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攻是古代常用的作战方式之一，双方交战如何保证补给是关键，如果粮草被烧了，在战场上自然会变为被动的一方。所以火攻往往是冲着对方后勤去的，《孙子兵法》中就有一篇专门讲述火攻的散文，包括对火攻的使用原则、目标、条件等因素都有非常详细的讲述。听说过《孙子兵法》的朋友很多，但有仔细研究过的就很少了，这次就来为大家讲下孙武是如何总结火攻的，一起来学习下吧。
火攻篇原文：
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
行火必有因，因必素具。
发火有时，起火有日。
时者，天之燥也。
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
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而其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上。
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
凡军必知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
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故曰:明主虑之，良将惰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
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
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01
这篇是“火攻篇”，顾名思义就是论述火攻的作战原则。孙子认为火攻有五种，它们包括：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所谓“火人”就是焚烧敌军的人马。火积就是焚烧敌军粮草;火辎就是焚烧敌军辎重;火库就是焚烧敌军仓库;火队就是焚烧敌军运输设施。而且孙子说，要火攻就要随着准备好，要看准天时和选好日子，所谓“发火有时，起火有日。” 日子和天时有两点：干燥的天气和起风的时候。
对于火攻，孙子的战术思想还是要“变”，也就是用以上五种方法，再根据敌人的情况随机应变。
“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而其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上。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
就是说，如果在敌人内部放火，就要提前派兵从外面策应。火已烧起而敌军依然保持镇静的，就应等待，不可立即发起进攻，等到火势旺盛到了极点后，再根据情况作出决定，可以进攻就进攻，不可进攻就停止。
火也可以从外面点燃，这时就不必等待有人从敌人内部策应，只要适时放火就行。从上风放火时，不可从下风进攻。白天风刮久了，夜晚风就容易止息。凡是领兵打仗必须掌握这五种火攻方法，灵活运用，等待放火的时机条件具备时再进行火攻。用火来辅助军队进攻，效果最为显著，用水来辅助军队进攻，就能加强攻势。水可以把敌军分割隔绝，火可以焚毁敌人的军需物资。
02
接下来，孙子论述了发动战争的原则，如果打了胜仗，消耗了国力和物资，还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那就一定会有问题。这种情况叫：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费留的战例，典型的是春秋时吴伐楚之战，孙子当时也参与了，吴王阖闾杀吴王僚即位，锐意改革，军事强盛，就开始伐楚争霸。吴王阖闾三年，与伍子胥、伯嚭、孙子攻楚，获得大胜，当时阖闾就想直取楚国国都郢都。孙子说，民众疲劳，不能攻打郢都，要等待时机。阖闾才作罢。
吴王阖闾四年、六年，吴国又两次大败楚国，中间第五年还击败越国一次。到了第九年，阖闾憋不住了，问伍子胥和孙子，说当初你们都反对我打郢都，今天如何?这回二人都同意，说联合唐、蔡两国就行。于是吴军再举攻楚，一举拿下了郢都，楚王逃亡，创造了春秋战史上攻下大国都城的第一例。
连续九年都在打胜仗，怎么样呢?费留了。因为只有军事，没有政治，不仅占领楚国后政治没怎么弄没有能“修功”，自己本国政治也没弄明白。阖闾在郢都“费留”，越国就乘虚而入攻打吴国。楚国向秦国求救，秦国也来攻打吴军。吴军和秦、越两国作战，都败了，阖闾的弟弟夫概见他哥哥在郢都滞留不归，他自己先逃回国去自立为王。 国内乱了，阖闾匆忙回师讨伐夫概，楚国收复郢都，夫概逃亡投降楚国。阖闾这一仗，最后什么也没捞着。不过第二年，他又伐楚，打了一个大胜仗。
阖闾的吴军一直很强大，威震华夏。不过，没有六十年的江湖，吴王阖闾十九年，阖闾在和越国的战争中伤重而亡。他的儿子夫差即位。阖闾临死告诉夫差，别忘了是勾践杀了你爹!夫差和勾践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夫差的吴国后来为勾践所灭，成为春秋时期比较早灭亡的大国。“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吴国正是最典型案例。
03
百战百胜都没有好下场，那为什么还要用兵，所以孙子说：没有好处，就不要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要用兵，不到危急关头不要开战。国君不可因一时的愤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不可因一时的愤懑而轻易出阵求战。符合国家利益才用兵，不符合国家利益就不要用兵。因为一时愤怒还可以重新变为欢喜，一时愤懑也可以重新转为高兴;国家灭亡了就不能复存，人死了也不可以再生。所以，对待战争，明智的国君应该慎重，贤良的将帅应该警惕，这是安定国家、保全实力的根本道理。
在这一篇“火攻”，孙子重点论述了火攻作为一个辅助的战争手段的具体用法，同时在最后，孙子再一次强调了“能不战就不要战”，战争是消耗双方财力物力的事情，如果没有任何利益，那为什么还要大战呢?还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选择。同时，孙子也强调了，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战，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也讲到，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政治，而不是一时逞强，争强好胜并不是战争的目的。这跟孙子兵法所提倡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是同样的道理。兵家常说：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如果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会祸国殃民，最终还有可能导致自身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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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末年，隋炀帝穷兵黩武，三征高丽，皆大败而归。战争劳民伤财，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久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李密、翟让、窦建德、李渊父子等趁机纷纷起兵，中原大乱。在四方义军的追杀下，炀帝被迫逃往江都，后被部将杀死。隋炀帝穷兵黩武，“非危而战”。他多次远征高丽，均无功而返。此举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引发了隋末农民起义的浪潮，最终也为他身死江都埋下了隐患。
历史上因“主怒而兴师”而遭惨败的例子也不在少数。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58年，秦昭襄王再次派白起率军攻打赵都邯郸。白起认为，当时国内空虚，不宜再出师邯郸，虽然长平之战秦军获胜，但却伤亡很大，于是推辞出兵。昭襄王另选他人率军攻赵，却久战无功。昭襄王再次敦促白起出征，白起称病不从。昭襄王大怒，命其带病出征。白起说道：“宁为断头之臣，不做败军之将。”昭襄王终究是不听劝告，执意发兵攻赵，结果大败。
白起身为秦国将帅，久经沙场，对战争的利弊得失最有发言权。他明白第二次出兵伐赵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于是极力劝谏昭襄王不要轻易出兵，可是昭襄王偏偏不听劝阻，结果出师未捷，而且损失惨重。昭襄王的失败是因为他违背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的作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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