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民党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悼念活动，在葬礼上，蒋介石声泪俱下的说到：“唯君之死不可补偿。”这位能让蒋介石亲自为其选墓地的主就是军统第一人“戴笠”。作为国民党军统的副局长，在他的领导下，只要是与蒋介石政府为敌的分子都被其迫害或杀死。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共及民主党派人士，日本人及日本人合作的汉奸，国民党内蒋介石的政敌。所以戴笠被称为“蒋介石的佩刀”，而因为他飘忽不定的行踪，他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
戴笠是飞机失事而死的，这名位高权重的军统教父死了之后，生前围在他身边的附庸者也如同国民政府一般由盛转衰，而他的独子戴藏宜又有怎样的命运呢?
戴笠，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保安乡，16岁小学毕业后娶了大自己两岁的毛秀丛为妻，并于次年生下独子戴藏宜。
戴笠婚后前往杭州就读省立一中，1926年入学黄埔军校第二期，两年后便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自此戴笠深得蒋介石信任并最终成为军统一把手。
戴笠虽然有着过硬的工作能力，但是他的私生活极为混乱，风流成性。
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有一个“神仙洞”用来与电影明星胡蝶同居。即便已经有佳人在旁，戴笠也没有放过军统内部的女特务，她们同样也是戴笠的掌上玩物。
下属们知道他的这个喜好，在其乘车巡查时，通常会安排一个美艳的女秘书随车跟着。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风流债如此之多的戴笠却只有戴藏宜这根独苗，而这个戴藏宜除了继承了父亲的风流和长相外却资质平庸，能力一般。
1915年出生的戴藏宜从小跟着祖母蓝月喜在保安乡长大，由于蓝氏的宠溺，少年时期的戴藏宜并不爱读书，读完小学后就不愿再读了。
蓝氏管不了他，便让儿子戴笠管教他，戴笠强行安排戴藏宜前往上海读大学，然而初到上海的新鲜，让戴藏宜根本无心读书，整日沉迷玩乐，还没毕业就被戴笠送回了老家保安。
回到保安的戴藏宜狐假虎威，在乡里小学担任校务主任，代理校长，乡长，乡兵役协会常务干事等多个职务。
与父亲一样，戴藏宜也是风流成性，学校里的女教师被骚扰蹂躏，但碍于其父的强大势力也只能忍气吞声。
1939年，戴藏宜的母亲毛秀丛罹患子宫癌去世，戴藏宜奉父之命前往上海料理丧事并将母亲骨灰带回老家保安。
戴笠看到不思进取的儿子很是气愤，便命令江山县县长成立国民自卫队让戴藏宜做主任，希望儿子能做出一定的成绩。
1941年6月19日深夜，共产党地下区委书记华春荣被人在家中残忍杀害，凶手连他的儿子都没有放过，用毒药将其害死了。
这件事被中共江夏县委记为不共戴天之仇，并表示此仇必报，而下此毒手的便是戴藏宜。
戴藏宜与华春荣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这事还得从其父戴笠说起。
戴笠风流的毛病并不是在发迹之后才有的，当他在保安乡的时候便是如此了。
1920年时，戴笠23岁，当时他负责看管家里的山地，因而时常会去山上巡逻。有一天在山上溜达的时候偶遇了一个挖野菜的少女，一看到身材曼妙的少女，戴笠的脑海里便有了坏念头，看了看周围空无一人便上前调戏，少女则破口大骂。
看着少女如此凶悍，戴笠便诬陷其偷他家的竹笋并抓住少女，对她上下其手意图不轨。
少女大喊救命，此时突然蹦出一个彪形大汉高声喝道：“禽兽，住手!”并将戴笠狠狠揍了一顿，这人就是华春荣。
被破坏好事的戴笠非常生气，事后便找人打听想要报仇。后来了解到华春荣家住华龙溪，是纸行老板，身兼广渡乡乡长。
好巧不巧的是，戴笠有个亲戚娶了他们华龙溪华家的女儿。戴笠看华春荣家境殷实便有意攀附，厚着脸皮上门攀亲戚。
而华春荣是个非常正直的人，豁达的性格让他接受了戴笠的道歉，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做个好人，并与戴笠成为了朋友，殊不知这是引贼入室。
戴笠经常去华春荣的纸行混吃混喝，有一天趁华春荣不在，竟偷得一封盖有纸行印章的信函。
看着这个信函戴笠动了歪脑筋，他把有字的一半裁剪掉，留下带有印章的白纸，然后在上面写了一封要钱的便函，就这样拿着作假的便函去钱庄支取了一百块大洋。
直到年底纸行和钱庄对账才发现，华春荣便去向戴笠索要钱财，戴笠没有钱，华春荣也拿他没有办法，为了防止再犯，华春荣便让戴笠写下了《悔过书》。
后来戴笠去了上海，认识了黑帮老大杜月笙，两人还称兄道弟，此时戴笠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深夜总会想起那封《悔过书》，怕对自己的声誉有所影响。
戴笠也曾给华春荣写信索要过，但是并未收到回信，这让戴笠更加害怕，认为华春荣是想等自己发迹了要挟自己。
时间来到1941年4月，戴笠已经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了，《悔过书》更加成为他心中的刺。
