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份，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到了第四年，而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是第6年了。经过了反法西斯同盟的艰难反击，轴心国与盟军之间的实力天秤总算是出现了倾斜。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彻底击垮了德军想要征服高加索地区的梦想。太平洋上的中途岛战役，美国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击败了日本联合舰队的，日本开始转攻为守。在北非和意大利，英军打败了德国北非军团，此时已经在意大利登陆。
1943年是黑暗向黎明的转折时期，苏军、英军、美军都高歌猛进，而在远东的中国战场，一切似乎都很“平静”。
1939年后，日军无力继续进攻中国西南，开始转头消化占领地，中日双方已经多年没有发生大规模会战。国民政府高层以及军队将领们“承平日久”，变得麻痹大意，都寄希望于“世界战争大势”。
蒋氏本人在1943年秋的日记中写道：“意大利已经投降，料来德国和日本，也会在一年之内战败。”
但让中国军队没想到的是，在太平洋被打得体无完肤的日本，没想着在美国人身上赢回来，反而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国大陆。1943年末，日军东京大本营制定了一个“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作为接下来日本陆军的头等大事，该计划名为《陆军一号作战计划》。
根据这份计划，日军打算在1943年底进行动员，用半年时间调兵遣将，于1944年初对中国军队发起全面进攻，打通华北到西南的铁路线，让“伪满洲国-华北-华南-东南亚”的占领地连成一片。
日本当时在太平洋和美国杀得昏天黑地，为什么突然调转枪头进攻中国南方呢?《一号作战计划》到底为何而生?它对于中国有何影响?
1942年末，因为在太平洋战争中陷入泥潭，日军开始转变战略，即“暂缓对中国大陆的夺取计划，转而把重心放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
1942年末到1943年末，日军大量从中国抽调部队南下，在华北的12个师团之中，一半都被调到东南亚的马来、印尼、新几内亚打仗，华北司令冈村宁次为此大为不满。这些被调走的日军大多是早期参加侵华战争的老兵，也就是中国人口中的“老鬼子”。
除了华北驻屯军外，作为日本“皇军之花”的关东军也在1943年底大量南下，大量日军精锐部队的调遣是逃不过中国情报部门耳目的。国军和苏军的间谍都迅速察觉到了这一信息，并迅速传递给了各国首脑。日军精锐部队的南下对远东战场来说是件好事，彼时苏联正跟德国激战正酣，正需要减轻西伯利亚的驻防压力;而中国战场则因为饥荒而物资紧张，军队士气低落，日军调兵南下让前线的中国军人松了口气。
日军南下的消息让蒋氏也很开心，中国战场仿佛“一片安宁”。在当时的华北，因为日军人手紧张，某些城镇只有五六个鬼子兵驻守，炮楼里甚至只有几个伪军。
中国抗战局面可谓一片大好，但蒋氏没想到的是，日军看似是强弩之末，其实野心未灭。东京大本营的战犯们正在针对中国战场积极备战，他们谋划出了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攻势：《一号作战计划》。
日军《一号作战计划》是中国派遣军的野心之作，也是日军在美国步步紧逼时，为保护“绝对国防圈”做出的无奈之举。
日本绝对国防圈一般指日军的主要占领地，包括北方的千岛群岛，到日本列岛、菲律宾群岛、小笠原群岛，以及东南亚的马来、印尼、新几内亚还有东北亚的朝鲜地区、中国东北以及中国华北。这个范围是根据当时美国轰炸机的飞行距离测算的，在这个范围内，美国的远程轰炸机很难密集飞到日本本土，日本列岛相对是安全的。
但是一旦盟军突破这个所谓的“防御圈”，日本列岛再无宁日，B29轰炸机能让东京变成焦土。因此东条英机内阁在天皇御前会议前保证：日军定能保护绝对国防圈，日本本土是安全的。
但是放眼当时的战局，日本节节败退，东条英机和陆军部高官都提心吊胆。果然在1943年底，美国将领陈纳德率领援华航空队从中国广西的机场起飞，轰炸了台湾新竹地区的机场，60多架日军飞机在地面被摧毁。这一事件让东京大本营人心惶惶，他们担心美国人从这里会轰炸日本本土。
为了盘活全局，《一号作战计划》的具体攻势如下：夺取中国南部的美国空军机场，这里的美军援华飞行队已经给日军在中国的作战造成麻烦，还远程打击缅甸、越南及台湾地区。其次，日军想打通“大陆交通线”，也就是平汉铁路-粤汉铁路-湘桂铁路，从而使关东军、中国派遣军、南部军连成一体，互为依靠。
