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作为我国历史上经济繁荣的朝代，一直被质疑为军事力量孱弱，被冠以“弱宋”的头衔。但是事实上，北宋的孱弱在于其经济实力未能转换为军事资源，并且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丢失，使得北宋在军事地理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宋朝定都开封，本就是处于经济军事选择两难局面下的无奈之举，舍军事而保经济使得开封城的都城防御更为严密。
北宋定都开封后，开封作为军事重镇并没有前代长安的“山河之险”，必然需要构建综合的城池防御体系来进行保护，开封的都城防御包括北方防御区建设、京畿核心区防御以及皇城防御，值得一提的是，开封府的城池防御体系已经比较完整。但是在辽金的强大兵锋之下，固若金汤的城池却没起到作用，“固国不以山河之险”的教训发生在北宋的身上。
自古以来，都城都是封建社会统治的中枢神经，关系到政权对于国家疆土的控制以及行政号令的传达，国将兴，必然重视都城建设，盛唐时期的长安声名远达域外。墨子曾说：“食国者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国之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这句话点出了王朝建都的三个条件，即自然形胜、经济腹地以及都城在所属政权的位置。虽然说政权兴亡“在德不在险”，但是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却不可小看。
开封古称大梁，战国时期的魏国都城，自古便是建都的形胜之地。司马迁曾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开封就位于三河之地。城池大多因水而建，开封位于华北平原与黄淮平原的过渡地带，黄河以及汴河蔡河纵横其间，因此更方便物资的转运。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安史之乱平定后，经济中心的南移愈加明显，而都城对于南方的物资供给也更加依赖，开封得益于发达的水系条件成为京师物资供应的关键。
开封从唐朝之后开始成为南北物资沟通的枢纽，唐都长安，虽然关中平原号称沃野千里，“然其土地狭，所处不足以给京师”。而开封则是当时漕运四河的集中点，它沟通江淮，南方地区的粮籴，都由开封供给京师。此时的汴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北宋王朝存亡与否的生命线，“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渠水利同也”。此外，开封位于天下中心之位，方便临制四海，以开封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有利于加强对于全国的控制，最大限度的遏制地方势力的膨胀，北宋都开封也有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
唐朝以前，中原王朝面临的军事威胁一般来自于西北地区，南方则很少形成大的边患，因此秦汉时期的国防重点在西北。唐朝定都长安有方便军事力量的调署，便于就近指挥以防备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考虑。但是到了唐以后，游牧民族的威胁逐渐由西北转到东北，契丹人开始崛起，并趁中原王朝内战占据了燕云十六州，将中原的北边防御体系撕开。
正是在以上政治经济两难的处境下，北宋不得不考虑解决眼下，定都开封至少可以在经济上支撑起庞大的都城，弥补先前洛阳、长安的不足。但是，开封四周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形，对于都城防御却是极为不利的，“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蕃汉共之”，从而使开封“常有戎马在郊之忧”。两次雍熙北伐失利后，如何加强北宋都城开封的防御，使其免受战火屠戮，便成为了摆在台面上的现实问题。
从军事上的威胁来看，北宋主要面临着辽和西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武力威胁。西夏毗邻北宋的陕西路，但是其土地贫瘠，人口较少，再加上关中之地的险要，西夏政权虽然如同狗皮膏药一般让北宋坐立难安，但始终是肘腋之疾。而辽国就不一样了，自从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北宋便失去了御辽的屏障。
为了收复燕云失地，宋太祖时期便建置封桩库，为的是向契丹赎买，契丹自然不愿买卖长城这条生死线，北宋只能在北部边境河朔之地“岁屯重兵。到了宋太宗时期，曾经准备了两次大力伐辽，但是终究以失败告终，转向消极防御后便开始构筑对辽防线。
