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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功德于社稷人民，自己一生又不吃大亏不受大辱，无纤芥之患，且不为后人垢病的，差不多方可称之为圣者，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是少之又少的。张良，字子房，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也是汉初三杰之一，正是在张良的一力谋划下，刘邦才最终夺取了天下，建立了汉朝，因此刘邦评价张良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天下初定，张良不居功，激流勇退，刘邦封张良为留侯，食邑万户，得以善终。刘基，子伯温，元末明初政治家、文学家，明太祖朱元璋的重要谋臣，为人耿直不苟且，朱元璋能取得天下，多得益于刘基的筹谋定策，被朱元璋称为“吾之子房”。
朱元璋建国后，封刘伯温为诚意伯。后刘伯温辞官归乡，隐行韬迹，口不言功，但因以往曾得罪李善长和胡惟庸，胡惟庸做丞相后，诬陷刘基，受朱元璋猜忌，被夺禄。刘基入京谢罪，偶感风寒，朱元璋派胡惟庸带御医探望，按御医开的药方服药，吃后顿觉腹中如有一些不平石块挤压在一起，十分痛苦。刘基抱病觐见朱元璋，委婉提出胡惟庸带御医给自己看病，及服药后身体更加不适的情形，朱元璋听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些让他宽心养病的话，不由得让刘基心寒。不久刘伯温病死，直到胡惟庸倒台，刘伯温子孙方得嗣其爵禄。那么为什么刘邦能放走张良，而朱元璋就不能放走刘伯温呢?
二人所处历史环境不同。张良所处的历史环境，正是秦末汉初，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纳夏、商、周三代国祚绵长的经验，复封建，废郡县，刘邦大封功臣名将，分封了很多异姓王，也分封了很多列侯。这些诸侯王都有自己的封地和部曲，有很大的实力;而且推行分封，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就很难加强。夏、商、周到秦，都是以暴力推翻前朝才取得了政权，还很少有像王莽、曹操那样的权臣篡国的情况出现，因此刘邦更关注分封的那些有实力的异姓王，一般不会怀疑像张良这样忠心而不居功且在朝的小列侯会有篡国之危。
到明朝就不一样了，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早已废除了分封制，完全推行了郡县制，功臣名将只有虚封的爵位，没有了实封，一切大权尽归中央，皇帝成了绝对权威的象征。但是由此也衍生出了不一样的朝代替换情形，那就是当君弱臣强时，权臣就会替代幼弱皇帝，改朝换代，王莽如此、曹丕如此、司马炎如此，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也莫不如此，就连以后的隋唐、五代各朝及北宋，概莫能外。这些教训都是非常深刻的，没有了分封诸侯王的割据势力相威胁，来自功臣名将的内在威胁就成了朱元璋所关注的最主要的忧患。
两个帝王重点关注度不同。西汉初建，刘邦分封了很多异姓王，这些异姓王都有很大的势力，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单独的政权。而且这些异姓王都是和刘邦一起造反起家的，当时身份都是平等的，最后打下天下，各自都有一份功劳，凭什么都得听你刘邦的?因此中央和地方诸侯王之间就有了互不信任，互相猜忌。于是在相互猜忌中，矛盾加深，有势力的诸侯王就骤然起来反叛，从刘邦登基称帝到去世，没有一年能让刘邦安稳的。在全国范围内，异姓王反叛此起彼伏，刘邦疲于应付，再加匈奴入侵，刘邦关注这些尚应接不暇，哪里还顾得上那些分封的地小人少，不包藏祸心，无力与中央对抗的小列侯呢。
刘邦平定了淮南王之后，回到故乡，与众乡亲欢聚，他拔剑起舞唱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见刘邦对国家前途命运是何等的忧心，他真的很需要猛士能帮自己镇守四方，他能依靠谁呢?那些被他封为小列侯的功臣，本分服从，正是他所依靠的对象，他又怎么会去加害他们呢。而明朝时候的朱元璋就不同了，他取得天下后，虽也进行了封赏，但没有实封，没有分封异姓王。在朝的功臣勋将，都在朝听命，他朱元璋做皇帝一天，自然没有什么人敢夺权造反，但一旦他不在了，让他的子孙做皇帝，那些功臣勋将还能服服帖帖听他子孙的吗?更何况要继承自己帝位的，是自己幼弱的皇太孙朱允炆呢。
因此朱元璋所着重关注的，是他在世时怎样清除掉那些以后可能会对皇权造成威胁的功臣勋将，为他的子孙顺利继承皇位铺平道路，因此他要大杀功臣勋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被牵连残杀的功臣勋将及家属官员达四、五万人之多，经此两案，开国的功臣勋将基本上没有了。仅剩的开国元勋徐达，被赐烤鹅食之而死，刘伯温作为江浙集团的代表，虽一直低调行事，却也成了朱元璋的隐忧，不杀之自己如何安心而去?于是趁胡惟庸诬陷之机，顺手也就给解决了。刘伯温智谋韬略虽名比诸葛亮，有“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两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之说，却最终也没能逃脱多疑忌自私残忍的朱元璋之手。
