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起我国历史上最痛心的损失是什么?那么清末年间被焚毁的圆明园绝对是要上榜的。这座美轮美奂的皇家原来就在一夕之间化为了残垣断壁，在整个清朝历史的发展上来看都可以称作奇耻大辱。但是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惨祸，面对皇族被外邦人踩在脚下的颜面，当时的清朝重臣曾国藩和左宗棠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回应，今天就从这段历史中看看古人的爱国情怀究竟有多深吧。
咸丰十年的圆明园，是清军与英法联军对峙的牺牲品
对于火烧圆明园的过程，世人的第一反应是劫掠，似乎这场持续了十天、遭受了两次暴行的园林就是因为其中的奇珍异宝才被这些恶霸盯上了一般。可是只要稍加探究不难发现，劫掠并不是英法联军最初的动机。
圆明园事件发生在咸丰十年，这一年清朝与外族进行了一场大战，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下诸位看官可能已然心中有数了，这场由英法牵头发起的、以“贸易不公”为借口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有着别样心思，而圆明园则只是这次战争中的一环，在清朝军队与英法联军的对峙中成了那个不幸的牺牲品。
咸丰十年十月六日，经过休整后粮草充足的英法联军在时任俄国驻清朝领事伊格纳提耶夫的“帮助”下获得了一张精确而完整的北京城地图，又得知超过万人的清军已然从圆明园撤离。
也就是说这座皇家园林里只剩下了财宝、少量军队驻扎以及沿着圆明园方向向北撤离的咸丰皇帝等人。
比起劫掠财宝这种“不着急”的活计，英法联军的指挥官其实更希望歼灭那只撤离的清军，最好能够直接将咸丰帝和一众皇亲甚至大臣一并捉拿，据线报得知，这些人如今驻扎在距离圆明园不远处的村落中，这就让圆明园的遭难更加逃不掉了。
因此第一次进军圆明园并非以劫掠为主，而是一场在情报明晰的情况下，英法联军对清军实施尾随攻击的军事行动的自然结果，就连恭亲王奕䜣也曾在奏折中承认与英法联军发生过遭遇，称：“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而来”。
圆明园在十日的时间内两度遭劫掠，但除了财宝的损失，这更是一场让大清朝和整个皇族颜面扫地的事件。
遭受英法联军的追击无论发生在京城以外的任何地方，可能这些自欺欺人的皇族都还能够粉饰太平，然而此番被外族攻入京城，使得皇帝被迫出逃，圆明园作为从康熙时期便开始修建，历经几代帝王才最终建成的万园之园，代表的是整个皇族的尊严。
可是无论是皇帝的出逃还是圆明园的遭劫，都像是将大清皇族的脸面生生踩在了脚下，对于后世来说，失去圆明园是历史的重大遗憾，是国贫家弱的过去，然而对于当时的人，则更是真切的心痛，但清朝的官员却似乎并未有志一同的对此暴行产生同仇敌忾的情感。
当时，被我们后人称作“晚清四大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四人中，张之洞仍在为做官实现抱负而奋斗，“两江总督”曾国藩应该是官位最大、最受帝王倚重的一位。
而左宗棠此时好歹也有个“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在曾国藩身边当差，而作为幕僚的李鸿章暂时还不够看。可是曾国藩与这位让他十分赏识的下属左宗棠之间，对这件事的想法和反应却大相径庭，这里也能看出二人为何在之后关系一度分崩离析了。
“肱骨之臣”曾国藩的政治考量，对内对外两幅面孔
“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这是《曾国藩传》中曾国藩自己对圆明园事件看法的一段记载。
在这位被称作“国人精神之典范”的人口中说出这样的话，令人既震惊又愤怒，这还是一个食君之禄，分君之忧的一国臣子应当有的态度吗?
简单翻译一下这段话中曾国藩的态度就是：虽然英法联军确实毁了圆明园，但是这些只是小事，别忘了英法联军可是在上海和宁波等地帮我们打过太平天国的，毁个园子又不会伤害大清的江山社稷，所以我们不应该为这些小节而忘记他们对我们的帮助。
最终，曾国藩得出了英法“有德于我”的结论，将火烧圆明园这件令社会震荡的大事就这样一笔带过了，可这种所谓的大国气度却实在让人难以苟同，而圆明园又真的只是小事吗?