辽国的优势在于其日行千里的骑兵，因此阻塞骑兵的行进便是防线构筑的重点所在。当时的北宋河北路，与契丹接壤，有着大量的河川、湖泊以及沼泽，北宋便将其挖通连接后，“资其陂泽，筑堤贮水为屯田”，成为阻碍辽军前行的重要防线。宋辽澶渊之盟后，历代王朝不断对其加以完善，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俨然是一道阻止辽骑南下的“水上长城。
除了塘泊以外，宋朝还在河北路的沧州以及霸州、雄州一带设置榆塞，在这些地方“专植榆柳”，限制契丹骑兵的行进。熙宁元年，宋朝又下令在“保州塘泊以西筑堤植木凡十九里”，大力营造林带，并禁止砍伐，以至于这里茂密成林，险固可恃。这一道绵延东西的绿色长城，一直发挥着阻辽南下之功能，只是童贯时的砍伐，才使金人铁骑南下无阻。
北宋的中央集权演进，对内来说就是京畿以及周边地区的关系处理，而“守内虚外”是北宋上下一以贯之的国防政策，北宋集重兵于京畿，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对于地方的威慑，而地方自然是为了中央安全而服务的。对于北宋而言，疆域大致可以分为京畿核心区以及北方防御区和东南供给区，河北路、河东路以及陕西路，可以说是京畿地区的安全根本所在。而在这三路之中，河北路直面北面契丹的压力，可以说是防御的重中之重。
北宋河北、河东、陕西，呈扇形分布在京畿开封以北，从东到西构成一组战略防御一带，构成北方综合防御区。北方三路事关国家存亡，因此三路每年都会有朝廷在东南地区征敛的大量钱谷，而这为加强城池防御提供了条件。
定州位于太行山的东麓，华北平原的中部，因为地理上与辽毗邻，成为河北地区防御的重镇之一。在军事防线上，以雄州、定州为代表的河北重镇为第一道防线，为的是能够在敌军来袭时做好准备，及时调兵增援。在防御工程上，除了边塞塘泊以及榆林外，这些军事重镇一般设置了多重的军事防御点，并且修缮城池加强了城池防御。
在以城池攻防战为主的冷兵器战争时代，军事枢纽的地位往往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安危，而以大名府和澶州为主的开封北境，则成为抵挡辽军进攻的第二层防线。大名府是宋东京和辽南京之间邮驿的必经之路，大名府在燕云十六州丢失后，成为扼守中原的门户，抵御辽军进攻的前哨。而澶州则是京畿的最后一道防御据点，北宋北门除澶州之外再无防城屏障，开封暴露在强敌契丹眼下，辽军可朝发夕至。“澶渊之盟”签订过程中，北宋大名府战略要地的位置始终屹立不动，给辽军后方以很大的军事压力，山西及河南各路援军才能陆续赶赴澶州，由此可见大名府以及澶渊在京畿防御上的重要地位。
为了加强这些地方的防御，防备辽国劫掠河朔，北宋政府屯重兵于定州以及大名府等战略纵深要地。所谓“河北自石晋失燕蓟之险，无所固守，是以蓄兵愈多，积粮愈厚”，早在雍熙三年君子馆之战宋军失败后，北宋便把河北的卫戍部队增加了一倍。后来军队人数进一步增加，这些部队主要布防于河北三十六州军中的十九城，京畿之地的禁军还轮番到河北屯戍，进一步加强防卫力量。并且，河北地区还有大量的乡兵，乡兵战斗力很强，有河北“一寨之户之勇，过于禁兵十人”之说。
由于开封城地处平原，无险可守，因此宋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其军事防御功能，都城东京由外城、内城以及皇城三道城垣构成，为了加强其防御功能，北宋王朝对东京城精心构筑了“前有坚城，后有重兵”的防御体系，在城墙防御系统上精心设计，多种防御设施层层套叠，形成严密的军事堡垒。高墙以及深壕只是基本操作，开封城还仿照边城在城门外增设瓮城，并且在城墙之上布有敌楼、马面，城门之外还有护城河和吊桥，军事防御措施一应俱全。
外城作为京师军事防御的第一层，自然防御功能更加完备，在宋朝，有史料记载的对外墙便有十余次不同规模的增筑和修缮。宋代是火药技术成熟和普遍推广的年代，火器的广泛应用给宋代的城池防御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宋代的城墙多用砖石，城墙改为大规模的城砖包砌，同时在高度上不再增加，而是变得更加宽厚。
城门是城防最薄弱的环节，守城以城门为重点，攻城自然也以以城门为重点。为了保护城门，在城门外修筑一个小城，将城门包围起来，这小城称作瓮城，宋时东京外城共有十二座城门，每座城门都配有专门的瓮城用于防守。
此外，北宋还在城墙上广布城垛以及马面、女墙，宋外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为了就是消除城防的死角，四边形的城墙本身不利于防御，凸出城墙外的马面是阻止辽军攻城的有效防御据点。为了及时的侦探敌情，开封城墙上还分布有大量的角楼，既可以避免城墙瞭望的死角，还能藏弓箭防火，一体两用。
京师开封水系环绕，自然也可作城池防守之用。宋神宗时期，北宋在增修外城的同时，还大举挖壕沟，城壕的开浚，使得高大的城墙之外又有渠水围护，形成护城河，战争时期敌兵难以骤然攻城，便能够当成外城军事防御的缓冲地带。不仅如此，宋朝还在东京城专门设置“修治京城所”，下辖兵士万人，为京城防御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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