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罗伦萨的圣十字教堂之内有安置历史上名人的灵柩中，天文学家伽利略就位于左边的第二位。由此可见，伽利略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有多重要。这位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的科学家，帮助欧洲半只脚跨入近代实验学的大门。他身兼多个头衔，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同时他还是科学革命的坚实领导者，和科学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在文艺复兴的时代大幕缓缓落下之时，他用望远镜观测到了前人们从未详细看见过的星辰，亚里士多德被奉为真理的理论在他的手中被扔下，历史的车轮碾过，将其化成灰尘。
无数的荣誉汇于他一身，他堪称是文艺复兴后的第一位伟大的天才，但就是这样一位推动时代发展的天才，却因为自己对于日心说做出的科学判断，被传唤至罗马教廷，遭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刑罚。
伽利略与日心说相识是在他33岁，正值壮年的他收到开普勒赠阅的《神秘的宇宙》一书，于奇妙的文字之中了解到了更为奇妙的宇宙，于是他成为日心说的坚实信徒，并在此后进行多次的公开宣讲。
但坚持地心说的教会并不支持伽利略的行为，于是在1615年，声势浩大的反对者集体在教会内部上传了要求制裁伽利略的决议，这位坚守科学的老人不得不奔赴罗马。
寒冷的冬天没有燃起伽利略内心中任何一点希望的火焰，教皇保罗五世下达了禁止伽利略捍卫日心说的条令，于是伽利略与罗马教会第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失败告终。
1624年，伽利略的老朋友乌尔邦八世出任罗马教廷的教皇，伽利略的内心再度燃起希望。
本以为老朋友可以与他坐下来好好谈谈，理解他对于日心说的详细解释，以维护科学的名誉。
但六次的拜访最终都变成了徒劳无功，乌尔邦八世宛如变了一个人一般，坚持不改变禁令。
于是，伽利略再次落寞地离开了罗马，这一次挫败的不仅是他对于科学捍卫的信心，还让他对于友情产生了质疑。
这一年，伽利略六十岁，面对着事业和友情的双重碰壁，他于无声之处隐忍，将这股压抑的情绪于六十八岁时爆发出来。
1632年，《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一书出版，在欧洲封建教会严密控制的水域里掀起了滔天骇浪。
在本书中，伽利略以隐晦的方式继续表示自己对于日心说观点的捍卫，并且多次晦涩地嘲讽罗马教会的固步自封。
罗马教廷得知之后立刻对该书进行了封禁，并且于同年秋天紧急召令伽利略奔赴罗马接受相关的审判。
年近七旬而又身体抱恙的伽利略再次在寒冬里踏上了前往罗马的路程。
十七年前的冬季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只身奔赴罗马，但十七年后他的一只脚已经迈过通往天国的门槛，而这一次宣布要审判他的也不再陌生的教皇，而是昔日的故友。
十七年，物是人非，唯一不变的，大概只有伽利略始终为科学而战的初心。
就这样，在这位老人的迟暮之年里，他为之奋战了半辈子的信仰将他拽入纠纷的深渊。
也许伽利略并不知道风雨欲来的背后，是他即将被侮辱的灵魂，也许罗马教会并不知道，他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刑罚。
但一切，终究还是来了。
对伽利略的审判并不是残忍地鞭打，沉默地囚禁，或者直接终结他伟大的一生。
但罗马教廷的审判方式却远比以上所列举出的每一种都更加残酷，都更加能令这位老者感到崩溃。
罗马教廷要求伽利略跪着读一份忏悔书，相较于忏悔书的内容来看，跪下的侮辱甚至都难以与之相提并论。
在忏悔书中，伽利略被要求大声地宣告自己关于日心说的一切观点都是错误的，不符合教会教义的。
这样的忏悔是对他一生伟大成就的否认，是对他捍卫的信仰的摧残，一位老者如何能接受这样的侮辱?他又如何能在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面前和狭隘无知的教会面前违背自己的内心，亲口否认自己的真知灼见，亲手摧毁自己建立的信仰?
罗马教会给伽利略留了一个死局，这样的死局便是，让伽利略生不如死。
在一开始，老人坚持以自己孱弱的身躯对抗教会无理的要求，但罗马教会对伽利略进行了长时期的特殊考验。
漫长的时光里，伽利略什么也不能做，他只能面对教会的变相囚禁。一想起他只能在罗马这座繁华的大城里将近代天文学的奠基理论亲口否认，他的心该是多么的疼痛啊!
他的女儿没有明白其中的残酷性，不断地劝说他，“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忏悔，要不就同意了吧。”
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煎熬之后，他的内心终于崩溃，他的信念化成无数的碎片，在罗马烟消云散。
他忍着关节炎的疼痛，与大地相拥，然后他开始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宣判。
他颤抖着将日心说的观点亲口否认，并在教廷心满意足的注视之下宣布他不会再进行日心说的研究。
更残忍的是，丧心病狂的罗马教会让他当着所有人亲口作出如下保证：
当我听到有谁受异端迷惑或有异端嫌疑时，我保证一定向神圣法庭，宗教裁判员或地点最近的主教报告……
此刻的伽利略不仅仅是自我的否定者，他高贵的灵魂被教会踩踏在地上，他嘴里缓缓吐出的每一个字都被大书特书，成为他出卖灵魂，甘当走狗的不朽见证。
这是对一个人灵魂的二次摧残，是对一个人人格的最大侮辱，尤其遭受如此对待的，还是世间罕有的这样一位伟人。
伽利略的余生在教会的囚禁之下度过，他在所剩不多的时日里也没有得到老天的眷顾，遭受了女儿先一步撒手人寰的悲痛，而且在他死后，这一段尘封的忏悔被挖掘出来，引起人们的质疑。所有人都毫不吝啬地赞同他在学术研究上的伟大造诣，却也同时对他的人格予以否认。
或许伽利略应该真真正正地死在罗马，像人们想象中的宁死不屈一样，但他终究没有。
我们或许不应该苛责这样一位老人，这位亲手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人，却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亲手将自己的理论埋葬。
这般的残忍性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反而会在历史中不断发酵，以至于令无数个得知此事的后人都感到痛心疾首，更不要说伽利略本人了。
我想这位迟暮的老人，一定在忏悔后的无数个深夜里看见亚里士多德的灵魂缓缓走来，因为觉得羞愧，不敢再多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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