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游牧民族对于古代各个王朝的入侵可以说一直都没有停止，在历朝历代都有出现过与游牧民族作战的经历，甚至可以说从周朝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但是唯独在清朝时期，似乎对游牧民族所说的并不多，战争也很少听说，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与清朝的建立者本身就不是汉族有关吗?今天就让吾爱诗经网的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以东亚的大历史视角去看中国的古代史，那就是一部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史。
一个文明的中心，总是容易招来一些临近的不开化，武力却很强大的政权的攻击。自秦汉以来，长城以北强大的草原部落，一直是中原帝国的威胁。
翻开历史书就会发现，清朝与周围的游牧民族相处的特别融洽。为什么那么多朝代无法解决的游牧民族边患问题，清朝却可以解决?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必须要弄明白，古代边患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再去看清朝是如何解决它的。
由于游牧民族都生活在中亚和北亚的草原、戈壁、沙漠地区，草原上的资源十分有限，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要想获得一些生活必需品，只能通过两种办法——战争和贸易。
通过不断的战争，获取战利品，或者和农耕民族进行贸易，以物易物。所以，看清楚这一点，边患问题的本质就逐渐清晰了。
草原游牧民族为获取生活资料，以其骑兵的机动性优势，对中原农耕帝国的边境进行快速劫掠。
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草原民族强健的体魄和好斗的性格。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进行斗争，所以他们崇尚“力”和“勇”，谁力气大、敢拼命，就能赢得大家的尊重。与农耕文明的礼仪之邦相比，草原民族的文化基因中，更具有天然的侵略性。
草原民族的人，不光体格健硕，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小就骑马狩猎。长期与野兽的接触，让他们学会了野兽捕猎的战术。之所以草原民族崇拜狼性，不仅仅是因为狼嗜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更是因为他们无往不利的骑兵战术，都是从狼群捕猎的过程学来的。
冷兵器时代，草原民主凭借他们游牧生活中养成的勇敢和坚韧，再加上他们骑马作战的机动性和骑兵战术，常常能够打败一个农耕民族。
游牧民族面对农耕文明的广阔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从政治到文化上，都没有能力去驾驭。单凭杀戮和游牧文化维持不了农耕帝国的秩序，强行统治的结果，不是被汉族的文化同化，就是被赶回草原，即使强大的蒙元帝国，也统治不了百年。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游牧民族的军队侵略的目的，并非是永久占有汉人的土地，而是对其进行劫掠。
所以，草原上资源稀缺问题无法解决，为了获取草原上无法生产的生活资料，草原游牧民族仗着自己骑兵灵活机动和强大的武力，会不断的对中原农耕王朝边境地区发起局部战争，进行抢掠。同时，对于草原游牧民族获取生活资料来说，通过战争的方式，代价实在过大，除非迫不得已，他们更愿意通过贸易渠道来获取。
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贸易失衡，最终导致边境摩擦。
由于恶劣的地理条件，草原民族只能游牧，不断从一片草场迁徙到另一片草场。由于草原部落没有稳定的居所，就发展不出城市，再加上生产材料单一(几乎只有牲口和草)，也就发展不出多样化的社会分工。所以，在草原上，大家都是穷的只剩牲口。
就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如果天下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资源，就没有冲突了。但是在古代，偏偏农耕文明的物产相比于草原民族丰富太多了，什么丝绸、金银铜铁器、陶瓷等产品，让游牧民族的人们看得直流口水。
是啊，好东西谁不想要啊。你会说，想要的话，去农耕帝国那去买啊。你想想，古代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没有今天的美元外汇做支撑，只能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易。草原文明那里的物产又少得可怜，拿什么去换?草原上，除了动物毛皮，和牛羊，在交易时最有议价能力的只有马了。
说道马，那就有必要聊一聊了。以唐开元年间为例，普通马价值35匹绢帛，一匹绢帛当时大概值450文铜钱。按1000文铜钱换1两白银计算，一匹马大概是16两白银。一两白银可以买200斗米，10斗为一石，即是20石，唐代的一石约为59公斤，以一般米价1.75元一斤计算，一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4130元的购买力，16两银子就相当于今天的66000多元人民币。这还是普通的马，如果是战马还得翻几倍。
马四岁左右才性成熟，基本上是一年生一胎，所以，草原上马的规模十分有限。同时，马的价值，也是随着农耕文明的需求决定的。中原帝国动乱时期，马的需求量大，价格就高。但是，王朝统一的太平年代，中原对马的需求就会降低，马的价格就相对低了。
