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厂一卫是明朝独有的特务机构,分别是指东厂、西厂、大内行厂和锦衣卫。他们的职责就是负责监视官员,可以说整个明朝官员的一举一动基本上都在他们的监控当中。其中锦衣卫专门负责官员,而东厂和西厂负责锦衣卫和官员,内厂则监视东西厂还有锦衣卫。这一套完整的侦查机构可以脱离明朝的司法制度,所以权力相当之大。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三厂一卫的存在,才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据《明史·宋濂传》记载:曾任《元史》总裁官的宋濂,某天与几个朋友饮酒叙旧。第二天,朱元璋便问宋濂昨天饮酒没饮酒,客人是谁,上得些什么好菜?宋濂均据实回答。朱元璋笑着说:“诚实啊,卿不欺骗朕。”另有已是年迈老臣的国子监祭酒宋纳,一日独坐生闷气,次日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跟谁生气呢?宋纳大惊失色,谎称是因为一监生不慎打坏了茶具。朱元璋让人把偷偷画的宋纳面呈怒容的独坐肖像拿给他看,宋纳方才明白,连忙认错。
从发生在这两位宋姓朝官身上的事儿,我们不难看出,明朝的特务密探是无孔不入,而且是“全天候”的侦探。着实令人感到恐怖。
朱元璋夺取天下后,为随时掌握在京大小衙门官吏的所作所为,特设一批特务人员,称作检校,主要由他的亲信文官武将甚至和尚担任。当时,最著名的特务头目有高见贤、夏煜、凌锐、杨宪等人,和尚中的检校有吴印、华克勤等人。他们的影子无处不在,酒肆、青楼、私宅,遍布密探。街头巷尾的奇闻趣事,官吏嫖妓玩牌、吟诗作画、请客送礼,乃至夫妻间争吵,晚上发生的事,一大早皇帝便了如指掌。如此高效率,恐怕连前苏联的“克格勃”,美国的“中情局”,也只能望其项背。
据《水东日记摘抄》记载,当年,钱宰授皇命编写《孟子节文》一书,夜间在家中书斋内无意间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翌日上朝后,朱元璋就斥责他:“钱宰昨夜吟的好诗啊,不过,朕并未‘嫌’啊,改为‘忧’字如何?”钱宰听后吓得冷汗涔涔,手忙脚乱地叩头认罪。更有趣的是,当年京城各部皂隶都戴漆巾,惟礼部不戴;各个衙门都有门额,但兵部却没有。据传,是那些特务探子暗中侦察时,发现礼部皂隶偷睡午觉,就伺机取走漆巾;兵部值夜人不在位,干脆就抬走其门额。两个部发觉后,都不敢吱声。
明朝早期的特务检校,只是密探性质,并无捕讯之权。朱元璋为使侦探、拘捕、刑讯一体,于洪武十五年在拱卫司的基础上设立锦衣卫,赋予专门巡察缉捕审讯政治要犯之权,下设镇抚司,办案可越过司法部门。这锦衣卫,便是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的一把“屠刀”。据明史记载,锦衣卫常用的刑具有18套,什么夹棍、脑箍、拦马棍、钉指等等都包括其内。其中有一项刑罚叫做“杖刑”,特务对于“杖刑”的执行非常有讲究,对一般的犯人行刑官只说“打着问”,意思是不必太重;要求打重一些的,就说“好生打着问”;不论死活的就说“好生着实打着问”。一般来说,只要犯人被抓进来,十八种刑具都得过上一遍。
随着蓝玉案的告结,锦衣卫完成了镇压“异己”的使命,加之朝野上下对锦衣卫怨声载道,朱元璋即下令焚毁卫中刑具,内外治狱均交三法司审讯。锦衣卫一度衰落。但好景不长,朱棣篡位后,为镇压建文帝旧部,不仅恢复锦衣卫,又增设东厂,特命心腹太监提督。至成化年间,明宪宗为强化特务统治,又新设西厂,仍由太监提督。
明武宗正德元年,武宗不仅恢复曾一度废止的西厂,再建一个内行厂。至此,大明一朝的特务机构形成“三厂一卫”的格局,其组织之庞大达到顶峰,“三厂一卫”的特务人员遍布全国各地,无论何处何人,只要有“不轨妖言”或对厂卫头目不恭,便可能立即遭杀身之祸。
据记载,一日有四人在密室饮酒,一人醉后,大骂魏忠贤擅权“不忠不贤”,另三人吓得不敢出声,只得好言相劝之。那人骂声未止,厂卫密探即破门而入,将四人一并带走。魏忠贤凌迟处死骂人者,其余三个却给了赏银。厂卫特务们可任意缉拿刑讯,下至民间斗鸡骂狗之类琐事,上至朝廷要员、皇亲国戚,一旦落入厂卫手中,十之八九难以生还。在大明的边远地区,百姓凡见骑大马、着锦衣、说京腔之人,如见猛兽一般,纷纷躲避。地方官吏则用重金贿赂以免祸。京城的朝廷命官,惶惶不可终日,每天上朝走在路上,便担心着还能不能安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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