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各大互联网社区里，历史爱好者的身影从来没有缺席过，但兴趣的所在却往往集中在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改朝换代的政治变革以及才子佳人的野史逸闻，对于历史上的经济状况少有关注。
经济的历史，确实不如政治史、军事史、人物史那样生动有趣，但它却是作为整体的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切历史赖以发生的基础，就像高中课本里说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嘛！
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一定要读懂中国的经济史。
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农业社会，而对于农业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土地了。土地制度是了解中国经济史的最佳起点和关键所在，一个朝代如何分配土地，正是对当时生产力和经济思想的直观反映。
西周时期推行的井田制，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可考的最早的官方土地制度了。所谓“井田”，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按照“井”字的样子把它分成九块，每一块土地都是属于国家所有，实际上就是属于贵族所有，贵族再把土地分给农民去耕种。
在贵族的土地上进行耕种的农民既不需要缴纳土地税、也不需要给贵族进贡粮食，那他们要付出什么呢？
这就得说一说这九块土地的区别了。
“井”边缘的八块方格，是贵族分给农民耕种的“私田”，收成由农民自己处理，而中间的那一块则是“公田”，由分到另外八块地的公民共同耕种，收成归贵族所有，等于中间这块地是由农民替贵族耕种的。
井田的边界，就是我们现在农田里常见的田埂，除了划分边界的功能，还有一个防范游牧民族侵扰的功能。在我们通常的认知里，游牧民族都是集中在北方草原地区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在我们的文明刚刚起步的阶段，农耕世界的范围是非常小而且零散的，当时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侯国，其国土面积占100方里的已算是大国了，城与城，也就是所谓国与国之间通常相距约50里，这些城池都属于定居的农耕世界，而它们彼此之间还有大量无人管辖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活动的也是游牧民族。
华夏与游牧，均为中国人，不过游牧是流动四方的牧民，华夏是固定居住的农民而已。
那么，为什么后来中原地区都成了农耕世界了呢？
因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让我们的先民有能力去开拓更多的土地，同时对资源的需求也在上升，这让我们的先民有动力去开拓更多的土地。农耕世界的生产方式相比于游牧有着显而易见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农耕世界在扩张中很快就连为一体了。
因此钱穆先生把这一时期称为“农民集团的武装垦殖的活动时期”。
真实的世界永远不会像理论模型一样理想化。当时适合耕种的耕地总量就那么大，生产力和需求却不会因为先民们对土地的开垦达到饱和就停下脚步。
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牛耕在农业领域以及逐渐普及开了，因有铁器耕田，农民便有能力垦殖较大面积的土地，便不必再受“井田”的格子线束缚，而进入战国时期，驯化牛来进行耕作也成为普遍现象。为了调和这一矛盾，土地逐渐开始由国家所有转向私人所有，中国土地所有权观念的改变，是由赋税制度之改变而产生的。
铁犁牛耕
公元前356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政策，通过对农民耕种的土地进行征税，变相地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农民不论种多少田地，只缴赋税，土地已变成私有。
井田制的崩溃，带动了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度的衰落，也引发了经济领域其他方面的变革。为贵族耕地的农民摆脱了井田边界的束缚，便跑进名山大川，新的生产事业由此兴起，最主要者为盐、铁，因盐、铁是家家户户的必需品，此外还有纺织、水利、捕鱼、铸钱、伐木等产业，都是在《左传》中没有记载的，属于封建制度被打破后的全新产业。
从经济整体的视角来看，井田制的崩溃以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刺激了生产活力，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社会的贫富差距也随着不断扩大。
这是为什么呢？
土地私有，意味着土地可以兼并，在现实中，既存在暴力强占的方式，也存在钱币收买的方式，有些人心思活泛，一旦冲破井田的束缚就懂得把空地、路径、水泽都辟为耕地，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有人土地越来越多，越来越富有，而有人越来越穷，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这种社会贫富差距在西汉时期浮上了水面，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直接促成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
或许有些朋友会质疑，“重农抑商”不是商鞅变法时就有的政策嘛？怎么是因为西汉时期的贫富差距呢？
事实上，钱穆先生考察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经济政策，发现他并没有完全照搬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法令，实行的是农工商并重的政策，或许是因为秦王朝的存在过于短暂，这种政策下的贫富差距还没来得及显现就被推翻了。
到了汉朝，尤其是经过了前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通过工商业赚钱，拿赚到的钱兼并土地的人已经不少了，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商贾巨富，例如著名的卓文君的家族就是当时的巨富家族，为了抑制贫富差距可能带来的动荡不安，“重农抑商”的政策应运而生。
西汉第一位提倡重农主义的人，首推晁错，他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见农民辛劳而日益贫穷，商贾安逸而日益富裕，这样下去势必造成严重后果。正因如此，汉武帝在位时期不仅大力推行重农抑商，还将盐业、铸铁这样的经济产业收归国有，由政府统一经营，抑制了商人通过民生必需品赚取巨额利润。
