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历史，就是秦国的崛起、奋进史；而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掌舵的秦王外，对秦国贡献最大的还有三位秦相：商鞅、张仪与范雎。
这三个人都不是秦国人，而且他们为秦国服务的时段也很有意思：商鞅（公孙鞅）公元前361-338年，张仪公元前333-310年，范雎公元前270-255年（张、范两人之间，掌握秦国大权的是外戚魏冉），三个“外国人”几乎是以“接力”的方式，联手推动了秦国一步步走向强盛。
那么，他们各自在秦国的历史上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这三个“外国人”能左右秦国的发展？下面依次道来。
商鞅变法对于秦国的作用，可以用“脱胎换骨”四个字来形容。公孙鞅入秦前，秦国偏居西陲，长期被以魏国为首的三晋打压，甚至还出现过数十万人被吴起的数万人击败的惨烈经历；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时，秦国沦落到备受中原各诸侯国歧视：
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馀...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中原各国，无论大小，都把秦国视同蛮夷。所以时年21岁的秦孝公决定奋发图强，甚至对全天下宣称，谁能让秦国强大起来，自己愿意给他“尊官、分土”的待遇。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魏国郁郁不得志的公孙鞅，携带着李悝的《法经》，以及在魏国的所见所学来到了秦国。他在秦国推行的变法，并非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冒进之举，而是依据当初李悝变法的理论、经验与实践，结合秦国文明落后、地贫人稀、制度僵化的现实，建立起了以法令为依据、以赏罚为工具，将功名利禄与农战功绩挂钩；再加上郡县制、连坐制，将各阶层牢牢捆绑在君主的意志之下，打造成了一部有序运转的国家机器。
可以说，商鞅变法，让秦国站在魏国这个战国初期巨人的肩膀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变法施行短短十年后，秦国变了一副模样：
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力度最强、范围最广、执行最为彻底的法家变革，甚至可以被称为整个中国古代最系统、最成功的改革（没有之一）。
而其后秦国再度与魏国交手，被按在地上摩擦的就是后者了。公元前340年，商鞅率秦军夺回了河西之地，标志着秦国正式打破魏国的压制，由此冲出关中、杀向中原；各国从此再无宁日，遭受秦国虎狼之师上百年的不间断蚕食。
而在商鞅死后，他的变法并没有被废除，秦国继续在他设计的道路上稳步前进，最终一统天下。其后，秦始皇以秦国的变法实践为基础，结合李斯、韩非子等人的补充，初步建立起了其后中国封建时代大一统王朝的制度框架。商鞅不仅在秦国历史上无人可及，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史上也具有开天辟地的重要地位。
张仪为秦国的最大贡献，就是打破了齐、楚联盟，解决了秦国东出的最大障碍。
在秦国拿下河东后，魏国一蹶不振，天下格局变成了秦、齐、楚三强并立的局面。齐国自不用说，通过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把魏国拉下了头号强国的宝座，赵、韩及周边各国纷纷来朝，“於是齐最彊於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在公元前314年，齐国还趁着燕国内乱，用时50天占领燕国。
楚国的实力则更不容小觑：齐国强是吧？那我就修理修理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老大。公元前333年，出于对齐、魏国互相称王不忿，楚国挥师北上，在徐州击败如日中天的齐军；公元前323年，楚国将领昭阳在襄陵击败魏军后耀武扬威，其后调转矛头动向攻齐，齐王靠着纵横家陈轸的帮助劝退楚军。
而在此后，出于对秦国进入中原的戒备，齐、楚先后参加了苏秦发起的合纵阵营。虽然期间六国联盟屡次被毁，但齐楚两大国关系相当密切，是实际上的盟友关系。据《战国策》记载，公元前313年，齐国甚至还帮助楚国攻打秦国并占领了曲沃。
所以，秦国一直对这两国恨得牙痒痒，特别是在齐国把燕国车了一遍之后，秦国的危机感更加强烈：东方竟然出现一个能跟自己匹敌的强国？绝对不允许！但以一敌二显然不太现实，只得慢慢寻找时机。
公元前314年，带领齐国迈向巅峰的齐威王去世了，时年20岁的齐湣王继位，这在秦惠文王看来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三寸不烂之舌为武器的张仪，则成了他的杀手锏。
早在公元前333年，张仪就来到了秦国，这段时间他一直孜孜不倦于帮助秦国削弱、打压自己的母国。当然业绩还是比较优秀的，甚至还因功被封丞相。而当秦惠文王决意对楚、齐动手后，首先就想到了这个最擅长搞离间、破坏的手下。
接下来的情节大家比较熟悉：张仪来到楚国后，许下600里商於之地的空头支票，唆使楚、齐两强断交；楚怀王照办后，他却坚称当初承诺的是6里地。其后恼羞成怒的楚怀王仓促派军伐秦，却在丹阳大败、被阵斩八万人，汉中地区也被秦国夺去；其后的蓝田之战中，楚国再次遭受重创，甚至差点被韩、魏两国抄了后路，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
当然，其后张仪还有忽悠各国纷纷与秦国连横的光辉战绩，但他对秦国的最大贡献，首推这次对楚国的连环计。此事彻底改变了秦、楚、齐三强鼎立的割据，楚国地位一落千丈，其后在秦国的持续打压下逐渐失去了逐鹿天下的资本，天下变成了秦、齐并列的格局。
张仪对于秦国而言，可谓是及时雨。当初在夺回河西后，秦国立即引起了东方各国的警惕，这也是苏秦的合纵之策得以顺利实现的外在原因。而张仪，则成了阻碍六国抱团的头号搅局者。那时的战国人，曾这样描绘张仪等人的威力：“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此言并不浮夸。
