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之一，如今提到长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文化意义和旅行符号。而就长城本身来说，它不仅仅是一道万里城墙，而是以城墙为依托的规模巨大的军事工程体系。长城的存在，在古代所起到的是关乎国防民生的大计。
我国最早的长城可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列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秦国、赵国、燕国均构筑有长城。秦一统天下后，更是将各国北边的旧有长城相连接，以大军屯驻应对北边的匈奴。此后汉朝继承秦朝的防御工事，汉以后的历代也有选择地构筑和使用长城。
到了明朝，再次大规模地构筑长城，并且在长城沿边形成了九大军事重镇，史称“九边”。比起以往历代，明长城在规模上是最为庞大的。
根据国家文物局和测绘局的测算，明长城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从东向西行经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6个县域，总长度为8851.8千米。
其中人工墙体6259.6千米，壕堑359.7千米，天然险2232.5千米。由于明长城距离现在的年代相对较近，而且在构筑上规模宏大，到目前为止明长城现存敌台7062座，马面3357座，烽火台5723座，关堡1176座，其遗存是相当丰富的。如今成为旅游热点的一些长城景区，也绝大部分都是明长城。
历时数百年之后，明长城留给我们的依然是壮观和震撼，我们可以想象下在其全盛时期，东西万余里，军士数十万的时代该是何等的景象。
本文我们就围绕明代的九边军镇来谈谈明长城的作用。
一：九边重镇
明朝是推翻了元朝统治之后的一个新朝代，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同年明军攻占元大都，元朝皇帝北逃。由于元帝尚在，且其控制了蒙古本部及北方的诸多区域，对于明军来说，战争仍然没有结束。
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明军先后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北伐，称为“肃清沙漠”。通过这8次大战，明军基本歼灭了北元军主力，并收复了近塞区域。
但蒙古骑兵的势力并未就此彻底被消灭，其对沿边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因此明朝不得不在边境保持强大的军力，以向蒙古残余施加军事压力。而大军不可能长期在外，故而沿边也施行卫所军制，逐步形成了几大军镇。
从洪武朝开始设置边镇开始，到明朝中期，九边重镇体系基本形成。
九边由东向西分别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太原镇）、延绥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
从东到西，这道以长城为中心的防御体系绵延1万余里，是规模非常庞大的军事工程。
如今，我们谈起长城来，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一道城墙，但实际上城墙只是长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完整的防御体系还包括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镇城、烽火台等多种防御工事。
这些防御工事与守关兵民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成为了一整套的防御体系。
就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九边防御体系中，每一个都可以视为是一个战区，每个战区内都有层级十分明确的防御单位。
具体到每边中，最高层级的为镇，其所在称为镇城，由镇守总兵官和总兵坐镇。镇城中有本镇的3000名精锐部队，其既承担守城职责，同时也是本战区的机动作战核心。
镇之下为路，将领为参将，参将所在为路城，一般每路统辖两个卫，负责本区域内的防御。路之下为卫，将领为守备，守备所在为所城，每卫管理5个千户所，千户所在为所城，每个千户又管理10个百户所，百户所在为堡城。
当然这个是理论状态，实际上也可能几个百户所都在一个堡城中，几个千户所都在一个所城中。
在不同层级的军城堡垒中，驻兵人数是不等的，同时具体到每一个军镇中，其关口和军堡数量也是不一样的。
据不完全统计，辽东镇有关口11个，军堡150余个；蓟州镇有关口126个，军堡270个；宣府镇有关口12个，军堡60多个；大同镇和山西镇有关口44个，军堡60多个；延绥镇有关口24个，军堡36个；宁夏镇有关口13个，军堡38个；固原镇有关口10个，军堡35个；甘肃镇有关口15个，军堡72个。
