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何要当修道士？

　　陆征(徵)祥(1872—1949)，字子欣，上海人，毕业于广方言馆和同文馆，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此后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务，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

　　民国成立前，陆已升任驻俄公使。辛亥革命后，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理唐绍仪力邀出任第一任外交总长。他吸取西方外交事务管理经验，组织建制外交部，革除时弊，创建了中国外交人才培养体系，因此，说到中国外交的现代化，陆征祥功不可没。巴黎会议期间，当时的中国政府逼他和代表团在辱国丧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他和代表团的团员没有签。但回国后，山东省的“民众代表团”天天到外交部缠住他不放，说因为陆代表不签字，日本人便报复山东人，使他们苦不堪言。陆征祥诚恳地对他们说：“政府令我签字，我没有签，结果得罪了政府，也得罪了山东同胞。我若签了，则得罪了全国同胞。诸位请想想我是否该签。请诸位回去后对山东同胞说：我陆某愿和山东人民一起受苦。”

　　巴黎会议使陆征祥的外交报国理想彻底破灭。“弱国无工艺，弱国无外交”，他在回忆录中悲愤地写道。1921年，他递交了辞呈，决意离开外交部;1926年，他夫人去世;1927年10月他在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正式成为一名修道士，1949年1月逝世于该修道院。

　　一

　　陆征祥1872年6月12日出生在上海，父陆云峰和母吴金灵都信仰基督教新教，陆云峰还是传教士。陆夫人产后患了重病，浑身水肿，在病榻上煎熬数年，终于撒手而去，这时陆征祥年方八岁。

　　陆征祥从小就跟着虔诚的父亲，深受其影响。陆云峰确实是个见地不一般的人，很通达，也很务实。当时中国科举未废，做父母的总想方设法要送子弟上学，日后好得个功名，然陆云峰厌恶官场恶习，根本就不愿儿子走科举之路，他甚至不送孩子上私塾，怕冬烘的学究用陈规陋习束缚小孩，于是他就自己做了陆征祥的启蒙老师，课本就是《新约福音》。由于清朝在外交上屡屡失利，又加上一些开明人士呼吁，政府也意识到应有一些懂外语和西方科技的人办外交、主邮政、矿物和军事。1862年，北京开办同文馆，第二年，上海开办了广方言馆，两馆都是总理衙门主办，旨在培养外语人才，开设的主要课程是法语、英语，同文馆还增开格致等课。陆云峰有意送子入广方言馆，习得一门外语，以便将来出洋学些实务，好回上海做邮局职员，父子将来也可安逸度日。陆云峰的这一想法在当时的确算是很出格的，因为那时大多中国人把学外语、留学海外、和外国人共事视为不齿，何况陆云峰膝下就这么一个儿子，还要送他“习夷文”，“依附夷人”?由于进广方言馆要考古文，陆征祥被送进私塾恶补古文。陆征祥聪颖过人，两年里竟读完了一部《四书》，半本《礼记》，这就是他赴考前的学历和古文基础了，赴考广方言馆时陆征祥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少年。

　　进广方言馆后，陆征祥主修法文，虽然年纪最小，却因为刻苦而成绩居前。其间因病休学一年，病愈后，他很快赶上了功课。二十一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广方言馆毕业，并被推荐入北京的同文馆深造，一年后被总理衙门选中放洋，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

　　在赴俄国前，陆征祥和陆云峰都以为只是出国历练一番，不料当时驻俄公使许景澄十分欣赏陆征祥，有心要培养平民出身、没有染上官场恶习、有思进取的这个年轻人做外交官。陆征祥向许景澄说明二十多年父子二人相依为命，父亲历经艰难，辛辛苦苦照顾他，顶住众人非议送他进广方言馆，还忍受孤寂让他进京深造。后来放他到俄国，也还是为了儿子学些实际本领，今后能回家有个好的出息，从此父子可以团圆，共享天伦之乐。现在父亲正在上海眼巴巴盼自己任满回国，虽然父亲会愿意为儿子的前途牺牲一切，但他怎么忍心?陆征祥陈明心迹后说：“如家父无异议，祥愿听公使安排。”

　　许景澄也理解陆氏父子情感和难处，思忖片刻后命陆征祥赶紧写信向父亲禀报此事。“如尊翁同意你学外交，你当安心留下矣”。

　　陆云峰回信了：“人贵能自理耳!今予精力尚足自养，汝勉诲，毋以父为念。”

　　读到这里，陆征祥两眼模糊了。近四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这封回信时，仍无法自已。

