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2月份，拿破仑三世发动了政变，成为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实际上的独裁者，并且在第二年就学着他叔叔老拿破仑那样黄袍加身。身在伦敦的马克思极度痛恨这个窃取了1848年革命果实的野心家，并且发表了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全文以这样一句暗喻结尾：“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结果，这句话却在1871年以其字面含义应验了：4月12日，巴黎公社决议拆除旺多姆圆柱;5月16日公社社员终于将它拉倒，整个圆柱同顶上的拿破仑像一起摔得粉碎。与叔叔的雕像一同化作尘埃的是拿破仑三世身上的皇袍：它在1856年的克里米亚羞辱了庞大的沙皇俄国，在1860年的八里桥给了腐朽的大清帝国重重一耳光，在1866年的维也纳以强权姿态调停了意大利与奥地利的战争，并在一年前的1870年满怀信心地入侵德意志，试图扼杀新近崛起的普鲁士及其主导的北德意志邦联，结果战端爆发的一个半月之内，曾经高傲的拿破仑三世便在绝境中向普鲁士军队投降，“只得把自己的佩剑献给(普鲁士国王)陛下”。
这场战争因其交战国而被称作普法战争，但也是一系列德意志统一战争中的最后一战。拿破仑三世的帝国土崩瓦解后，耀武扬威的普军开进了凡尔赛，威廉一世在昔日太阳王的宫殿中接受将军们的三呼万岁，加冕为统一的德意志的第一位皇帝;为了这一天已运筹多年的俾斯麦，终于踩着高卢雄鸡的尸骸扫清了统一最后的国内外障碍，顺理成章地成了帝国的第一位首相。
普鲁士的胜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仅在于德国统一在地缘上撼动了欧陆均势，更因为这场战争本是拿破仑三世蓄谋已久的侵略。战前，拿破仑三世坚信法国庞大的常备军将在普军完成动员前便开进莱茵兰、夺取德意志西部的铁路枢纽，几年前才败于普鲁士的丹麦、奥地利和南德意志诸邦都将站在法国一侧，对普鲁士发动报复战争，而被普鲁士吞并的各邦人民也将趁机反抗其统治，那时普鲁士崛起的势头将被无情扼杀，德意志也将恢复成一个地理名词。但战争的结果却极为讽刺：从法军开进德意志的土地到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历时不到短短50天，随后普军更是一路深入法国腹地，围困巴黎，一度控制了法国近1/3的国土。
为什么曾接连击败沙俄、奥地利等其他列强的法国，如此轻易地便败给了新兴区域强国普鲁士，成了德意志统一的最后一块铺路石?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呈现两种倾向：最常见的解释从纯粹的军事观点出发，把普鲁士的胜利归结为 “俾斯麦和毛奇的胜利”，即俾斯麦的 “铁血政治”和以普鲁士总参谋长老毛奇为代表的容克军官团，通过军事技术、战略战术、总参谋部体制、总体战动员和整个国家的军国主义化，领导普鲁士以压倒性的军力赢得了战争;另一种解释则依赖经济视角，把快速工业化的普鲁士和德意志视作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代表，以德国在钢产量、煤炭产量、铁路里程、电气化程度等工业指标上对老牌强国法国的全面超越，来论证是普鲁士 “金与铁”的物质基础毫无悬念地胜出了。
然而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倘若一场战争这样的偶然原因就能毁灭一个国家，便肯定有某些更普遍的因素，让这个国家必定会在这场战争中灭亡。”这句话在他自己的祖国处反复应验。一国的军事建设受政治、经济条件制约，曾引领西方军事革新的法国为何在同样注重武力的拿破仑三世时期渐渐落后，只能从军事以外的因素理解;而单纯以工业产值等指标的对比来搪塞法国的快速崩溃，而不见最发达的两大工业国英法与落后的沙俄间的克里米亚战争却陷入拉锯泥沼，同样难以使人信服。普鲁士崛起与德意志统一固然有历史潮流使然，但辉煌一时的法兰西帝国如此迅速乃至滑稽的瓦解，仍需要更全面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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