最后，日军妄想通过1944年的这些攻势，打击中国西南抗战力量，打垮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逼迫蒋氏回到谈判桌上。
因为《一号作战》要旨于打通东亚大陆交通线，中国派遣军内部也称其为“大陆打通作战”。
“大陆打通作战”的最高司令官，是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的陆军大将畑俊六。这位老将从1937年就来到中国，曾担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后来升任侵华日军总司令。
畑俊六在研究大本营的意图后，拿出了一个先北后南的“三段攻击方案”。
该方案计划在1944年初开始实施，日本华北方面军先手出击，进攻因饥荒而备受摧残的河南省，争取打通“平汉线”;之后，日军第11军由湖北南下湖南，在铁路重镇衡阳打垮第九战区国军主力;最后，日军第6方面军以及第23军从广州北上，日军南北并进，打通粤汉线，并杀入广西。
根据畑俊六的计算，完成《一号作战计划》需要的时间在半年左右，军力在50万以上，等于当时日本在中国兵力的70%。
东京大本营看了畑俊六的计划后非常满意，要求在华日军，包括关东军都要全力支援《一号作战计划》。但当时日本根本无力发动这么大的进攻，于是日本在国内和朝鲜、伪满洲国、日据台湾开始了疯狂扩军。
1943年10月到1944年3月，短短半年内日本扩军38万人，全部送到前线。当时日军的大部分“甲种师团”都去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当炮灰，日军为了充门面，索性将乙种师团，甚至丙种师团扩军，由1万多人扩充至2万多人，并调集大量坦克和装甲车扩充实力。
为了保障大军的后勤，侵华日军将所有在华作战的物资统一调配，用一万多辆汽车、七万多匹马运输物资，光弹药就够50万大军打一年。此外在伪满洲国的舟桥部队，测量部队、铁道部队、通信部队和间谍也奉命南下，随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并沿途进行渗透和破坏。
畑俊六让冈村宁次指挥这次行动，因为《一号作战计划》非常绝密，日本中下级军官在开战前完全不知道这次行动的内容。
日军的调动虽然被中国谍报人员侦查到，但是此时国军将领对抗日态度消极，军队毫无斗志。蒋氏虽然命令前线战区严阵以待，但是上至军官下到士兵还是我行我素，对军令置若罔闻。
1944年2月，驻河南的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收到报告，日军正在黄河上修铁桥。蒋鼎文赶紧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并电告重庆：日军将要进军中原。
第一战区开始紧急战备，蒋鼎文旗下有8个集团军46个师，共50万人，看起来声势浩大。但这支军队有一半编制存在缺饷，军官虚报人数，方便倒卖军火，士兵缺额严重，具体人数可能只有30多万。更严重的是，河南的部队军纪涣散，跟当地百姓关系很差，势如水火，老百姓拒绝为他们提供任何物资和援助。(河南百姓曾称“水旱蝗汤”为四大灾害，其中“汤”便是指汤恩伯手下的士兵。)
1944年4月豫中会战开始，冈村宁次率领日军第12军以机械化部队为先锋，迅速击垮了河南的国军，许昌、洛阳相继陷落。第一战区的溃败震惊了世界，仅仅三个礼拜，6万日军便打垮50万国军，占领了中原地区。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副司令汤恩伯险些被俘，最后化妆逃脱。回到大后方之后，蒋氏怒不可遏，他以作战不力之罪将两人撤职。
此时，中国军队还以为日本只是在华北发难，结果1944年5月，日军第11军开始进攻长沙-衡阳一线，目标直指湘桂铁路，长衡会战爆发。第九战区奋起迎战，但日军攻势猛烈，相继攻占了华容、沅江、益阳等地，并于6月中旬兵临长沙，中日开始第四次长沙保卫战。
这次，日军用三个师团兵力猛攻长沙，守卫长沙的国军第4军两天之内被打光，长沙失守。长沙失陷的消息传到重庆，蒋氏震怒，严令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守住衡阳。
随后，国军第10军驻扎衡阳，于6月27日跟日军交火，衡阳保卫战爆发。
衡阳保卫战惨烈异常，被称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第10军以不满两万人，挡住了4个日军师团的进攻。从6月底到8月初，衡阳保卫战历时47天，第10军和衡阳守城百姓共17000多人，伤亡达到15000余人，衡阳城化为废墟。在弹尽粮绝后，为保护伤兵，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部投降。此役日军伤亡6万余人，付出了侵华战争开始以来罕见的巨大代价。