　　1920年陆征祥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时，在北京百万庄天主教教会墓园买了一块地做陆氏家族墓地，并把祖母和父母的墓迁葬至此。一反平日他做人的低调平和，陆征祥亲自精心设计了父母的墓碑。该墓坐东南朝西北，立面仿古希腊神庙，墓室四壁镶嵌着北洋政府首要、各界名流如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溥仪、康有为等五十余人的题词石刻，他希望以此补偿自己未尽的孝心。

　　二

　　从1892年起，陆征祥在俄国公使馆一做就是十四年。

　　他刚到彼得堡时才二十岁出头，一次陪许景澄公使拜会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时，穆还对许调侃说许怎么带个小男孩来。但几年后陆就升为参赞，1906年，升为驻荷兰公使，由于此前中国驻荷公使总由驻俄、德公使兼任，所以他也是中国在荷兰设使馆的第一位全权公使。1911年，陆征祥又奉命赴俄任特使，参加对1881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条约》的修订，并被告知将任驻俄公使。

　　这时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推翻了清王朝，并声称要对前清驻外使团大换洗，而驻俄使团是第一个改组对象，所以陆征祥在彼得堡等了很久也未收到任公使的任命书。不久，国内却来电频频催他回去任外交总长。原来临时政府的总理唐绍仪组阁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一来他未参加任何派系，口碑干净;二来因他多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唐绍仪想借他来建立民国外交部，带来中国推翻帝制后外交新气象。陆征祥一辞再辞，结果连临时总统袁世凯也来电力邀。眼看辞不掉，陆便在回国前向袁提出三个条件：外交次长应精通英语;他陆某不向他部荐人，他部亦不得向陆某荐人;外交部人事不得由他人干涉。袁世凯答允了，他才启程回国。1912年3月30日陆征祥赴任首任外交总长，改外务部为外交部，5月3日通告启用外交部印。

　　陆征祥出任首任外交总长，也是中国外交建制和管理走向现代化的开始。他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时积累的经验，着手革除清朝官场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引进较富科学性的管理制度。如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机构模式拟订外交部组织法，并据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设总长、次长各一名，日常事务由一厅四司一室负责，即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参事室。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令总务厅将外交部门前的下水道疏通。原来的总理衙门前下水道淤塞，每逢雨天，门前积水就很深，每位外交官员只好由衙门的差役背进衙门。衙门改成外交部，陆征祥认为门口积水有碍中国外交部形象，所以先清除了淤塞，让门面有个新气象。第二件事是免去部里一切部员的职，由他考察后再任命。他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新组成的外交部竟缺员一百五十名，袁世凯的侄儿也在被裁的一批人中。部里有一余姓厨师，曾大得慈禧之宠，当年李鸿章亦怕他几分，李曾考虑用西宴招待外宾，余不干，李只好作罢。余姓厨师还向当时外务总理施压，委任自己的儿子任部里的秘书。民国成立后，余厨子以为陆总长不会不买他的账，起先还不急，发现新外长果然行事与前清老爷大不同，就慌了神，余便带了几十只火腿送到陆外长家，却被告知赶快带着火腿走。余厨子离开外交部一事不但在国内让知情人称快，连西班牙等国报纸也当新闻刊出，被看着是中国外交部改革的风向标。

　　另一方面，陆征祥开始培养新人。他参考欧洲一些国家外交人员录用管理制度，定出民国外交部录用人员三大原则：1.一律经考核后择优录取;2.为防止地方派系主义，全国统一考试;3.长于一门外语者优先。他还要求外交部的官员必须学会一门外语。陆征祥真是踌躇满志，意在改变外行官僚办外交的局面，使中国外交从此现代化。

　　当时国内各部官员都无按点到署的概念。陆征祥对自己的部员说：“我陆某无能无德，实愧任外交总长一职，但某有一长，即能按点办公，故敢要求各位亦如此办。”当时的外交部也真有一些新气象。

　　就这样，他组建起民国的外交部，创建了民国外交人才培养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当年挑选的六十名青年已有三人任大使、十四人任公使了。

　　民国第一届内阁夭折后，陆征祥出任新内阁总理。但由于他本来一介书生，超然政治派别，自然失败，只得辞职，仍任外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派系之争如同水火，内阁数次更迭，政府更像走马灯，陆征祥也数次被“请”入阁复又出阁，几沉几浮。

　　陆征祥的性格注定他是要演悲剧的。他善良而软弱，书生气十足，有人形容他“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非常中肯。在一个不良的政治环境里，这样的书卷气只能使他成为野心家的炮灰，成为派系倾轧的最大受害者，所以，他不但实现不了治国强国的理想，还往往客观上做了野心家的帮闲、帮凶。如袁世凯称帝一事，陆征祥是反对的，但袁世凯称帝后，要他当外交总长，他又出任了。尽管他拒绝接受袁世凯的封爵授勋，但他毕竟在这个短命皇朝里称过臣子，无论他怎么为自己开脱说是为保存民国外交改革成果也罢，说是不得已也罢，都不能为自己洗脱这耻辱。

