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在2019年3月4日向世界宣告：“天主教会不会害怕公布历史，甚至喜爱历史。”同时他还宣布了将在一年之后提前公开1939年到1958年期间，教皇庇护12世的秘密档案。按照以往的惯例，应该是在被公开教皇去世70年后才能公开秘密档案，但是方济各将时间提前了八年。
过去半个世纪，庇护十二世和法西斯政权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两种激烈的声音相互对立：一方认为，庇护十二世在二战中与法西斯暧昧不清，支持种族迫害;另一方则辩称，庇护十二世是在动荡年代竭力保护欧洲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他还暗中鼓励天主教机构藏匿了超过4000名犹太人。拥护者们希望他被宣布为“圣人”——获得超脱俗世的尊荣。
1945年9月的档案图片，教皇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举起右手做祝福，图片：美联社
这批先行释出的档案包括至少20万盒，约200万份文件，是档案馆九年来的整理成果。去年10月，宣布庇护十二世档案解密后，教皇方济各颁布手谕，将梵蒂冈秘密档案馆(Archivum Secretum Vaticanum)改名为梵蒂冈宗座档案馆(Archivio Apostolico Vaticano)。“secretum”的原意是“非公开”，但随着语言变迁，它逐渐变成隐瞒公众的贬义词。“这与梵蒂冈档案馆一向所为截然相反。”方济各说。
今年3月，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科泽(David Kertzer)成为第一批查阅解密档案的学者。尽管开放时间只有不到一周。几天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不得不暂时离开近1700万页的卷宗。近日，科泽在《大西洋月刊》上公布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科泽找到了两份1943年的文件。首先是一封罗马教廷旗下耶稣会传教士彼得罗·文丘里(Pietro Tacchi Venturi)写给庇护十二世的信。在信中，他建议教皇向德国大使提出抗议，没有理由对意大利犹太人使用暴力，因为墨索里尼五年前“已将少数犹太人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这是指1938年墨索里尼政权通过的意大利种族法(Leggi razziali)。它剥夺了犹太人的一系列公民权利，如禁止犹太书籍流通，犹太人不得担任公职和接受高等教育，行动自由也遭限制。但在这封信发出的1943年10月，轴心国已兵败突尼斯，意大利失去了对北非的控制。墨索里尼先是被下台软禁，而后由德军救出。纳粹德国控制了罗马及意大利北部地区。
纳粹的种族政策更加严酷。1943年10月16日，纳粹党卫军在罗马历史悠久的犹太区逮捕了1259名犹太人，该区就在梵蒂冈对面的台伯河对岸。后来，几乎所有人都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骨瘦如柴的女囚
历史资料显示，庇护十二世没有公开谴责窗外发生的一切，但他是否私下要求过德军停止驱逐犹太人，仍然存疑。文丘里在信件中草拟了一份声明，建议教皇在非公开场合提交给德国当局。文丘里试图说明，意大利的犹太人很少，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已婚基督徒，他们不会对大多数德国人口造成危害。
但庇护十二世并未采纳这项提议。收到文丘里来信后，他向当时罗马教廷秘书处的官员安杰洛·戴尔阿奎(Angelo Dell'Acqua)寻求意见。戴尔阿奎是犹太问题专家，深受庇护十二世和参谋蒙蒂尼(Montini，未来教皇保罗六世)的信任，后来做了罗马的枢机主教。科泽找到的第二份文件，便是戴尔阿奎写给教皇的回信。
1938年11月11日意大利报纸Corriere della Sera头版，墨索里尼政府批准《种族法》
在信中，戴尔阿奎坚决反对教皇提出正式陈述。他表示，这样做会显得过于同情犹太人，毕竟罗马历史上限制犹太人的举措就不少，纳粹政府的虐待可能是正确的，让“犹太人知道自己应该少说话，谨慎行事”。再者，对抗德国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科泽认为，庇护十二世虽然对大规模杀害犹太人感到不满，但他不想危害德国占领区的天主教会。何况党卫军在罗马广场驱逐犹太人时，教皇自身也在占领区。即便是几年前墨索里尼颁布的种族法，庇护十二世只是抱怨，将之适用于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并不公平。
与犹太人改信天主教有关的菲纳利(Finaly)事件，是科泽最新研究的另一重点。
二战期间，一对犹太双胞胎男孩罗伯特·菲纳利(Robert Finaly)和杰拉德·菲纳利(Gérald Finaly)被法国天主教神父秘密洗礼，他们的父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双亡。