尽管汉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土地兼并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但只要土地依然是私有的，这一趋势就不可避免。到了东汉时期，社会贫富差距已经非常显著了，豪门大族的名下连田阡陌，而穷人却可能没有立锥之地。
东汉后期，一般豪强世族、贵族外戚或富商成为大地主的，均有一个独立的庄园称霸一方。如光武帝的樊姓外祖，有田300余顷；皇后阴丽华的母家，有田700余顷。这些大庄园，不但有耕地，而且也占有山林川泽，还可以自订刑法，同时还训练“部曲”和“家兵”，以防庄园外贫民之袭击，修筑坞堡以保障地主的安全，俨然一副“私人王国”的气派。
东汉豪强的庄园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东晋达到了顶峰。
这个贫富差距极大的时代并非一无是处，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及宗教各方面，汉代都比不上魏晋南北朝，文学、艺术、宗教及建筑等各项成就，均由经济资源富裕所带动，可见南北朝时代是富有的朝代，但问题在于当时社会不平等，拿中国经济史的眼光来看，农民大众当时没饭吃，社会黑暗，因此，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非常低。
我们不应该只看伟大的艺术成就，却忽略了贫穷黑暗的一面，忽略了垂死挣扎的奴隶。
黑暗的制度是难以长久的，在矛盾被激化的同时，也给它自身挖掘了坟墓。在这个过程中，南北朝中北魏政权推行的均田制则很值得一提。
北魏所推行的均田制，基本精神在于，不论官民贫富，一律平均摊派赋税。 实行均田制的第一步是整理户籍；接着第二步是提倡小家庭制度，消解了豪强所搞的“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的荫冒；第三步是人民获得政府所分给的田，可减轻缴纳租税，但政府也不吃亏。
均田制是一种具有浓厚改良色彩的制度，用意并不在土地分配的绝对平均，只求富者有一限度，贫者亦有最低之水平。最高意义是要将门第社会中的豪强荫冒一概消除，可以说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争夺民众的一种措施，目的使人人脱离豪强，也不再向豪强纳租税，将门第化解。
豪强门第由此开始走向衰落，造就了隋王朝的富庶，社会基本处于平等地位、同属于一个政权的管辖之下，下层民众的负担无需多重，上层的收入就已经足够了，如果不是隋炀帝时期滥用民力导致民怨沸腾，想必后来的大唐盛世是可以由隋朝实现的。
经过了隋末的战乱，唐朝初年的统治者十分重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钱穆先生认为，唐朝初年的政策要比汉朝的政策更好，汉代的经济政策是不准人民太富有，注重征收商税，节制资本，对人民不分田地，不平均地权，不管你穷成怎样；唐代则不收商业税，任由人民富庶，当然也不让人民太穷，人人分田，平均地权，但不节制资本。
唐代创立的租庸调制，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土地与赋税制度，所谓租庸调制，是指均田人户，不论授田是多少，都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租庸调制最重要的优点，在于它含有为民制产的精神。在租庸调制度下之农民生活，可以想象是较为宽舒安恬。农民生活之宽舒安适，促成了整个社会之安定繁荣。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么好的制度没过几代就失败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租庸调的制定和实施一定要均田制的配合，一旦均田被破坏，租庸调法则会随之失败，说到底，还是土地兼并没有办法完全遏制，到了武则天的时代，社会从战乱中彻底走了出来，稳定富足，而土地兼并的现象则又一次迎来了高潮，均田制形同虚设，租庸调制自然无法维持下去了。
唐朝后期，开始推行“两税制”，这成为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钱穆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有井田、限田、王田、占田及均田等，但自唐代租庸调制以后，改行两税制，之后就没有土地制度，一直下来到清代大体上都是实行两税制。
唐代两税制以前是涉及土地分配及所有权的问题；而两税制以后，却不再讨论土地问题，只是政府如何征收赋税而已，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不再是政治经济制度。
所谓“两税制”，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制”。用今天的词汇来描述的话，这是一种资产税，即有多少资本抽多少税，钱穆先生对此悲观地说：“两税法是为政府而设，乃针对日盛之商业经济作预算，对农村社会大不利。此后中国之税制，只将两税制稍加改动，竟不能再回到租庸调制之路。”
唐代以后，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历史风貌由积极开拓进取逐渐转向保守，此后的经济政策再无更多的创新与变革，为数不多值得注意的则是明代张居正主持的“一条鞭法”改革和清代的“地丁合一税”。
张居正
“一条鞭法”是一种赋役合并的税收制度，关键的地方在于人民缴纳赋税的方式由“实物缴纳”转向了“货币缴纳”，直到今天我们也是以货币缴纳的方式缴税，不可谓影响不深远。
所谓地丁合一，就是摊丁入亩，当时曾流行一句俗语：“富民出财，贫民出力。”是雍正皇帝对康熙在位时提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进一步延续和改革，标志着在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到此结束，这也导致了随之而来的人口大爆炸，短短一百年间人口增长了超过三亿人。
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这一百年里多出来的三亿多人真的是“地丁合一”以后自然增长的吗？显然不是，人口的突然飙升无非是因为在按人头收税的时代，瞒报人口的现象普遍存在罢了。
农业经济贯穿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始终，但到了明清时代，一种新兴的生产关系也在江浙一带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后来的历史我们都知道，西方列强用暴力打断了我们的历史进程，中国经济按照它自然发展的轨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无从得知，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历史的美妙之处。
对此，各位读者朋友有什么想法和见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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