　　在任期间最令他痛心的还是签《二十一条》，以及巴黎会议期间政府不断施压要他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还是刚进入外交界时，正逢《马关条约》一案。许景澄痛心地对他说：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出任外长后，陆征祥请林琴南写了“不忘马关”几个字挂在办公室，提醒自己勿忘国耻。可是，1915年，袁世凯为了穿龙袍，竟要在野的陆征祥再次出任外交总长，代表中国与日本就《二十一条》谈判，并命他签字。

　　明知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不签，日本一定会出动武力，当时中国兵力弱，加上内战，民众已在水深火热中，何堪再加日寇蹂躏?签，实在不情愿，他知道袁世凯不论签不签都要牺牲国家和民众，他只有硬着头皮接下这任务。《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二十一条》披露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人们游行示威，声讨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和当时驻日公使陆宗舆，却未提及主持谈判的总长陆征祥，大家也都明白陆征祥是被临时推出主仪的，是被迫签的字。

　　签了《二十一条》后，陆征祥提出，中国只有对德宣战，方有希望在欧战结束后收回国土国权，袁世凯不听他的。后来黎元洪任总统复请陆征祥任外长，陆又提出如中国宣战，他便出任。黎元洪不肯宣战，陆征祥便不当总长闲居在家。直到段祺瑞任总理后对德、奥宣战，陆征祥才再次出任总长。

　　欧战结束后，陆征祥率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按理可在盟国帮助下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哪知帝国主义早勾结一气，把山东当礼物送给了日本人。这次，陆征祥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硬顶住北洋政府压力，拒不签字。陆征祥和顾维钧等一方面尽力向与会国代表呼吁寻求支持，另一方面向北洋政府表示：宁辞职而不签字，不卖国。

　　陆征祥所以能在那种黑暗的政治环境下仍有外交上一番作为，还因为他深受一个人的影响，这就是他奉为恩师的许景澄。

　　1884年，许景澄才三十九岁，便出任驻法、德、意、奥、荷五国公使。

　　许景澄一心要栽培陆征祥，但又极讨厌拜师或结金兰一类陋俗，便对使馆其他人说因陆是新人，需对其格外多加指点。陆征祥到了公使馆后，每天晚上都去许公使的房间，听公使向他传授外交礼仪，解答疑问。

　　一次许公使讲到这么一件事：中国驻法国的使馆当年租的是巴黎民房，租约到期，中国公使退房，房东却不接受，声称要中国方面修缮后才能接受。原来中国使馆从门房到公使个个吸水烟，把滚烫的水烟筒乱放，结果连地板都弄脏了。使馆的差役疏于打扫，房东家里几代人挂在墙上的画也被虫蛀坏了。房屋被糟蹋成这样，房东怎么不气呢?许景澄把这讲给陆征祥听，告诫他不要不拘小节，不能蹈其覆辙。他对陆征祥说：“我不会要你一开始就做大事或难事，只要求你从平常之处做起。首先从‘不’字做起——不吸大烟、不赌、不去声色场所，你做得到吗?”他还告诉陆征祥外交非立时可学，外交人才亦非立时可造。“你若有志，当潜心用功，仔细观察”。陆征祥把这些记在心里，努力照办。

　　正是由于师从许景澄，陆征祥才走上了职业外交家的路。他后来在外交工作中，无论做公使还是做总长，都不忘教诲，一方面努力吸取欧洲诸国之长，改良中国的外交;另一方面在造就外交人才方面强调德才并重，颇有成绩。

　　陆征祥非常感激爱戴恩师，他把任驻荷兰公使的第一个月薪水全用来铸印有许景澄头像的银质纪念章，并将其分送国内友人和欧洲一些国家元首，以示对许景澄栽培之恩的感激和对恩师的怀念。1931年，为纪念恩师遇难三十周年，身在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的陆征祥撰文纪念许景澄，还将祭文译成英、法二种文字并附许的照片，自费刊印成册，在欧洲广为散发。我在《一士类稿·一士谈荟》(徐一士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中看到该文，兹将其全录于下：