战争结束后，菲纳利兄弟的亲人前来认领。但教会声称，根据古老的教义，菲纳利兄弟已经是天主教徒，绝对不能由犹太人抚养长大。这批最新档案证实，在法院判决前，上文提到的梵蒂冈秘书处官员戴尔阿奎，将双胞胎从法国偷运到西班牙。
教会要确保没有人知道这些命令是否来自教皇本人。法院裁定男孩回归犹太家庭后，罗马教廷行事更低调了。如果他们直接干预遣返男孩，各地教会的传统人士会对教皇不满。庇护十二世一度希望借政治难民为由拒绝遣返，但西班牙政府提前一步找到了藏匿点。
菲纳利事件前后持续了八年之久。科泽的报告显示，1946年3月，犹太教首席拉比(rabbi，犹太学者)访问罗马教廷，希望教皇向欧洲各地的神父发出公开呼吁，透露犹太孤儿的线索。庇护十二世答应了。但戴尔阿奎认为，如果教皇下达书面命令，就是在帮助传播犹太教。最后，耶路撒冷方面只得到了一份普通的口头答复。
1945年，据法国儿童救济组织统计，像菲纳利兄弟这样的法国犹太孤儿大约有1200名，而在波兰、荷兰等欧洲各地，还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秘密受洗，从未和亲人团聚。但另一方面，欧洲近三分之二的犹太人在大屠杀中丧生，许多人寄身修道院、教堂和天主教家庭中，逃过一劫。以波兰女性伊琳娜·森德勒(Irena Sendler)为代表的天主教徒，坚持不懈地营救犹太人。庇护十二世也曾为避难的犹太人提供物质援助。
实际上，二战结束前后，这些天主教会的收留行为曾被广为歌颂。1944年，犹太拉比公开表示，犹太民族永远铭记罗马教皇“在最悲剧的年代为众多不幸的兄弟姐妹所做的一切”，爱因斯坦等流亡犹太名人也向庇护十二世致信感谢。以色列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er)形容庇护十二世是一名“伟大的和平公仆”。
1963年，德国剧作家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的作品《天主代言人》(The Deputy)上演。这部剧将庇护十二世刻画为一位纵容法西斯屠杀暴行的刽子手，不配充当基督的代言人。在剧作末尾，霍赫胡特说：“也许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因为这样一位消极的政客而付出生命。”
《天主代言人》深刻影响了一代人的记忆。它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以它为主题的剧场随之建立起来。在它的影响下，后世研究者把庇护十二世称作“希特勒的教皇”。著名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哲学家汉娜·阿伦特都曾将庇护十二世与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相提并论。桑塔格在文集《反对阐释》中写道：“剧场即法庭(Theatre is courtroom)”。而阿伦特认为，谴责教皇“当然”是肤浅的，因为更切中要害地说，“被告是整个人类”。
1964年2月26日，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剧院对面的示威者，抗议《天主代言人》，图片：《纽约时报》
戏剧史家路易斯·柯兹·赫希菲尔德(Louise Kerz Hirschfeld)回想起《天主代言人》开幕时的剧院场景。“人们在哭泣，”她告诉《纽约时报》，“最后，是致命的沉默。接着，人们起身，鼓掌了20分钟。对德国人来说，这就是宣泄。”
但在许多天主教徒眼里，这部剧太残忍了。他们认为，正是梵蒂冈的谨慎才使它悄悄拯救了犹太民族。纽约枢机主教弗朗西斯·斯派曼(Francis Spellman)痛骂该剧是“无耻的亵渎”。
霍赫胡特于今年5月去世，他没来得及看到庇护十二世的更多秘密。但早在五十年前，《天主代言人》就向罗马教廷显示了威力。1965年，教皇保罗六世下令开放11卷梵蒂冈的官方档案选编。这几乎是目前出版的大屠杀研究的必读史料。
无独有偶，今年1月，一部2017年制作的纪录片《神圣沉默》(Holy Silence)在迈阿密犹太电影节(Miami Jewish Film Festival)首映。它讲述了二战期间庇护十二世与天主教会的故事，恰巧赶上档案提前解密。制片人史蒂文·普雷斯曼(Steven Pressman)认为，这个话题的研究著作已经很多，在电影方面仍是空白。
影片中，大多数受访专家都表示，庇护十二世并没有全力对抗纳粹德国和拯救犹太人。虽然纳粹领导人不会理会教皇所说的话。但是，庇护十二世本可以成为唤醒民众道德的旗帜。
“例如2100万德国天主教徒，只有他们支持纳粹政权，后者才能每天正常运转。”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国际学术项目负责人布朗·弗莱明(Suzanne Brown-Fleming)在影片中说，“(如果教皇积极一些，)也许这些人会去保护一个犹太家庭，也许听到战场上的命令时会有些不同的反应。”
《神圣沉默》中提到，在一次演讲中，庇护十二世恳求战斗人员不要轰炸罗马和梵蒂冈城的艺术品和建筑瑰宝，却并没有过多提及保护人民，尤其没有明确提及犹太人。
一部分学者认为，新一批解密的档案里，可能没有什么稀奇事。