于是他借着衣锦还乡的时机邀请华春荣吃饭，想于席间讨回《悔过书》，谁知道华春荣压根没有去，这让戴笠火冒三丈。
然而作陪的张培森却告诉戴笠一个值得窃喜的消息，华春荣早在北伐时期就已经加入共产党了，现在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区委书记。一个“杀”字在戴笠脑海里浮起。
事不宜迟，回到重庆的戴笠公报私仇，立马给儿子拍了一份电报，让其秘密将华春荣杀害。就这样，戴藏宜为父杀人，欠下了血债，为自己日后的悲惨结局埋下祸根。
戴藏宜在父亲的扶持下，在江山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将国民党的政治活动搞得有模有样。
1942年建立了电台;1943年当选为县议员;1944年在蒋经国发起的“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中，发动江山本县的知识青年从军抗日。
戴藏宜后面还加入了军统，历任南京卫戎司令部上校秘书，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议，京沪铁路警务处少将专员等。
在戴笠飞机失事后，蒋介石为失去一员大将而痛心，便将戴藏宜任命为“戴雨农将军纪念事业筹备处”主任，让其负责“雨农中学”、“雨农医院”、“雨农图书馆”(戴笠号雨农)的筹建工作。
戴笠出事后不久，其祖母蓝氏也病故，戴藏宜为其大办丧事，因为蓝氏在当地为人和善，很多人都自发送行。
丧礼办完不到一个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解放了杭州，又一个月后，江山解放。
戴藏宜自知军统之子的身份在此处并不安全，加上战事吃紧，便收拾了家里的武器和财产装到箱子里带着妻儿随行准备逃亡。
家里的多数财产是当时祖母蓝氏73岁生日的时候，国民党要员们在毛人凤的组织下给的生日贺礼，共计28件。
毛人凤是戴笠的手下，在戴笠失事后便接替其管理军统局，毛人凤一直对老太太隐瞒了上司的死讯，偶尔蓝氏问起，便说戴笠被蒋介石派到英国(意指阴间)去公干了。
除了贺礼，还有一张所有国民党要员的祝寿礼单和祝词，原本是戴藏宜的“法宝”，后来却成为了坐实他身份的催命符。
戴藏宜原本想通过仙霞岭古道南行，前往闽北浦城找到当年军统的“东南办事处”，然后找到旧关系安排他们转道福州、马尾、越海逃亡台湾。
然而刚通过仙霞岭来到福建浦城县的水北乡时，解放军就已经到了闽北境地，眼看闽北解放在即，水北也是混乱不堪。
正在惆怅时，一声“举起手来”让戴藏宜吓得一哆嗦，以为是中共人员，哆哆嗦嗦回头一看，来人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原来是自己人，戴藏宜心里舒了一口气，颇为摆谱地说道：
“你们是乡民团吧?没事没事，我认识你们乡长，请他出来，我有话跟他说”。
那人见戴藏宜说话不像普通人，便赶忙去汇报乡民团团长王根发。
一见到王根发，戴藏宜便递上自己的名片自报家门：“我是戴笠的儿子，浙江省江山县参议员戴藏宜。”
没想到王根发一听不屑地哼哼两声：“戴笠?那个坐飞机去见阎王的?别说他了，今天就是阎王来了也得走流程。”说罢便把戴藏宜带的箱子抢了过来并打开。
当看到箱子里的美钞和黄金时，让悍匪出生的王根发得眼睛都直了，他从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钱。
望着没见过世面的王根发，戴藏宜说道：“箱子夹层里还有样东西，你可以拿出来看看。”
戴藏宜说的东西就是自己视为“法宝”的祝寿礼单和贺信，这可是他去台湾安家立命的东西。
然而这个法宝在王根发的眼里啥也不是，他不耐烦地扔在一旁，让下面的人把戴藏宜一行人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便准备开始分赃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想分一杯羹，这群人个个都想自己能分得更多，王根发自然不肯，分赃不均导致大家开始争吵，甚至快要打起来。
就在此时，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共军来了”，话音刚落，十几名持枪解放军冲了进来。
说来好笑的是，解放军能快速准确到达这里，竟然是民团中有人觉得自己捞不到油水，而那边解放军已经到了浦城，就想着不如去告密以求换取宽大处理。
解放军看到那张印着国民党高级部门头衔的礼单和贺辞，认为此人不是一般的人物，便将戴藏宜押往浦城交由47师政治部看管。
最终戴藏宜被自己人出卖，跟着解放军来到浦城，谁知道大胆的戴藏宜竟然趁机跳窗逃回了江山。
回到江山的戴藏宜因为钱财被解放军军管会封存了，所以回到江山的日子并不好过。
另一边中共政府解放进程越来越快，戴藏宜咬咬牙，想着如果自首或许能糊弄过去，从此逃脱这种躲躲藏藏的日子。
于是7月14日中午，戴藏宜来到县政府告诉门卫，自己是来跟长官们会晤的，武装门卫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便带着他去见各位领导。
一进办公室，戴藏宜就开始套近乎，一口一个“苏县长”(县委书记苏明)、李局长(县公安局长李春林)。
然而大家对这个看似熟络的人并没有印象，正当苏明想问其来路时，一位曾是地下工作者的队员对着苏明耳朵说道：“这个人是戴笠的儿子戴藏宜，两人长得太像了。”
一听到是戴藏宜，李局长立马拉响了警戒，并质问其来此的目的是什么?
