大好老”。

　　他捧孔一向肯下功夫，因此孔也愿替他捧场。如1947年他的儿子维屏、维新两人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举行婚礼时，请了孔去当证婚人，我便听到孔当着介绍人钱新之、章士钊和去参加婚礼的贺客颜惠庆、徐寄顾、李石曾等一千多人的面，说杜是“中国少有的事业家、有远大的见识和克己助人的人生态度……”

　　由于杜对孔这么讨好，孔在很多地方也特别照顾他，给过他不少找钱的机会。如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孔知道蒋介石决定要把日本交出的大量棉纱抛出，便暗地通知杜赶快把手上握有的棉纱抛出去，免得吃亏。杜因此而赚了一大笔钱。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是最受他那一套吹捧手段的，两人的关系也最好。

　　他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注意，还是从1924年开始的。那年秋天，由于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个军阀在上海附近打起仗来，四乡居民纷纷逃往租界避难，成千上万的人流落街头，那时租界内的流氓正趁机诈骗难民仅有的一点财物并贩卖难民妇女。杜却别出心裁，居然跟着一些靠吃慈善饭的所谓“善士们”，办起难民救济工作，他以救济名义，叫爪牙们拿着捐簿向商民强征硬募，这种明目张胆的搞钱办法，不但可以从中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受到一些人的称赞，难民对此也很为感激，杜月笙就这样一下变成了“大善士”。

　　从那次得到甜头后，不论什么地方发生天灾兵祸，他总是非常热心借助这些“善举”，在上海大肆捐募。因为这种无本生财之道，可以名成利就，所以他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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