庇护十二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文特雷斯卡(Robert Ventresca)同样密切关注着这批释放的档案。他的查阅预约因为新冠疫情推迟了大半年。不过在他看来，档案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梵蒂冈战时行动的基本事实。他只是想寻找庇护十二世不公开反对纳粹言论的具体缘由。
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的宗教史家马西莫·法吉奥利(Massimo Faggioli)则认为，这批档案的意义或许仅是证实，就像战争期间的大多数天主教徒一样：庇护十二世既不是愤怒的反犹主义者，也没有英勇地抗击法西斯。只是这种普通天主教徒一般的反应，可能配不上“圣人”的称号。
科泽不这么看。虽然有学者在他之前发布了最新档案的研究，但科泽可能最早做到了对材料的严密辨析。例如，1965年保罗六世发布的11卷材料中，也引用了文丘里那封信中的段落，但在语境中变成了意大利缺乏反犹情绪的佐证。而新材料让科泽相信，庇护十二世和犹太人、法西斯的故事还有待补充。他告诉英国《观察家报》，梵蒂冈其实对档案可能揭露的秘密“有些紧张”。
研究天主教和法西斯主义的关系是科泽的专长。2006年教皇庇护十一世档案解密，他据此写成专著《教宗与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秘史》。该书追溯了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获得2015年普利策奖。
庇护十一世接任前，意大利王国几乎吞并了教皇国的全部领土，天主教会退居梵蒂冈的弹丸之地，自称“梵蒂冈之囚”。在世俗世界中，新教、自由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无神论大行其道，教宗势力日渐衰退。
1929年2月11日，庇护十一世与墨索里尼政府签署《拉特兰条约》，教皇承认意大利统一，意大利承认教皇在梵蒂冈城国内享有权威和世俗权力，并赋予天主教正统地位。也是在这一年，庇护十一世帮助法西斯党在国会斗争中转危为安。
《教宗与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秘史》(2018，上海三联书店)，书系“M”标志使用罗马体，融入十字架设计
令教皇始料不及的是，墨索里尼稳定国内政局后，开始倒向希特勒的纳粹种族主义。1933年，时任枢机主教帕切利(Pacelli)主导了罗马教廷和希特勒的“帝国协定”，又在六年后销毁了庇护十一世死前打算发表的决裂宣言。帕切利，就是后来的“庇护十二世”。
有一种说法长期流传：庇护十二世既不满纳粹，也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他甚至不支持战争，因此，他不应该批评包括纳粹在内的战争任何一方。”科泽说。这些都还有待考证。
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大屠杀的悲剧并没有缓和梵蒂冈的反犹太思想。梵蒂冈官方出版物《公教文明》杂志(La Civiltà Cattolica)依旧充斥着反犹太人的长篇大论。直到1962年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前，天主教会的反犹主义依然此起彼伏。
天主教对犹太人的仇视，根源于其千年历史的教义。据《圣经·新约》记载，天主教认为耶稣是被犹太人迫害致死，基督使徒在罗马帝国境内遭到犹太人的压迫。而在1962年的梵蒂冈大会上，庇护十二世的继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宣布，所有的人类都是上帝救赎的对象，人们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天主教徒应与非天主教基督徒、非基督徒和睦相处，明确谴责了反犹主义。自此，罗马天主教走上当代的革新之路。
这么看，庇护十二世像是一位转型前夕的传统捍卫者，自始至终在乎的是天主教会本身。他作为梵蒂冈的著名法学家，提倡教皇集权;作为罗马教廷驻慕尼黑和柏林代表，在德国宣扬教廷权威;作为枢机主教，配合庇护十一世，希图借助法西斯政权恢复天主教的荣光。而当灾难来临，他仍然希望保全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
庇护十二世的继任者已经位列圣人，但他仍然留在历史的漩涡之中。2009年12月，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Pope Benedict)表示，庇护十二世践行“英雄主义”的基督教美德，奉为“尊者”。此举引发了犹太团体的强烈抗议。他们给出的底线是，即便庇护十二世要被封圣，也要等到所有大屠杀幸存者离世之后。
根据天主教程序，庇护十二世距离封圣还需要两个“神迹”的发生。但十几年来，教廷搁置了这项议程。
因此，提前解密庇护十二世档案，恐怕也是教廷希望能够尽早盖棺定论。照梵蒂冈宗座档案馆的估计，要想完整解读这批材料，至少需要数年之久。
真实的庇护十二世，还在历史的迷雾中，等待着更多档案开放和后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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