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宋代是一个文人憧憬的天下，武斗的硝烟散去，大宋王朝基石已定，暂且没有了军事上的纷争与担忧，尘埃落定后，国家整体的政治走向趋势及大体环境的氛围影响，使得宋朝在初期走上了文治复兴的发展道路。宋太宗作为这一阶段的实际领导者，更是别出心裁的采用了一种以御书赏赐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文治革新之举。
宋太宗画像
前朝帝王虽也有御书赏赐一说，但大体的实施目的并不是在切合当前实质的政治环境之下，作为一种另类的政治推广方式。而宋太宗，则巧妙的利用御书赏赐这一带有明显的文化意蕴的方式，极力营造文治复兴、文化昌盛的政治氛围，不管这样的举动目的是否单纯，但我们自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以文赏赐的行事原则，代表了大宋初期以及未来百年的基本政治风潮，并为宋代文化浪潮的兴起，起到了相当成熟的推进作用。
御书赏赐，顾名思义就是将皇帝亲笔撰写的书法作品作为一种赏赐，奖赏给下属的大臣官员，这样的行为并不是为宋朝独有，早在唐朝，这样的另类奖赏风气，就有盛行之兆。但与宋代有所不同的是，唐代诸多帝王以书法作为奖赏的缘由，大多是临时起意，在行为上，并不带有明显的目的性，自然也没有承载类似宋朝建国之后有关"文治气象"复兴的想法。
唐代御书赏赐作品
到了宋太宗这一朝，这种文化性的赏赐因为领导者对国家文治发展的重要需求，才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另类的赏赐风潮。宋太宗自宋初起，因国内祥和，而放下军事武斗，转而研习传统书法，更是师从书法名士，对各类书法名体皆有不浅的文化造诣。君王出于对待书法的喜爱，似乎可以解释日后御书赏赐的行为动机，但我们决不能简单的将这样的行为看做是日后宋太宗大肆御书赏赐的重要缘由。这种以书法代替游猎宴饮的消遣方式，其背后早已承载着一代君主建立文治气象的野心与梦想。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其实，这样建立文治社会的具体举措和实施想法在宋代建国之后，多方面都可见一斑。早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削弱各级武将军事实权，不断改善自唐五代之后的武人独裁拢政现状。后有宋太宗改革科举制度，扩大文官集团规模，极力扶持文治政治。宋初可以说是武德凋零，文才崛起的黄金时代，而宋太宗之后的御书赏赐无疑也是这种扶文抑武的政治举措。
我们甚至可以将宋太宗这种御书赏赐的做法看作是一种帝王隐藏化的政治风向信号，通过不断以文化类型的高雅恩赐，取代原有的金钱、土地等俗物奖赏，潜移默化的以一种非强制性手段，宣扬国家整体的文治建设，促进朝廷上下阶级的形态转变，不得不说是一个相当有见识的政治立场宣告。
如果说，宋初太宗苦练书法，以便赏赐群臣是一种期翼建立文治社会的诉求，那么在这之后诸多的有关御书赏赐的做法，都确切的表示了太宗在仿制唐朝制度文化的情况下，这种诉求与期盼的坚定性。宋太宗御书赏赐的最大特点就是仿照唐朝时期，最为著名的飞白书法体。飞白体起源东汉，因其字体飘逸洒脱、笔画要求便捷的特点，备受唐朝诸位帝王喜爱，可以说，唐朝历代皇帝流传下来，仅存不多的书画作品，大多都是采用了这种飘逸洒脱的飞白体。
唐代飞白体作品
宋太宗刻意练习这种飞白体，我们也不妨看作是一种标榜自身，以期建立庞大文治帝国的精神追求。飞白体不仅可以对外展现自己的书法特长，同时也在唐朝帝王书写作品存在的前提下，有意无意的树立起自己文治社会君主的正面的形象。可以说，飞白体在这时成为了唐、宋两大王朝的文化沟通之物。
当然，这种文治的追求，绝不仅限于表面，虽然，宋太宗临摹、仿制唐朝帝王飞白体御书赏赐的做法，是存在着极大的目的性和政治性想法，但也并不是他随意捏造的表面工程，事实上，这种以唐为师的做法恰恰可以印证此时刚刚见过的宋朝，在诸多方面有向前唐学习和借鉴的前兆。宋太宗期盼建立以文治为主要政治结构的国家，那么前唐在文治方面的功绩自然不可忽略。
范仲淹绘像
范仲淹曾经说过，"我国家累圣求理而致太平，大约纪纲法象唐室"，宋代整体的政治格局和相应的文化走向，在诸多方面都是沿袭唐朝，就太宗御书赏赐一说，这不仅是帝王一种标榜自身，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更是对前朝合理文化的赞同与认可，同样寓意着五代乱世时期过后，传统御书文化的再次复兴。
