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党派之争原因是什么?崇祯为何无法代替魏忠贤?

明朝晚期，被称之为“晚明”，由于除了当时人们的精神开始出现畸形和萎靡的状态外，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在古代中国似乎都是在向上走而不是向下走。然而，合格的现代人都可以理解这种观点——无形的东西有时候比有形的东西更重要、更起决定性作用，表面上看着很强大，那是因为没有出现需要决定的情况出现，例如人的性命与观念。晚明就处于这种“脑路出现问题”的时候，党争之频繁、党争之无底线，堪称之最。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八个原因。

大明党争背后的八大原因

上文我们谈了三个“党争”出现的原因，即：

其一二三简评

晚明正处在以物质金钱评价代替儒家三纲五常为秩序的新旧交替时代，“忠君爱国”已经被推翻，但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新时代秩序评价标准”。

晚明是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畸形发展的社会，每个人群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因为人性比较稳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资本主义社会，人性在本质上都是差不多的，因此，只要有人性就会有为了利益而争斗，甚至为了面子儿而争斗。

今天我们再谈谈另外五个原因。

其四、形成“党派”的因素太多

通过六篇文章的介绍，无论唐宋，还是明清，在选官选材问题上，都是能够当官的人太多，但职位太少，再加上科考考的只是与实践无关的思想方面的知识，因此，无论是状元还是末等，其实都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更遑论能力”。这便造成官员需要做好表面功夫、博取官际关系，这样才能做上官、做得长久、做得高位。

在这种情况下，地域关系、师生之谊等传统官场人际学继续畅通无阻。但是，晚明时期，则多出了官商家族、灰色经济势力(高利贷、海盗走私经济)等多种利益代言人因素。这些利益代言人和传统的官场人际学共同推高了“党派”的形成。

其五、“党争”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想救国就得有权力

许多人对权力斗争都表示认可，理由也很得到：要想干事儿，就得有权力，就会权力斗争。晚明问题更是如此，其时代的问题太多、外部环境又比较复杂，各种救国的人在战略上就有多种应对措施，为了让自己的战略获得实行，这就需要“争”。

但正如“吃”是人的必然，但不等于“暴饮暴食”就是合理的。“争”也要有底线的争，晚明时代“党争”争得没有底线的原因就在于：新旧时代的争端导致人的底线已无，人无底线必成极品。

那么，“党争”的底线是什么?保持“党派”可以长期存在，“党派”的生存寄托于政权的存亡，政权都亡了，你所在的“党派”何在?

其六、天理、大道与君权神授等高大尚理念，让每方都认为自己代表正义

“党争”中最明显的就是文人的话语正当性。文人的斗争喜欢用“天理”“大道”这些理念性的空洞词汇，来展现自己的“德行”，再加上天下受儒家思想影响最重。因此，非阉党之外的各个党派都有天然的拥护者。

“阉党”虽然在理念上天然有着劣势。但他们有“皇权代理人”“皇帝的狗”身份。所以，他们只能紧紧拿住“军权的代理”招牌，对竞争对手的打击也就更频繁、更无理性。这自然又激发了文人的反抗性。

其七、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导致问题更严重

明朝的强大，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导致参与斗争的人们，往往只知内斗而不知乃至不顾“最危险的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政争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甚至错误频出，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使忠君为国的人也要“先保证生存”，然后才能获得理念成功。要想“生存”就需要内斗。所以，从晚明到南明，为什么外界和自身政权的威胁到了“很明显”的时候，人们都不能停止内斗的根本所在。

所有人都不想“暂时抛弃矛盾，一致对外”，只想着先打好内战，然后再一致对外。但问题的关键是，外因给不给你这个机会。

其八、科举制导致问题复杂

科举制导致“没有实践能力的人”特别多，而他们想要生存，就必然要参与“内斗”。

那么，在这八个原因中，“党争”中谁的责任最大呢?下文我们就继续根据茅元仪的经历，阐释一下这一问题。

崇祯无法代替魏忠贤

我们以茅元仪为例，因为屡次科举不成，这就导致其只能另辟蹊径，走上一条“山人之路”。山人就是一群没落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实际才能进入有权有势的人的幕府，其实和师爷类似。晚明时期和清朝幕府师爷问题成为社会现象，何以?就是因为科举制下的官员没有“实践能力”，就需要有实践能力的人帮忙。

因为八股取士下，文人官员的短板越来越多，几乎除了之乎者也外什么都不会。在此情况下，需要各种师爷就很多。一个官员一个幕府就是一个利益集团，为了在利益多元下的官场获得生存，每个官员都会根据师生关系、地域关系、喜好等组成更大的集团。由此，这必然加剧“党争”问题。

只要是出现“团体”，自然就是利益分配不均的表现，东林和阉党如此、东林和齐楚浙党更是如此。东林党在网络世界经常被人骂得体无完肤，其实，更多的情况下，东林党属于“代人受过”。

东林党内人才颇多，例如孙承宗;但投降清朝者也不少，例如钱谦益。东林党其实一直没有控制过政权，只是对东林党有同情心理的人做过首辅。所以，东林党作为“党争罪魁”是牵强的。

东林党只是文人集团的一小部分，东林党之后有更强大、人数更多的复社。投降清朝的大多是复社成员，而非东林党党徒。再者，晚明文人已然没落，追随、与阉党协作的齐楚浙同样有着这些毛病。只不过，东林党党徒往往比较理想化、态度比较坚决。

有些人说东林党多是书生误国，从孙承宗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更有一些人，说孙承宗不是东林党。但问题是，明朝人自己都这么认为，作为后来人在没有经历的时候其真实性自然没有当事人说得更符合当时的历史。

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但天启七年(1627年)朱由校死后，朱由检登基后风云突变。看着强大无比的魏忠贤，被崇祯三下五除二就消灭了。其原因何在?自朱棣之后，庞大的大明特务统治就成为错综复杂、你后面有他他后面有我的局面。正如正德时期的“太子八虎”一样，刘瑾也只是权力众生的一员而已，在大明特务统治背景下：

当皇权对你青睐的时候，因为扳不倒你，想取而代之者只会隐忍不发。

当皇权不再青睐你的时候，会有你无法想象的众多“朋友”变为敌人。

魏忠贤倒了，就好比是一个旧时代坍塌了。但新时代的权力代表并没有建成。魏忠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皇权(皇权不仅仅是皇帝，皇权也并非皇帝本人，而是权力本身，也就是通常说的政权架构下的“至高无上者”)因为儒家思想的洗礼，有许多事情皇权不能去干，魏忠贤只是作为“皇权恶性的代表”，在履行着皇权的恶。

然而，崇祯却不能代表“皇权的恶”，且本身也不愿意充当“皇权的恶”。这就坏了，你没有“皇权的恶”，不能像朱元璋、朱棣那样将“皇权的恶”发挥到极致。由此，你就无法震慑住各派。

既然不能震慑，崇祯希望用“讲道理、讲悲情”来勾起各派的“忠君爱国”之心。但是，忠君爱国之心不要说是臣，就是自己的亲家都抵不过几千两银子重要。任凭你苦苦哀求，还是磨破了嘴唇。九五之尊，在阿堵物面前没有丝毫办法。

这就是大明的悲哀!

这就是物质动物们的集体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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