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唐朝正面临这社会初步稳定阶段，为了能够建立一种普片的文化典范，李世明提出了“偃武修文”的政策。而王羲之便成为统一南北书风的首选典范。在修《晋史》的时候，唐太宗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亲手为书法家立传的皇帝。他在《王羲之论传》中描述：“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至此奠定了王羲之“书圣”的地位。
“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这是书法史上至为关键的一笔，正是他对王羲之的这种偏爱，才使王羲之的行书成为了后世的典范。
唐太宗对此事亦高度重视，在序文的最后，他写到“恐秽翰墨于金简，标凡砾于珠林”，还请有关大臣、文字高手为其润色。
唐太宗下诏广收王羲之墨迹也很是感人，贞观十三年共收得“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可见太宗对羲之的崇拜之情已到了痴迷的程度。
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痴迷，这其中有个人的喜好当然也是历史必然的选择。唐长孺先生在《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对此总结到：整个唐代学术风尚的变化呈现出了南北化的倾向，隋唐间南北文化的重新统一，南方文化占据着主要地位。因此树立王羲之为时代书法典范也是顺应了当时文化发展的趋势。
王羲之在魏晋时期已然声名显赫，其创立的今体开启了行书发展的新里程。在唐代随着李世民的极力支持，更奠定了王羲之在书法史上不可撼动的“书圣”地位。由于真迹甚少且难得一见，一时之间“下真迹一等”的王羲之拓本已然使达官贵人趋之若鹜。而《圣教序》的出现开创了集字刻碑的先河，更全面地保存了王字的原貌，使王羲之书法能够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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