宋太宗的御书赏赐之举，不仅对于国家整体的结构转型起到了关键的推进作用，同样也为之后的具体制度条例、社会章法沿袭发展，起到了相应的表率。武治天下的时代就此翻篇。
虽然在御书赏赐相关的活动方面，宋太宗以及之后的宋代各位君王都大体沿袭了唐代的传统，但这决不意味着这样的赏赐是一种固化且矫揉造作的假意恩赏。待到宋代文治走上正道之时，宋太宗以及之后君王秉持的御书赏赐活动早已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以往，君主的御书赏赐大多是一种即兴的恩赐，也就是说这样的赏赐往往只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心情，包含着极大的不可确定性。对于臣子而言，这样的赏赐虽然隆重，但也因为它无所明指的赏赐原因，无法得到文人官员臣子的内心共鸣。到了宋太宗一朝，这种随意而为的赏赐现象明显减少，因为此时的太宗坚持文治的决心已定，环境的氛围渲染决定了御书赏赐的单纯性。到了宋初推行文治的后期，御书赏赐早已成为太宗宴请臣子、游玩赋诗之时的用心之举。
宋代文人气象
到了此时，宋朝帝王的御书赏赐早已没有了原先的世俗意义，并不在不断崛起的文人阶级之中，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文治天下的全新气象。这种相对宽松、君臣同乐的文化氛围，不仅对于宋太宗而言，是积极改革国家政体架构的幸事，对文人臣子而言，也是一种帝王对自身文化认可的最好奖励。
宋太宗御书训诫作品
知制诰王禹偁于淳化二年，遭人诋毁，被贬商州，随身所带贵重之物也仅有宋初太宗赏赐的御书一篇。王禹偁抚旧物，忆往情，虽然多次遭受贬职之苦，但太宗御赐始终是他心头，也是其他人艳羡不已的绝世至宝。这幅作品早已不是帝王简单的赏赐和恩宠，而是宋初年间，帝王臣子相处融洽，社会文治太平的最好见证。御书赏赐对于文人阶级来说，正是他们在多年战乱动荡之后，国家复兴，文化重建辉煌的希望曙光，太宗在着力建造文治社会，开创全新的御书文化的同时，自己也在这种君臣关系的渐变之中，逐渐被文人政治所同化。
以宋太宗为先例的帝王御书赏赐虽然在具体的实行上有仿照唐代帝王的先例，但却并没有原样仿旧，而是依托原有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造，力图创造一个全新的文治天下。这也就要求宋太宗在原有的御书赏赐形式之上，加以影响和塑造文治气象，所以这就引出了太宗朝御书赏赐的一个独到之处，那就是御书文体大多是具有劝诫意义的经史典籍。
不同于普通游山玩水、宴请臣子之后的随意之作，经史典籍的御书赏赐很明显带有极强的暗示意义。这不仅可以当作是一种隐晦的政治意图宣告，也是一种恩威并存的拉拢措施。在这之后，太宗又广发御书作品于各地佛、道寺庙，尽显明主的正面形象。更为后人所看重的，还是太宗以这种御书赏赐的方式，加强地方、中央联系的文治做法。
宋代文人官员会谈残画
当御书赏赐逐渐引领了文治天下气象的风潮之时，它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一种相对缓和的政治利用工具。在以往，中央政权与地方因为交通阻断等诸多原因，长期处于一种相互独立的关系。而宋太宗的御书赏赐则很大的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御书赏赐不再是赏给近臣的恩仇，而是分批次的作为地方官员的表彰手段。再结合经书典籍的加持，不仅成为中央帝王新政事理念的宣告，也成为了帝王拉拢官员，加强中央与地方联结的合理媒介，这也是宋太宗御书赏赐政治理念下建立文治气象的深层拓展。
宋太宗写给地方官员的御书赏赐
结束语：宋朝建国以来，御书赏赐的做法将原先武人专政的阴霾一举扫除，从对唐代御书文化的仿制到后面追寻风雅的怡情之作，再到后面恩威并存的政治权术的合理运用，宋太宗创举的御书赏赐文化在不断的学习和借鉴中使宋朝走向文人盛世。
文化的精神恩赏超脱了世俗之物的物质褒奖，也为宋代之后文治气象的建立打开了局面，宋代君主的儒雅之气也随之建立，从而彻底为五代之后的文人文化复兴带去了象征且实体的承载，而绝非夸夸其谈，虚幻缥缈的假想之寐。
参考文献：
王登科．书法与宋代社会生活
马邦乐．北宋宫廷书画欣赏
杨然． 从《宝真斋法书赞》看宋代书法的鉴藏与酬酢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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