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交通运输能力发达的年代，有着汽车、火车、飞机、轮船，能让一个人的一生去很多地方。然而对于古代人来说，想要外出就只能靠双脚活着马车了。宋朝文人苏轼一生中去过很多位置，对于他去过的位置来说，有的只是蜻蜓点水，有的却是刻骨铭心。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苏轼的一生去过哪些位置吧。
982年前的今天，苏轼来到了这个世界。在中国，这可能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全民男神。他身上有着“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放，又有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淡定，有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浪漫，又有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他爱吃爱玩爱怼人，会写会画会撩妹，如林语堂所说，比起中国的其他诗人，苏轼更具有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从今天起，我们将用一周时间，带你走进苏轼的丰富人生。
有网友做过一组图，将古人的一生足迹标注到了现代地图上。于是大家看到，苏轼的人生足迹大约是这样的——
四川眉州，是苏轼的故乡。眉州城内西南，有一座三苏祠，这座祠堂便是苏家的故居。
苏轼的成长成才，受家庭影响很大。
昨天介绍过，父亲苏洵本身就是个励志人物——“二十七，始读书”，没有进士学历，却终成一代大家。他对苏轼苏辙的教育十分严苛。两个儿子在他的带领下，从小遍读经史百家。为了强化记忆，苏轼还被要求手抄《汉书》。苏轼晚年曾梦到儿时父亲监督自己读《春秋》时的情景，由于没完成任务，吓得坐卧不安——
夜梦嬉戏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沮及桓庄初。 坦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苏轼·《夜梦》
而这些严苛的训练，无疑为他们日后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母亲程氏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礼、深明大义。她曾给苏轼读《范滂传》，范滂一生刚正不阿，最终死于东汉党锢之祸。范滂与母亲诀别时，母亲说：“你如今能和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苏轼听后对范滂十分仰慕，问母亲，“如果我做范滂，您同意吗?”母亲的回答特别酷——“你能当范滂，我就不能当范母吗?”
后来苏轼和苏辙的人生经历和选择也证明，“舍生取义”在苏家并非一句空言。
博学的父亲、慈爱的母亲、友爱的弟弟，苏轼在眉州的二十一年生涯想必是无比幸福的。21岁离开家乡后，苏轼一共回去过两次，一次是因为母亲程夫人去世，一次是归葬父亲与妻子。从此之后，苏轼一路坎坷，再未回到过故乡。眉山对于他而言，成了反反复复在诗词中遥望、但始终不能够真正再次抵达的念想。
开封是苏轼的成名地。公元1057年，二十一岁的苏轼和弟弟跟着父亲到宋都开封参加科考。这一年，是北宋科举史上最有名的一年，这届考生中除了苏轼外，还有曾巩、程颢等一众大咖，而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据说欧阳修在读到苏轼的卷子时，眼前一亮，自信地以为，能写出这种绝世佳作的，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于是为了避嫌，特意只判了第二名。结果开了封才知道，这并不是学生曾巩的卷子!
这个乌龙，让苏轼错失了一个“天下第一”的名分。但是在欧阳修的强势称赞下，苏轼还是声名大噪，每有新作，立刻传遍京师。不过就在他准备大展身手之时，传来了母亲病故的噩耗，父子三人在悲痛中返乡守丧。
三年之后，当苏轼再次来到开封时，一场规格更高的选拔考试——制科考试即将举行。在宋朝，进士科考试三年一届，每届录取人数众多;而制科考试是不定期的，由皇帝亲自出题和监考，两宋三百年间，总共才录取了41人，可想其难度。而“考霸”苏轼再一次惊艳全场，以最高分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
二十五岁的苏轼在万众瞩目中步入仕途。经过了三年地方上的历练，苏轼被正式调到中央。当时的皇帝宋英宗对才华横溢的苏轼早已心向往之，准备直接将他召入翰林院，任知制诰，但是被宰相韩琦拦住。韩琦说“以苏轼的才能，早晚会被重用。现在的关键是锻炼和培养他，让天下人都仰慕信服他，这样未来重用他时，就不会有什么异议。可如果现在马上重用他，反倒未必服众，还会有害于他。不如给苏轼一个接近皇上的馆阁职务，并且请召他来参加考试。”英宗说：“以苏轼的水平也不用考试了吧。”韩琦不同意。
后来苏轼顺利通过考试，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当他听说了韩琦的良苦用心，感慨道：“韩公是在用道德修养来爱护人才。”
对于开封，苏轼的感情恐怕是极为复杂的。因为这里不仅见证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也见证了他人生的起起落落。
在苏轼四十年的仕途生涯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这里度过。
他初登庙堂，便赶上了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皆因反对新法而与宰相王安石结怨，或隐或贬或主动离开朝堂。公元1071年，王安石又打算变更科举、兴立学校，皇帝下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书万言，洋洋洒洒，论证新法之弊，却因此受到排挤打压，无奈之下申请外任。尽管神宗皇帝爱惜苏轼的才学，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主张也只能忍痛割爱，把苏轼贬到了杭州做通判。