　　呜呼吾师!自庚子七月初四日吾师捐躯就义，至今已是足足三十年矣。回溯在俄时，勉祥学习外交礼仪，联络外交团员，讲求公法，研究条约，冀成一正途之外交官。祥不才，抱持此志，始终不渝。吾师在天之灵，想鉴之也。己亥春，祥与培德结婚。吾师笑谓祥曰：“汝醉心欧化，致娶西室主中馈，异日不幸而无子女，盖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欧化乎?”尔时年少未有远识，未曾措意。丙寅春室人去世，祥以孑然一身，托上祖庇佑，居然得入本笃会，讲学论道，以副吾师之期望，益感吾师培植之深厚，而为祥布置之周且远也。呜呼!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师也。今先后俱天国，而祥独存，岂不悲哉?虽然，祥以衰朽多病之体，自入院后，除朝夕诵经外，与拉丁文道德学哲学神学以及新旧圣书等，无不竭吾智能，以略探其精微。历时非为不多，用力非为不勤，数年以来，不唯无病，且日盖强健，此上主之赐。九泉之下，吾师当闻之，当亦为之快慰。祥惟有永遵主命，日颂主名，以终吾年耳。本笃会修士门人陆徵祥谨述。夏历己巳七月初四日。

　　三

　　陆征祥出任驻荷兰大使后，到海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房子做使馆。离开彼得堡前，他就向国内定制了家具陈设，又在荷兰定制了两辆马车。由于使馆布置精美，马车气派豪华，一时海牙人都说中国公使是大阔佬。

　　陆征祥在海牙打肿脸充胖子讲门面，再精打细算，一个男人毕竟无法考虑得周密，多亏他有一贤内助。

　　还是在彼得堡，陆征祥认识了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一个亲戚——培德·比夫小姐。培德的祖父和父亲均系比利时的高级军官，她本人举止娴雅，又有几分家传的刚毅。陆征祥对培德一见钟情，一生都敬爱有加。

　　培德身材高大，而陆征祥则清瘦且个头不高，那种年代，这种涉外婚姻的确罕见，他们竟能和美融洽，更是令人称奇，他们婚后一直无子女。

　　在他们二十七年的共同生活中，培德无怨无悔地分担陆征祥承受的种种误解和中伤。在他任驻外公使时，培德帮他与各国外交官员联络周旋;他回国后，培德也恪守中国习俗不出门，不入社交。二十七年里，他们心心相印，同甘共苦。陆征祥任外交总长，培德也跟着回到中国。由于培德深居简出，许多人都以为陆征祥的太太不愿来中国而愿留在国外。那时中国的良家女子是不在外面走动的，陆征祥素来喜欢散步，在北京就只好一个人从事这运动了。据陆征祥的回忆录，当时北京人看到他散步就说：“陆总长想老婆了，想得吃不下饭，整天在外转悠。”

　　1926年4月26日，培德在瑞士去世，陆征祥马上辞去公职(他当时任中国驻瑞士公使)为夫人守丧。次年，他送夫人灵柩回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培德下葬后，陆征祥的红尘生活也结束了。1927年7月5日，他进了本笃会的圣安德鲁修道院，同年10月，他经过更衣礼后成为一名初级修道士。1929年1月，他行过发终身愿礼后成为正式修道士，后升为司铎，1945年被教廷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

　　自他发愿进了修道院后，世俗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远去了。

　　二次大战中，日本侵略了中国，远在欧洲的陆征祥无法心如止水。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并以“木兰”为笔名撰写文章，向欧洲妇女介绍中国人民浴血反抗侵略者的情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他写道：“我们中国为求自己生存而战，也为保存文化和文明而战，我们中国是在为全世界的公义和利益而战。”

　　他呼吁道：“不要间接地帮助日本空军杀害我们�你们为你孩子买日本玩具，但你付出的钱马上就会变成上千上万的炸弹落在我们国土上�使我们幼小的孩子惨遭杀害……”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了比利时后，圣安德修道院被充做德军的军营，修士们全被赶出修道院。在那些岁月中，陆征祥和比利时人民同甘共苦，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许多努力反抗侵略者。他常组织人们一起祷告，借此与大家互相鼓励，通报消息，因此还被盖世太保抓去审讯。盖世太保向他宣布：不得以任何方式组织聚众布道。陆征祥一直没有退缩，仍然和修道院的修士们一起，走到民间，以他们的方式点燃人们的希望，坚定人们与法西斯抗争的信心。

　　1945年，二战结束。陆征祥无限感慨地写道：“我初涉外交之时正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

　　1949年1月，他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说话，却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按本笃会规定，修士死后不得摆放花圈挽联，故陆征祥的追思礼拜上灵前无他物，仅有比利时国王送一花圈，还是修道院破例收下的。修道院的地下墓室有几十个墓穴，第一行第一孔葬了前任院长，陆征祥安葬在第二行第一孔。中国清末民初的第一外交家就安息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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