戴藏宜一脸谄媚地说道：“各位长官，我是跟大家当面会晤的，因为我非常感谢中共政府对我们这些人的宽大处理，我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后悔惭愧，所以前来认错，还希望各位长官能宽宏大量啊。”
“戴藏宜，我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可不是我们说放过你就放过你，你自己汇报自己的罪行。”李局长厉声说道。
戴藏宜吓得直哆嗦，赶忙接话道：“是，我这就来登记，这就来汇报。”
苏书记说道：“我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必究。你将自己的罪过交代清楚，可以对现存的军统分子进行揭发，揭露潜伏下来的特务，将功补过。”
说罢便将戴藏宜关进了一个小房间，给了他纸和笔，让他好好将自己的罪行写下来。
然而刚刚演完戏的戴藏宜心有余悸，眼珠子一转，想到多年前自己迫害的中共党员华春荣，这条人命是自己犯下的，要是交代出来肯定是死罪一条，于是戴藏宜又利用我党的宽大施计逃跑了。
要说之前还没有关注到戴藏宜的话，那这次的逃脱就引起了省里领导的注意，上级要求江山县政府限期抓住戴藏宜。
而当抓捕人员前往他的住所搜查时，早已人去楼空了，有人说看到他往山林的方向去了，但是江山山林茂密，里面还有很多凶猛的野兽，戴藏宜难道躲到山洞里去了吗?
戴藏宜有一位小学老师姓祝，住在县城东北临近衢县大溪滩乡，他喜欢去乡政府旁边的邮政代办所看报纸了解局势。
有一天去的时候遇到了刘家乡一个不识字的乡民买报纸，因为以前是老师，祝老先生对附近乡里的人都比较熟悉，祝老觉得奇怪便打趣道：“你向来不识字，想看报学字啊?”
没想到来人也没避讳说道：“我是来买报给少爷看的。”
这一回答引起了祝老先生的警觉，因为他知道乡民口中的少爷是当地人对戴藏宜的戏称，而因为看报，他知道政府正在抓捕戴藏宜，于是赶忙去县政府告知情况。
果然，在县公安局的部署下，崔副局长亲自带队前往刘家乡，将正在研究浙江日报的戴藏宜抓了个正着，为了防止出现意外，连夜将其送到杭州小车桥省第一监狱。
进了监狱的戴藏宜刚开始还是装疯卖傻演戏，想要跟前两次一样蒙混过关，然后趁机逃出去。
但是他低估了政府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最后只能将自己以往所犯的罪过择轻交代了一番，在认罪状的最后一句写道：“若得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安居乐业，实乃大幸也。”
然而戴藏宜想求活的想法并没有如愿，因为他对罪行的隐瞒和两次逃脱，加之对中共党员的迫害，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戴藏宜死刑，并于1951年1月30日执行。
得知戴藏宜被处死的消息，蒋介石感到非常对不起戴笠，便安排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少校特工王时叙潜返大陆，将戴笠之子的妻儿接往台湾。
王时叙通过联系当时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的黄福源暗地里帮忙，黄福源是原国民党的留用人员，因为在解放前期曾奉命伪装成进步人士救过共产党人，所以是受信对象。
通过黄福源的帮助，王时叙成功将戴藏宜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偷渡到台湾。
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就接见了他们，在蒋介石的关怀下，最终戴藏宜的大儿子戴以宽出国留学，后在美国工作，小儿子戴以昶大学毕业后投身商界，成为商界精英。
戴藏宜的次子戴以宏却没有离开大陆，当时戴以宏只有6岁，母亲离开大陆后，便由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照顾。
后来这名特务被发现，并被公安机关逮捕入狱，9岁的戴以宏被送进了宋庆龄资助开办的孤儿院。
上世纪70年代，戴以宏以戴笠之孙的身份被调查，但是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戴以宏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这反而让其在后来的镇压中得以幸存，最后戴以宏在安徽安家工作。
由此一家人便在祖国的两端隔海相望，过着各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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