此后十多年，苏轼都一直辗转在各地做官，平均每两三年就调任一次。直到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轼才重新被启用。短短八个月内，他被连续提拔三次，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一次高太后问他知不知道火速提拔他的原因。苏轼猜了半天都没猜到。高太后告诉他：“这都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一定感叹地说‘奇才，奇才!’只可惜没来得及重用你……” 苏轼顿时失声痛哭，此后更不敢辜负先帝的信任。当旧党主张尽废新法时，苏轼一次次站出来说，新法有好有坏，切不可矫枉过正。可是这样的他却无法被朝堂所容纳，公元1089年，他无奈请求外调。此后数年，他又被召回几次，但总是没呆几个月就被排挤出朝堂。
公元1093年，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政。经历了仕途上的起起伏伏，苏轼明白他将要面对的一切，于是主动要求外放。这次离开，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向皇帝告辞。临走之前，他还是给皇帝上书一封，其中饱含他对朝堂的忧虑之情。他很清楚他即将迎来自己人生的至暗时刻，但再艰难都无法阻挡他的赤子之心。
果然这一走，他再未回来。
杭州，可能是苏轼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因为他一生中两次到杭州为官，第一次是因反对变法遭受排挤而被贬至此，第二次是政治失意主动要求调任这里。
第一次来时，苏轼的政治作为并不多，最大的贡献就是为杭州留下了一句响彻千年的旅游广告词——“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从此让西湖多了几分温婉和梦幻。而18年后，当苏轼逃离朝堂斗争，再次来到这里时，他展现出了了惊人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此时的杭州正在遭遇旱灾和瘟疫，西湖水几近干涸。苏轼一到杭州，首先上书朝廷，免除了杭州地区的赋税。并请求朝廷赈灾拨款，以解杭州的燃眉之急。朝廷很快就答应了苏轼的请求，旱灾的影响降到了最低。接着苏轼组织人手在街头免费熬药、派发，把杭州的大夫和粗通医术的和尚、道士都组织起来进行巡诊，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治理完旱情之后，苏轼开始着手清理西湖的杂草和淤泥，并将淤泥堆积起来修建了一座长堤，苏轼命人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这便是著名的苏堤。同时，为了防止水草生长过快，再次侵占水域，苏轼派人在一大片区域种上了菱角，以此来抢夺水草的生长空间。而为了划定菱角种植的区域，同时便于观测淤泥的淤积程度，苏轼派人在湖中修建了三座石塔，这便有了著名的景观三潭印月。
此外，苏轼还重修了一段运河与西湖相连，这样一来既保证了运河的水位，也保证了城内的水位，解决了漕运的隐患。
苏轼在杭州任上做了许多利民的大事，深受杭州人民的爱戴。为了感激苏轼，许多家庭为他挂了画像，并建立了生祠。而杭州也是苏轼坎坷的仕途生涯中难得的惬意之地。
公元1079年，42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
按照宋朝惯例，调任工作需上表谢恩，于是苏轼上奏了一篇《湖州谢上表》。这样的文章原本只是例行公事，但是行文当中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却给自己惹下了祸端。
这份奏章被别有用心的政敌们所利用。他们断章取义，强加解读，说苏轼在表达对朝廷的不满，对皇帝的不敬。随后又扒出苏轼的诗集旧文，找到几首疑似讽刺朝政的诗，于是，一群人开始不断上疏弹劾，神宗决定调查一番。
虽然已经早一步知道消息，但是当官差赶到湖州的时候，还是给了苏轼莫大的打击。这个天之骄子第一次像犯人一样被押解上路。公元1079年八月，苏轼被押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虽然审问的时间很长，但幸运的是，苏轼在狱中遇到了一个好心肠的狱卒，对他十分恭敬，每天晚上还会为他准备好热水洗澡。
对苏轼的审问从八月二十号开始，一直持续了三个月。这期间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神宗暗中派了一个宦官到监狱里观察苏轼，回来后报告说苏轼睡得很沉，很安静。神宗于是对侍臣说：“我知道苏轼这是问心无愧。”最终免除了苏轼的死刑，将他以团练副使的身份贬到了黄州。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在湖州，苏轼只呆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恐怕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宁静。他游山玩水，祈雨祷晴，留下了七十多篇诗文。在他被官兵押送走的那天，湖州百姓自发来送行，站在道路两旁泣不成声。
因“乌台诗案”被贬后，苏轼拖家带口来到了黄州。
彼时的苏轼十分落魄。因为是以犯官身份来履职，所以他连最基本的待遇都享受不到，物质生活陷入窘境。为了避免自己“剁手”，他每月把四千五百钱，分三十份挂房梁，每天不敢超过一百五十钱。他在诗里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从来破釜跃江鱼，只有清诗嘲饭颗”;“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不仅如此，很多亲朋好友也都不再跟他联络，生怕被他牵连(“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
处在人生低谷的苏轼，一边吟唱着“寂寞沙洲冷”，一边开始反省人生。他在《胜相院经藏记》中说：“悦可耳目，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人生就像赌博，有输也有赢，当初只知道讨巧，不知道还要付出代价。中秋填词，开头就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品尝山中野菜，他举箸慨叹，“人间有味是清欢”。