中原王朝的政治局势，关系到游牧民族的生活质量，中原越乱他们越高兴。从这一方面也能解释，为何在中原动乱时期，草原民族相对安静，但一到了太平年代，草原民族反而会不断骚扰边境的问题了。另一方面，如果草原遇到天灾，牲口锐减的话，他们就没有进行交易的货物了，所以只能南下抢掠，否则没有活路。
所以，中原王朝的边患问题，本质上是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贸易失衡导致的摩擦。
从历史上解决边患问题的办法是有的，无非两种：一种办法是武力，简单粗暴，将草原游牧部落打服，用武力镇压，但成本太高维持不了太久;另一种办法比较高明，就是用文化来统治草原民族，历史上有比较成功的案例。
武力解决边患问题，对农耕王朝来说成本太高，难以长期维持。
世界上的农耕文明有一个共同点，都处于400毫米等降雨线附近。因为，农耕文明以种地为生，靠天吃饭，如果一个地方的年降雨量少于400毫米，那么，靠种地是活不下去的。中国的400毫米等降雨线，恰好就在长城附近。
农耕帝国征服草原后，如果想维持统治，就必须大量驻军。但是，草原上不适合就地耕种，大量的军队吃饭很是问题，只能从长城以南补给。铁路出现以前，人类通过牲口运送粮食，军粮还得有军队押送。几百公里，人吃马喂，可能还没到呢，粮食先吃完了。所以，由于汉王朝在草原驻扎的成本太高，汉人的军队在草原要想不饿肚子，只能游牧化。
那么问题来了，军队一旦游牧化后，组织结构、人际关系都会变成游牧民族的文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汉人胡化”。长此以往，汉人就变成蒙古人、突厥人了。儒家文化是从中原农耕文明孵化出来的，它只能在长城以南的农耕地区开花结果，无法越过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去改造游牧民族的社会。
所以，受古代陆地物流运输效率和文化差异的限制，纯汉人王朝，是无法长期稳定地统治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雪域高原等地区。即使在特定的时间因为武力强盛，打败并占领长城以北地区，在这些地区也没办法长期驻守军队维持统治。对于这些地区的边患问题，农耕王朝实在是无能为力。
中国历史上，能够长期统治长城南北的朝代，有唐朝、辽、金、元、清。你可能要说汉朝，汉朝是曾经开疆拓土，但他们在草原没有维持过长期的统治，基本上是为其他草原部落做了嫁衣。
那么，对这些朝代进行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同时兼容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的二元王朝。唐朝皇族有胡人血统(李渊母亲是鲜卑人，和隋朝独孤皇后是亲姐妹，都是北周军事贵族独孤信的女儿)，唐太宗李世民在草原，甚至被奉为“天可汗”。辽和金虽然一个是契丹王朝，一个是女真人王朝，保留民族传统的同时，他们都奉行汉文化，甚至和大宋(北宋和南宋)争夺文化上的正统。蒙元定都大都(北京)后，草原地区实行草原文化，长城以南的统治奉行汉文化。
清朝更不用说，作为少数民族入关之后，保留本族文化的同时，奉汉文化为正统。作为二元王朝，可以说，清朝是历史上对周边少数民族统治上最成功的朝代。这得益于清帝国基因中高超的民族整合能力。
满人的大本营在东北，东北是草原和中原的过渡地带，北有呼伦贝尔和科尔沁草原，南面是大明中原王朝。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个部落后，知道会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注意，为了避免明朝的打击，他不得不考虑，如何跟周围的蒙古部落搞好关系。
女真人长期跟蒙古部落是邻居，文化习俗有相似之处，于是，努尔哈赤通过联姻方式，将科尔沁部牢牢团结在自己周围。满蒙联盟就是这么来的。努尔哈赤取了蒙古女人之后，他的儿子们也纷纷效仿，皇太极一人就娶了6位蒙古后妃，其中最有名的孝庄文皇后，就来自科尔沁大草原。皇子取蒙古媳妇儿的同时，清朝的公主，也嫁给蒙古王子。清王朝的统治稳固之后，为了维护草原的稳定，满蒙联姻更成为所谓“北不断亲”的大清国策。
通过联姻，内蒙地区的部落基本上都成为满清的家人了，清朝皇帝被草原部落尊为大汗。但外蒙古和西北草原的部落还没得到有效控制。蒙古铁骑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人多，而在于其灵活的机动性。所以，只要能够将那些蒙古部落圈住，就能够控制他们骑兵的机动性。于是，满清统治者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鼓励藏传佛教。“修一座庙，胜十万兵”，游牧民族一旦信了藏传佛教，就不能远离寺庙，这样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得到了有效控制。
除了修庙外，满清皇帝还取得了一个“文殊菩萨转世”的身份，有了这个身份，皇帝不仅巩固了自己在信奉藏传佛教的草原部落中的权威，更是为清帝国在雪域高原地区的统治，提供精神秩序。
中国的西南地区，虽然在汉朝就被征服，但因为其地势险峻，少数民族部落混杂，直到明朝也没有完全汉化。那里的秩序，一直是苗族势力和土司主导。雍正帝用鄂尔泰的计划，改土归流的政策，鼓励汉人迁往西南边陲，鼓励苗人汉化，减少土司的势力。这样，云贵地区才算真正融入汉文化。
在西北的穆斯林地区，满清允许他们保留原有的着装和习俗，不用剃头。对大清有卓越贡献的伯克，朝廷会赐予他们剃头的恩典。清朝用穆斯林自治的方针，在西北维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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