我们已经从战争的起源和火烧圆明园的动机上知道了当时的英法联军根本不是为了财宝才向圆明园进军的，此事虽然没有达成其最终活捉皇帝和重臣的目的，然而为了进入圆明园，通过严刑拷打逼问百姓、沿途杀害抵抗的军队也是不争的事实。
甚至在六日当天进军之后，对圆明园进行了第二次劫掠，最终以焚园作为了结局。对于这场暴行，英法两军的官方解释是“焚毁圆明园只是对清王朝的责罚”，可见劫掠和焚园本就是侵略者对清朝皇室和军队的震慑、报复，最后才是求财。
而侥幸逃过一劫的曾国藩却还在做着英法联军是来帮助清朝、敦亲睦邻的美梦，实在是可笑又可悲。
曾国藩的“有德”之言与其政治理念
曾国藩眼中的小事在大洋彼岸的欧洲也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大文豪雨果那番著名的言论就证明了在胜利者眼中，这场对于圆明园的毁灭性进攻都是一场抛弃文明的暴行。
“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一个进行洗劫，另一个放火焚烧。胜利者原来可以成为强盗。胜利者把夏宫的全部财富盗窃一空，并把抢来的东西全都瓜分掉。”就是这样一场毫无疑问的侵略，为何在曾国藩心中却被一句“有德于我”就能轻飘飘的抵消呢?
纵观曾国藩的政治成长历程不难发现，此人其实并不缺乏忠诚，更不是没有勇气。但他的勇气和忠诚都是对于“自家人”的。
在面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他的坚定和锱铢必较可称得上令人咋舌，在曾国藩眼中，这些本土势力才是大清朝的顽疾，那些坐着船漂洋过海的蛮子最终总是要回去的，大清朝依旧能在熬过这段黑暗后回到关上门过日子的旧生活里。
因此他选择了先借助外力“安内”，再考虑是“攘外”还是“谈判”来送走这些吸血鬼。可见对于曾国藩来说，他并不是多么喜欢洋人，只是他狭隘的政治观念里将内乱放在了首位，却没想到这群人竟然真的不走了。
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观念似乎总能将本就残损的国家变得更加雪上加霜，怀抱这种想法的人也注定了没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抱负，而将国家推向了深渊。但就在曾国藩计较内战的时候，他的属下左宗棠却对此事耿耿于怀，完全没有和他统一战线的想法。
同为当朝重臣，左宗棠对圆明园的态度才称得上“爱国”二字
左宗棠对圆明园事件的反应
圆明园事件发生时，左宗棠还是曾国藩的一位下属，领着一个“四品京堂候补”的虚职，对洋人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敌意与仇恨，乍看之下仿佛缺乏官场上的手腕和圆滑，却更能让我们共情。
当时不在京城的左宗棠听闻圆明园被毁的消息后“悲愤不已，不得安眠”，甚至上书朝廷请求一个军职，想要带兵杀回英法联军重兵把守的京城，然而这份热血在当时却没能得到已经吓破胆的诸位大臣响应，曾国藩的态度也相当明确。
这股气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左宗棠的为官路上与曾国藩不同，如果说前者乌眼鸡似的盯着国内这点儿事情，那么左宗棠却将自己的矛头对准了欧洲列强。
左宗棠对欧洲列强的防备
圆明园事件过去二十年后，左宗棠也坐上了“两江总督”的位置，和当年的曾国藩不同，他对洋人的态度和二十年前一般敌视而强硬。他掌握军事大权，不但大肆捐购水雷，甚至布置了鱼雷对东南沿海要口进行布防。
在他眼中欧洲列强才是大清朝的心腹大患，这些人的野心和傲慢，以及国人日渐丢失的尊严和自信都让清朝变得越来越卑微，但统治者却仍然做着大国风度的梦，妄图以“宽容”和政治手腕、外交手段来感化侵略者，这些都让他对洋人更加忌惮。
甚至说出：“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战与和。而就三者言之，亦有次第，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斯固古今不易之局也。”这样的言论代表他也是“弱国无外交”的思想拥趸，在他为官期间，晚清难得拥有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时光，也终于在对外战争中尝到了一丝胜利的滋味。
如果从政治眼光或者为官之道来说，曾国藩和左宗棠在历史上都是毁誉参半的人，但仅论对圆明园一事的反应来看，也不难理解为何曾国藩会被百姓称作“卖国贼”了。
在他心中将国家利益全然量化的行为实在让人难以得见一丝爱国的情感，常人目睹国家利益受损的愤怒在他眼中用“小事”两字一笔带过，尤其对比当时只是个虚衔小官的左宗棠，这位国之重臣的反应未免就显得过于凉薄了。
因此无论曾国藩政治手腕如何高明，若论爱国一项，只怕逊左宗棠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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