公元前270年，魏国人范雎逃到秦国，并且以“远交近攻”的战略，迅速博取秦昭襄王的信任。
在宣太后、魏冉当政时，秦国延续着对东方各国的压制，但战略思路并不清晰，出于四面开火的状态。就在同一年，魏冉曾越过韩、魏，不远千里打击齐国，但这以行动的目的只是为了扩大他的封地陶邑，对秦国的利益并没有带来增量，相反还会带来四面树敌的风险。
因此，范雎认为，为了提高秦国的扩张效率，不如向东交好齐国，将精力集中于家门口的韩、魏两国，实现“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的目的。并且，在占据两国所处的中原核心区后，秦国就掌握了通往东方各国的中枢，进可攻、退可守，燕、赵、齐、楚国都将直面秦军的兵锋。
这一战略得以实现的前提是：齐国愿意配合。但对此范雎胸有成竹，十余年前，曾爆发了“五国伐齐”的事件，齐国几乎面临了灭国之灾。后来虽侥幸复国，但实力早已与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并且与东方各国已貌合神离。
这一战略立即得到了秦王的认可，并立即付诸了行动。其后，秦国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战略：安抚、麻痹齐国，大踏步吞食身边的三晋。最终，到了嬴政时期，秦国按照韩、赵、魏、楚、燕、齐的顺序实现了统一天下的夙愿。
范雎对秦国的第二大贡献：驱除“四贵”、收回王权。
所谓的四贵是秦昭襄王的四位亲属：舅舅穰侯魏冉、华阳君羋戎，弟弟高陵君、泾阳君。秦昭襄王继位30多年来，在母亲宣太后的主导下，秦王的权利受到了很大制衡，正如范雎所言：“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
这样的局面其实很危险：战国以来，那些王权被分散的诸侯国几乎都会自我削弱，比如一代雄主赵武灵王分权给儿子，自己落得饿死的下场，赵国也失去了更上一个台阶的机会；孟尝君在齐国权势滔天，最终他为了争权，竟然鼓噪各国伐齐，为乐毅当起了“带路党”。
如果说雄厚的国力奠定了秦国的发展下限，那么，集中王权、规避风险，则关乎着秦国的成长上限。在范雎的鼓动、策划下，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废掉母后，将魏冉、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全部驱逐，从此将大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大权在握，反过来又是落实“远交近攻”战略的组织保证。4年后，在抢占中原制高点—上党地区的过程中，秦国与赵国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一举将这个东方头号军事强国打得只剩半条命，此后的秦国，基本上已经没了对手；秦昭襄王死后四年，嬴政接位，秦国统一天下的目标已触手可及。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商鞅、张仪、范雎三人，是联手推动秦国迈向统一之路的头号功臣。同时，从上文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来源地出奇的一致：魏国。这一怪像的出现，其实存在着必然性。
商、张、范三人，都是魏国贵族政治的弃子。自从魏文侯去世后，也许是对本国的实力过于自信，魏国统治者逐渐失去了进取心，贵族政治再度复辟，连续几任魏相都出自贵族；魏武侯即位后不久，当时最为顶级的的政治家、军事家吴起，被魏相公叔痤设计逼走。
而卫国人公孙鞅来到魏国后，恰好选择了在公叔痤手下效力，不过一直得不到举荐。直至弥留之际，考虑到这位奇才已经不会危及自己地位，公叔痤才向魏惠王大力推荐；但事出突然，公孙鞅压根没进入魏王的法眼。
张仪虽为魏国人，但他根本没有进入魏国朝廷的考虑范围：“仪游诸侯无所遇，困于楚”，靠着苏秦的帮助才来到秦国。
而范雎则是去秦国逃命的。魏相魏齐轻信谗言，认为范雎向齐国泄露本国机密，因此不问青红在白，将其打得半死，甚至让食客向其身上撒尿羞辱。为了活命，范雎改名换姓，跟随秦国使者王稽逃离了魏国。
魏国而这三人离开魏国后，无一例外把魏国当成了头号报复打击的对象。魏国的陨落，正是拜自己人所赐。
秦国为何能够对外来人委以重任，甚至将国家发展大计全盘相托？所谓穷则思变，在公孙鞅入秦之前，秦国“地方千里者有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就是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没有实力，对外也是有心无力，时常被各国羞辱。
若一个人已经退无可退，就不会有所顾忌。国家亦如此，因此秦孝公才愿意将改革大业全权交给公孙鞅操办。而由此尝到甜头后，其后秦国对各国人才一直持开放、欢迎的态度，并依靠这种人才红利保证了国家战略的不断更新。
任用外人来制定国家战略还有一个好处：削弱本国的既得利益群体。一个国家在同一个轨道上行进太久，就会滋生一批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现有权益，这些人天生对改革抱敌视态度；而任用在本国没有裙带关系、没有利益纠葛的“外国人”，则是秦国君主用来重新切割蛋糕、保持政权生命力的不二法门，甚至屡试不爽。
说白了，外国人才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秦王本人才是背后的操纵者。而在达成战略目标后，这些“外国人”往往会成为秦王用来平息众怒、稳定人心的最佳替罪羊。这就是商鞅、张仪、范雎三人最后均难以善终的本质原因。
无论意图如何，最终秦国确实依靠各国（尤其是魏国）的人才促进了国家实力的滚动增长，并最终让嬴政“奋六世之余烈 振长策而御宇内”，依据统一中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
以史为鉴，讲历史只是手段，指导现实才是目的。重视人才，关系到一家、一国的荣辱兴衰。希望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重视人才的培养、保护、使用。
参考资料：《史记》《资治通鉴》《商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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