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前身本是唐朝的定难军。五代时期，中原本土战乱频繁，使得偏隅西北的定难军得以自保并逐渐崛起。北宋建国后，赵宋王朝没有一蹴而就，武力统一定难军，反而是对其统治者党项李氏家族采取笼络优待，意图招安，党项李氏对北宋王朝也是时叛时附，以至于后来尾大不掉。
至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至此，党项李氏彻底与宋朝关系破裂。
此时，正值北宋仁宗赵祯在位时期。
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正月，元昊派遣使者抵达东京汴梁，递上了一份言辞强硬的表章，直接要求“伏望陛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欢好。”说白了就是要求宋朝承认其帝位的合法性。
西夏建国这一事实，北宋方面当然清楚，只不过还是想搞好双方关系，不想兵戎相见。宋仁宗实在拿不定主意，就交给大臣们研究对策。有提议杀掉元昊使者的，也有反对的。此事，枢密院官员们是“议数不决’，其中，王德用、陈执中主张把使者杀掉，而盛度、张观则不同意，四个人形成了二比二的意见，计议数日没个结果。最终，还是把西夏使者遣还回去。其后，王德用又主动请缨要求率兵讨伐元昊，但没有得到宋仁宗的同意。
其实到这时，包括宋仁宗在内的北宋君臣对西夏的军事战略还是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度，是战还是守？如何应战如何守，并没有思路，全是下面一帮子文臣在无休止的讨论。
自北宋真宗和辽国在澶渊之盟后，大宋朝在北部边境已有三十多年没有大的战事了，在西北更是如此。统治者已是“忘战去兵”，军队建设更是“武备皆废”。且北宋王朝内部因冗员冗兵冗费问题，积弊太重，加之重文抑武的思想充斥上下，迟迟没有更好的御敌之策。这就导致后来的北宋王朝更像是一个小学生，在宋夏双方战事爆发之后是屡交学费。
元昊本人对宋朝拒绝承认他称帝的要求，应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元昊在宝元元年(1038年)时，就做好了各种准备，从服饰、文字、官制、军事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创制。
当然，宋朝也得知了元昊方面的消息，并对西边宋夏交界处的防务工作重新加以部署。如宝元元年（1038年）十二月，任命泾原秦风路安抚使、知延州范雍兼任鄜延路都部署、鄜延环庆路安抚使，永兴军的夏竦提举乾、耀等州军马。但是，宋廷的宰辅大臣们多认为天朝大兵无敌于天下，完全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同等地位的对手来看待。因此，虽在西北边地有人事调动，但仍然是没有做太多的军事准备，只怕给元昊以借口。
元昊的外交手段没有成功，只得寻求战争来来推行其立国称帝。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领十万大军进攻北宋鄜延路，拉开了宋夏战争的序幕。
早在宝元二年（1039年）之前，元昊就已经在府川、庆州、环州、泾州、原州等地挑起了多次军事摩擦，直到后来确定把薄弱的鄜延路作为进攻突破口。元昊通过采取了诈和、诈降、声东击西等手段迷惑范雍，于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先是攻破金明寨，俘获都监李士彬。此后，西夏的兵马是长驱直入，进攻防守薄弱的延州城。
危机时刻，宋将刘平、石元孙前来支援，结果在三川口突然遭遇李元昊的部队伏击，二人力战不支被俘，而宋朝内臣监军黄德和居阵后，见宋军退却，弃友军不救，率军逃循，宋军此役大败，但延州城得以保全下来。
事后，率先逃走的黄德和推卸责任，上奏诬陷刘平、石元孙二人投降西夏。好在事后朝中的一众文臣力辨二人冤枉，为二人平反，并将黄德和腰斩于河中府。
宋夏三川口之战，是宋夏交恶以来首次大规模的用兵，宋军的惨败给北宋政府以极大的震撼。至此，宋仁宗开始把西部边患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摆在了朝堂之上，调整对夏军事策略，封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将在表现不佳的范雍降职为吏部侍郎、安州知州，是年（1040年）二月，“令（韩）琦任陕西安抚使”，三月，调范仲淹为天章阁待制、永兴军知州，开始了以夏竦为一把手，韩琦、范仲淹二人为副使共同经略西北防务的阶段。
在对西夏的防务中，韩琦认为西夏兵马有限，其倾国入寇，后方薄弱，因此主张进攻，要求集结陕西各路兵马集中向西夏发起进攻。韩琦的这一思想得到宋仁宗及宰相吕夷简等人支持，仁宗于是诏令，以韩琦的泾原路和范仲淹的鄜延路两军兵马共同出击。
范仲淹则主张防守的策略，实行广筑堡寨，屯兵营田。他反对盲目深入敌境的进攻战略，认为西夏骑兵少而灵活，来去无踪，应采取持久防御策略，防守反击以消耗对方实力。但在久未历经战事，尤其是前面三川口之战惨败后，宋廷内部既怯战又幻想一举解决问题的思想占了主流，范仲淹的观点也并未获得支持。
韩、范二人的这种思想上分歧也使得宋军在庆历元年（1041年）的好水川一战中再度败北。
宋仁宗之所以选择采取攻势，倒不是宋军有多强的实力和策略，而是过惯了安生日子的宋仁宗认为，若采取持久防御策略则年年屯兵运粮，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太大，不如一次性解决问题来的简单直接。于是他在听到韩琦的方案后，要求韩琦、范仲淹二人在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讨西夏。得知消息后的范仲淹强烈反对这一进攻方案，认为时机不利，不宜轻举，请求留鄜延一路作为招纳之计，宋仁宗在这方面确实缺乏主见，耳朵根子有些软，又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同意只派泾原路一支队伍出击。
就在宋朝内部还打着嘴官司的同时，这年（1041年）二月，元昊已经先出兵了。听闻西夏兵马南下进攻渭州（甘肃平凉），韩琦在怀远城（宁夏固原）集结兵马。这是一个草率的决定，事前韩琦是得到了元昊进攻渭州的线报，所以才决定兴师出兵，“谍者进言，元昊之军折于姜会，图谋寇袭渭州”。然而，对于元昊方面的规模却并不知晓。
作战计划是韩琦在根据元昊的进攻路线后判断制定的，决定实行包抄之策。由环庆路副部署任福指挥，并告诉任福“自怀远城趋德胜砦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及行，戒之至再”，韩琦是要求任福“度势而战，据险设伏”，意思是要求任福绕至敌后灵活掌握，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据险设置埋伏断其后路。但任福“与敌战于张家堡南，斩首数百”，又听到“ 谍传敌兵少”，不知道是计的任福开始放松警惕，放弃辎重，率轻骑深入直追西夏诱兵。结果行至好水川附近（一说在宁夏隆德县好水乡，一说宁夏西吉县兴隆镇，两地相距30公里左右），看到了西夏大军，陷入包围的任福才明白中了敌人的计策，但为时已晚。此役，任福阵亡，“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人，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
这场还没等计划实施就一败涂地的战事，无疑给了仁宗朝的大小官僚当头一棒。朝廷也对前线失职的军事主官追究下来，最高长官夏竦被撤，坚持进攻导致失败的韩琦贬职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连范仲淹也论以同罪，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
此后的北宋政府开始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诏令“今陕西诸军总管应严备边防，切勿涉入贼境，若贼入天朝之境则御之”，至此，北宋对西夏的军事策略彻底采取守势，君臣不再妄言发兵西夏。
（本文原创作者：史说新传，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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