九边合计关口约150个，军堡720多个，小规模的戍堡则更多，其中以北京周边军镇的关口和军堡数量为多，西北军镇则偏少，由此可以看出长城沿边防御体系的重点。
二：兵力数量
如此大规模的防御体系，没有充足的军力守卫是不可能的。
明军攻克元大都后，在东至辽东，西达甘肃的上万里战线上与北元军队交战，大量的军力也集中在北方。
洪武二十五年，明军在京武官二万七百四十七员，军二十万六千二百八十八人；在外武官万三千七百四十二员，军九十九万二千一百五十四人。
也就是说，当时明军的员额为120余万人，其中在京（南京）部队约20余万人，在外部队约100余万人。这100余万人中，北边军力约占到60%，为60万人左右。
靖难之役后，明成祖继位，其致力于对蒙古诸部用兵，北边兵力又有加强。
明朝前期，九边理论上的军力为：
辽东镇，99857人；蓟州镇，78621人；宣府镇，126395人；大同镇，54154人；山西镇，27547人；延绥镇，49250人；宁夏镇，30781人；固原镇，28830人；甘肃镇95998人。
九边理论军力合计为591433人。
明朝初年的兵制为“世兵制”，即化为兵户者，世代为兵。这种制度也称为是卫所兵制，卫所兵中有屯田兵，也有城守兵，以屯田之粮除了自给自足外，还要上交一部分，作为军需。
《明史-食货志》载：
军屯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洪武）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
如果这套体系正常运转，基本上军队大体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故而朱元璋得以得称：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但这套体系的运转也是成问题的，最大的漏洞就是时间。
时间一长，卫所的军官实际上就成为了军事地主阶级，而卫所军人则称为被剥削的对象，因此卫所军士逃亡现象极为严重，剩下的卫所军丁则又以老弱居多。
这样下来，明朝的卫所军不仅实际上的员额远不足纸面数量，而且军士、官兵存在年龄上的巨大差异。
一旦有事需要出战，不仅兵数凑不齐，质量则更是难以恭维。
所以到16世纪后，明朝不得不采用募兵制来弥补军制的缺陷。
募兵所招募的是民户，因为有着招募上对年龄、身体状况的严格限制，故而募兵几乎全为精壮战兵。但是募兵不会从事屯田，要招募战士就需要钱粮，而且募兵的薪资待遇远高于卫所兵，故而到此时明朝的军费开支就相当惊人了。
而就九边重镇来说，卫所军衰败的速度要慢于内地，但到了16世纪时，其也已经不堪作战，不得不以募兵来补充军额和战力。
明朝嘉靖末年到万历初年，对九边防御体系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顿，其兵员实力一度焕然一新。
据万历时期的《明会典》所载，此时九边的军力数为：
辽东镇，94693人；蓟州镇，114854人；宣府镇，151452人；大同镇，135778人；山西镇，25287人；延绥镇，80196人；宁夏镇，71693人；固原镇，126919人；甘肃镇91571人。
以上合计为达80余万人，不过这也是理论数字，当时实际在九边布防的兵员不到60万人。
当然，即使是这个实力数，也比嘉靖之前一度只有不到30万人的兵力强了很多了。
因此，万历朝明军的军事力量一度很强。但因为众多军队所需的财政开支极为庞大，万历年间明军又相继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征伐，消耗了巨大的财力和军力，故而到万历后期财政开支已经难以为继，军力也就此衰落了下去。
到崇祯时期，九边的防御重点在辽东和蓟州镇，此时九边原守军加上援军，理论上有66万余人，但实际上的兵力却不到50万人，而且这50万人中可战之兵不及半数。
由于军饷大都集中在辽东方向，北边其余守军困苦不堪，大多在李自成攻北京时就倒戈了，当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时，其中很多兵员其实就是前明军。当然这些明军中有很多在李自成败走北京后，跟吴三桂一样又投靠了清朝。
后来清军南下部队中，为之做前导的也是这些前明的边军。这就出现了一种很讽刺的现象：前明军大战南明军，而南明军中很多却又是前明军追剿多次的前农民军。
三：军事作用
关于明代九边防御体系的军事作用，一直以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其中一种观点是持肯定态度，另外一种则是否定态度。
前者认为，明朝九边防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拦阻了蒙古骑兵的南下，为明朝内地的稳定提供了屏障；后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实战中九边防御体系多次被突破，如明英宗时期和之后的明世宗、明思宗时期，敌军均成功抵达了北京城下，认为九边并不能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反倒还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资源。