二人的秉性和由此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不同。司马迁曾在《史记留侯世家》中感慨道：“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意思是说，我原以为张良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当是一高大威猛的男子形象，当看到他的画像后，谁知其像貌竟如一美丽的妇人女子，其状貌真的与其所干的事业不相称啊!由此我们也觉得，张良此人为人恭谨温和，性情和善。从他不离韩王，后跟随刘邦，一心为刘邦出谋划策，刘邦称帝他又一心退隐辟谷看，张良是个忠诚有谋略，却不喜交往的人。他唯一一次独自率兵攻打韩王昌，却吃了败仗，说明张良领兵打仗能力很有限，是一个瘸子的执行者，却是一个背后出谋划策的奇才。
张良崇尚黄老之术，一直想修仙了道，不爱交结朋党，不恋红尘富贵，没有什么能让刘邦感到威胁自己统治的地方。而且刘邦和张良私人感情很好，刘邦虽有无赖之名，却不强人所难。刘邦西进咸阳，自从在宛城遇到张良后，就觉得一见如故;特别是张良为刘邦的出谋划策，让刘邦一路西征很快攻进了咸阳，鸿门宴又救了刘邦，刘邦是真的不想让张良离开自己。但张良却不忘旧主，一直在帮韩王成复国，尽管他与刘邦很头圆，但依然离开刘邦，不离韩王成左右，直到项羽杀了韩王成，张良才一心投奔了刘邦，成了刘邦的谋士。
在这期间，刘邦尽管很想得到张良，却始终与张良保持亲密友好关系，始终没有强留张良，或做什么过激行为，这说明刘邦宽怀大度，不强人所难。张良的忠诚和张良的为人处世，让刘邦觉得放心，虽然在刘邦晚年，为戚夫人母子考虑，要废太子刘盈，张良却尽力帮吕后保刘盈的太子之位，刘邦到死却不恨张良，从没要杀张良之心。要知道，刘邦和樊哙从小是过命的交情，樊哙为刘邦的事业出生入死，多次救刘邦之命，但因樊哙是吕后的妹夫，当听人说樊哙会与吕后联合对付戚夫人母子时，病危中的刘邦，毫不犹豫地命令陈平前去斩樊哙，将其头提来见。幸好陈平多了个心眼，捉到樊哙没有立斩，而是将其押解回京，还没到半路，刘邦就驾崩了。
由此可见，刘邦依赖张良，相信张良，从无害张良之心。刘伯温的情况就与张良大不一样了。据《明史》记载：“(刘基)性刚嫉恶，与物多忤”。刘伯温在跟从朱元璋之前，曾是元朝进士，做过元朝的官，镇压过农民起义，平定过盗寇之乱，在辞官归家时，还在家乡青田，组织力量保卫家乡。正是在他的组织抵御下，周围虽然兵连祸结，盗寇肆行，青田却未受多大影响，因此刘基在家乡是很有威望的。刘伯温受朱元璋强聘之后，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建章立制，建立大明，立下了大功。但他果决让朱元璋不承认小明王，做事果断不苟和，也深深印在了朱元璋心里。
刘基因个性的正直不苟且，也因此得罪了李善长和胡惟庸等朝中重臣。刘基精通易理，深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道理，大明建立后，他不争功不争名，激流勇退，回乡归隐。但是因以前得罪过胡惟庸等人，胡惟庸做了丞相后，就报复刘基。他着人诬陷刘伯温欲侵占家乡南田的“王气”。原来刘基为浙江青田九都南田山之武阳村人，南田山的形势，乃是“万山之巅，独开平壤数十里，号南田福地”。《 洞天福地记》中记载说：“古称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朱元璋好不容易打下天下，就怕以后谁谋夺他的天下，胡惟庸正是摸清了朱元璋的忌讳，才如此诬陷刘伯温。再加刘伯温精通易理风水，朱元璋信与不信，都不能容留刘伯温，于是就夺去刘伯温的官禄，让其回京听命。刘基回到京城，就遭到了朱元璋和胡惟庸的毒手。
环境造就人性，性格决定命运。刘邦虽无赖乡里，却父母兄弟俱在，尚有温情滋养，亭长起家，也知宽怀待人，虽自私却不太残忍，尚有人情温留。朱元璋起身社会最底层，曾乞丐渡日，阅尽人间冷酷，因此，虽明智有略，却冷酷残忍，多疑猜忌，为了自己的事业江山，他自私无情，可以完全抛弃兄弟恩亲，不顾朋友故旧，忘却昔日功勋，剥皮萱草，刷洗凌迟，将功臣勋将，拔除干净。
虽然刘伯温低调忠心，但他口无遮拦毫无保留，分析得又十分准确到位，让朱元璋看到了他与众不同的高明;他又是江浙集团的代表，具有不威自怒、振臂影从的能力，怎能不让朱元璋汲汲于心，废寝忌惮?因此趁胡惟庸的诬陷，正好解除自己隐心大患，何乐而不为呢。
张良温情和善，不拉帮不结派，明理智谋，断判得体，不轻易结怨朝臣，深懂适时进退，不居功不自傲，情滋恩润，不但早让刘邦对自己放心，也让刘邦更感到自己的不可或缺，悠游从容，张束可控，自然能得善终。而刘基虽精通易理，熟黯处世之道，却性情刚毅，义不苟合;直言不讳，疾恶如仇;只要自己认定的事，一力去做，决不讲人情世故。正因为刘基做事爱走极端，能退不退，能缓不缓，能让不让，该情不情，再加遇到了一个叫花子出身冷酷无情的主子，尽管有神机妙算之能的刘伯温，最终还是难逃陷害，不得善终。因此张良能称谋圣，成为后世武庙十哲之一，刘伯温却因结怨逃脱不了皇帝和仇者的忌害，难称智圣，只能为后人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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