他在城东开垦一块废弃土坡，命名其为“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他还在园中修筑起一座五间房的农舍，因成于大雪之中，故绘雪于四壁，名为“东坡雪堂”。
他变得越来越坦然，越来越豁达。就像杨绛先生说的那样：“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和朋友出行，路遇大雨，他不慌不躲，回家写下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和朋友去游赤壁，泛舟江上，想起赤壁之战场景，于是挥毫写下著名的《赤壁赋》，还有那篇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从某种程度上讲，黄州，是苏轼的涅槃重生之地。正是在这里，他从追逐功名的官员“苏轼”蜕变成了追寻内在的词人“东坡”。
惠州，位于今天的广东省，是苏轼曾经打算养老的地方。
苏轼来到惠州那一年，已经五十九岁。从黄州到惠州，中间苏轼又经历了很多波折。哲宗上位后，他一度重回朝堂，并坐上高位。奈何不愿参与党争的他却始终难逃党争漩涡。在几进几出后，公元1094年，他被贬到了远离中原政治权利圈的惠州。
贬到这里，基本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不过苏轼的心态好极了，他似乎很快就爱上了这里。他在诗词里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他甚至做好了在这个“心安之处”养老送终的准备——他拿出平生积蓄，用了一年时间，在惠州白鹤峰顶搭建了他的住所白鹤居。白鹤居依山傍水，白墙黛瓦，向西可远眺惠州西湖，向东可遥见寺院僧楼。屋后空地上，他还移栽了各种岭南果树。房屋建好后，他便把暂居宜兴的家人迁来了惠州。
乔迁之喜，加上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让苏轼喜不自胜，挥笔写下一首绝句：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可是，当这首绝句辗转传到京城后，却让宰相章惇很是不悦。“嚯，原来你苏东坡在岭南过得这么舒服!?”于是他马上颁发了新的贬谪令，将苏轼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安置。
于是，刚在惠州安好窝的苏轼，又不得不离开了。不过被贬惠州的两年多里，他留下了很多生活的痕迹。白鹤峰东坡故居是现在惟一可明确考证的苏东坡亲自筹建的住所，而他的爱妾——王朝云的墓，也是历时千年仍保存完好的重要遗迹。因此，千百年来，许多苏轼的粉丝，都会专程来惠州追寻苏轼的足迹。
海南儋州，是苏轼被贬生涯的最后一站。
历史上的海南岛，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一个荒岛，地处边陲，孤悬海外，闭塞落后，相去京城几千里，“鸟飞犹用半年程”，可谓“天崖海角”，因此中原人称之为“蛮荒瘴炎之地”，死囚流放之所。而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当时毒蛇猛兽遍地，还有瘴疠和疟疾时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据说宰相章惇之所以选择儋州，是因为苏轼字子瞻，而瞻与儋形似。如此荒诞的理由，实在令人愤恨!
公元1097年，已经62岁的苏轼，翻山跨海来到了这座荒岛。临行前，他把身后之事，托付给了长子，只带了小儿子苏过一人前往儋州。
刚来时，昌化军使张中对他十分敬重，安排他“住官房，吃官粮”。后来有朝廷官员视察，将苏轼逐出了官舍。从此苏轼便开始过上“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凄苦生活。
不过，苏轼还是不改随遇而安的乐观本色，甚至写下“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的诗句。
他的到来，为海南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他在这里办学堂，收徒弟，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师从苏轼。史书记载，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中举者姜唐佐和第一个进士符确，都是苏轼的弟子。有宋一代，海南共出了十二位进士，苏轼功不可没。不仅如此，苏轼还把许多中原文明成果都带到了海南，儋州至今还流传着东坡井、东坡田、东坡桥、东坡帽，甚至东坡话的渊源故事。
苏轼在海南谪居三年后，哲宗驾崩，徽宗即位，朝廷按例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北归。据说他离开那天，当地百姓和学生簇拥着他一直到即将远行的船边。苏轼挥泪而去，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作别这片让他又苦又乐的土地。
1101年，苏轼于北归途中不幸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苏轼这一生辗转流离，所到地方都可以用政绩斐然来评价。他在密州抓盗贼，在徐州治洪水，在定州管军纪……可是在回首自己的人生地图时，苏轼作出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回答。
这是自嘲，也是实话。时代没有给他指点江山的机会，并一次又一次把他逼至绝境，而他迎来的却是一次次涅槃重生，一次次播撒希望。有人说，“苏轼流放三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真的毫不夸张。
苏轼的人生地图，见证了他的仕途起落，也见证了他的生活悲喜，让人心疼，又让人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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