1944年9月，日军控制了湘桂铁路，随即南下广西，瞄准了美军援华航空队所在的桂林和柳州。中国第四战区指挥官张发奎率两个集团军20万人阻击日寇，桂柳会战开始。
此时，日本第11军由湖南南下，在广州的日军第23军从广东向西，两路夹击广西。日军在9月中旬攻占全州、梧州，10月初攻占平南、桂平、蒙圩等地。11月10日，日军攻占柳州，美国援华航空队机场和飞机全部被毁，11月11日桂林沦陷，5000多中国士兵战死沙场，13000多人被俘。
11月24日南宁陷落，日军在广西的作战获得成功。
11月28日，日军南部方面军从越南杀入广西，沿着黔桂铁路北上，好在最后被中国军队挡在贵州独山。日本南部方面军和23军在12月10日会师，这代表伪满洲国-华北-华南-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正式打通，宣告着《一号作战计划》取得战术成功。
因为日军此次行动主要在河南、湖南、广西三地展开，中国方面分别称之为“豫湘桂战役”，
《一号作战计划》取得成功，东京大本营一片欢腾，陆军部认为这次胜利证明了“圣战”还未结束，积极策划着下一步的行动。但是在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的眼里，这次侵华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其实是一次“惨胜”。
畑俊六认为：大陆交通线虽然被日军打通，但是“平汉-粤汉-湘桂”铁路因为战火被毁严重，需要时间和物资修复。日本当时国力见底，一直到1945年8月战败为止，这些铁路都从未很好地利用起来。而且日军突然掌握了大片中国的土地，却没有军力去驻守和消化，连铁路沿线驻军都成问题，这些得到的“战果”只存在于地图上，却无法化成实际的资源。
除此以外，日军通过扩军和调兵拉来的50万大军，在1944年的战斗中伤亡了五分之一，担任前锋主力的都是日军精锐师团，这些老兵在战场上的损失让日军失去了最核心的战斗力。而且在岭南的征战中，很多日本新兵水土不服，染病而亡，也对日军的士气打击很大。
更让日军窝心的是，在保护“绝对国防圈”方面，日军虽然清除了广西的美军机场，但是美军援华航空队退守西南，轰炸机仍然覆盖着整个中国南部和东南亚。而此时太平洋上的美军即将开始轰炸东京，所谓的“绝对国防圈”荡然无存。
1945年初，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在军事会议上表示：《一号作战计划》虽然是日本胜利了，但是其战略价值似不大，有得不偿失之味道。
这次作战打光了侵华日军最后的人力物力，至此日军再无任何有生力量能投入战场，这场不义的侵略战争终于进入了尾声。
1944年，日军确实在中国战场得到了军事上的胜利，中国军队虽然在豫湘桂战役里奋起反抗，但是很难阻挡日军的侵略。国军在1944年的表现被美国人史迪威用“溃败”来形容，除了第九战区在湖南打得很顽强外，在河南和广西中国军队表现乏善可陈。很多军队一触即溃，军官带头逃逸，士兵军纪涣散，劫掠百姓。
短短半年多时间，国军损失50万人，无数美国支援物资落入日本人手中。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广西等省份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寇占领，146座城市沦陷，4个省会失守。这一失败甚至超过了1937-1939日本大规模进攻时期，全世界媒体对中国这一次的抗战表现口诛笔伐。
此战后，国民政府在国际的声望大跌，美、英、苏等巨头对这位盟友的表现非常不满。1944年时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役已经进入大反攻，苏联在白俄罗斯打垮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美国在太平洋上打败了日本联合舰队，但中国战场却一败再败，这让盟友们一度失望。
经过此役，美国深知靠国民政府在1945年打败日军是无望的，于是转头寄希望于苏联，促成苏联出兵东北;在看到蒋氏和其党羽的腐败后，美国重新考虑未来“谁将主宰中国”的问题，开始跟延安恢复接触。
蒋氏政府内部，因为军事上的腐败无能，蒋氏已经渐渐失去对晋、桂等派系军阀的控制，阎锡山、白崇禧、李宗仁等高级将领呈尾大不掉之势。可以说，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实在是中国8年抗战抗战的一道伤疤，也是压垮蒋氏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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