笔者认为九边防御体系是不是有成效，还是应该分阶段来看。
在明朝初期，北边军事体系初步确立，其实这套体系最初不单单是防御之用，因为在洪武和永乐时期，一直是攻势作战。
在明军攻占元大都后，洪武时期曾8次大规模北伐，明成祖继位后，除了丘福那一次失败的北伐外，自己也曾亲率部队5次大规模讨伐漠北。
在50余年时间中，先后14次北征的频率是极高的，明军平均三四年就要进行一次大规模征伐，至于沿边的小规模战争几乎每年都在进行。
因此明朝北部边军在这一时期不是在出征就是在准备出征，大军一直就布防在北部边境。与其说当时的边地是防御体系，倒不如说是大军的前进基地。
大量军队集结在北方，而且沿要点布防，使得不出塞时蒙古军队无法南下骚扰，而出塞作战蒙古军又无法打赢。
因此当时蒙古军在遇到明军主力时基本都是采取避战姿态的，这也使得当时明军对蒙古军有足够的心理优势。
明成祖定都北京后，除了沿边数十万边军外，在北京城周边还有几十万人的京军。
在当时的战略规划中，边军只要平时保证要地不失，大战时配合京军作战即可。不过明成祖死后，明仁宗继位只有几个月便死去了，而明宣宗在位也只有10年，新继位的明英宗只有8岁，还不能亲政。
在短短十余年中，明朝皇帝从第三任换到了第六任，由于明成祖时的军威使得明朝上下心理优势仍在，故而忽略了北方蒙古势力的整合，精力放到放在了南方作战中。
1449年，明军与蒙古瓦剌部队交战，此时在野战中明军已经不是对手了。但明军当时的京军仍在，认真筹划之后以主力兵团对战，未必会一败涂地。
不过明英宗贸然亲征，土木堡一战葬送了京军的精锐主力。此后，明京军尽管重建，但大规模出塞作战行动却戛然而止，到这时候北边防御才真正成为了单纯防御的体系。
尽管当时边地卫所也开始破败，但卫所军本身是携家带口屯驻在边境一线的，对他们来说，卫国的同时也在保家。因此蒙古军入侵边境卫所，当地军队是会奋力抵抗的，同时为了保证边境不被突破，明朝政府也会募集精锐补充边军。
因此在土木堡之后的近100年时间中，九边防御体系还是发挥作用的，起码没有出现大的崩溃。
但这是建立在蒙古未能有效整合前提上的。如果蒙古势力重新整合，形成10万人以上的大规模军团，而且合力南下的话，九边防御体系即不堪重击。
因此到1550年，俺答汗在整合了蒙古力量后便再次突破北边防御体系，直抵北京城下。俺答汗的孤军冒进是有风险的，北京是坚城，短期内蒙古军不可能攻下，而当明朝内地援军抵达，而明九边守军仍在，倒也不是没有转机。
然而，当时主政的严嵩却并不赞成明军围击蒙古军，后者大掠一番便全身而退。
这一次堪称国耻的事件激发了明朝的军事改革，此后在南方抗击倭寇的战争中，大量新募兵成为主力；在北方，守边将军也纷纷招募精锐为家丁，成为作战时的主力。
倭寇平定后，一些名将相继调往北方守边，以戚继光在蓟州镇为例，其整饬了防区的防卫体系，并整编加强了蓟州军力，使得蒙古军几次南下均告惨败。
辽东的李成梁则以精骑突袭，使得当面的土蛮等军无力对辽东形成威胁；而其他各边当时的防御态势也不错，九边防御体系在万历朝前期回光返照。
不过我们前面提到，万历时期明军精锐已经转为募兵，而原有的卫所军制自给自足的体系已经难以为继，此时明朝的军事开支是巨大的。
万历中期明军相继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征伐，史称“万历三大征”，明军虽然获胜，但军力损耗和财力损耗也是十分巨大的。
巨大的财政压力最终并不会落到王公贵胄的头上，而是由底层百姓承担，而万历朝后期明朝内外政事的处理又是一塌糊涂，其实已经埋下了灭亡的种子。
此时辽东的努尔哈赤已经崛起，并在萨尔浒之战中击败了明军各边集结起来的精锐。不过后金军虽强，但却始终无法突破关宁防线，这也算是明朝九边体系最后发挥作用的机会了。
但在后金崛起的同时，明朝内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此起彼伏，为了应对内外对手，明朝不得不增派赋税，加强军事。而这样实际是个恶性循环，内地的起义更加加剧，消耗了明朝的战争潜力。
甚至到最后，明朝有限的军事资源大都倾注到了关宁方向，而其他各边守军却连饭都吃不饱。这样的守军既挡不住绕到攻击的后金军，也在大顺军进攻时，大部倒戈。
所以明朝的灭亡，首先是政治腐败，然后是经济危机，最后才是军事问题。而对于明朝九边防御体系来说，公正地说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毕竟直到王朝末年，它的作用依然还在发挥。
很多朋友认为九边无用，可我们反过来想想，如果没有九边体系，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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