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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的叛军，就像一群落在河北-中原L形风箱中的老鼠一样。他们本应该一直被吊打才对。大唐凭借南方的财富、西北的精兵、关中的基地以及山西的高地，完全可以把这伙人彻底消灭。但是，真实的情况却是：安史叛军在中原到河北这个L形战场上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打得大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中国历代王朝始终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保有一支绝对忠诚且能征善战的精兵集团。大唐有精兵，他的精兵可以东至朝鲜、南至于海、向西可以横扫中亚、向北开疆叶尼塞河。但是，大唐的确可以有精兵，甚至可以有好几支精兵，却不知道怎么收获这些精兵的忠诚。
大唐之所以强是因为它的草原底色，大唐之所以乱也是因为它的草原底色，而大唐难以收获忠诚还是因为它的草原底色。从府兵制到节度使、从府兵到长征健儿，大唐一直在强化着它的草原底色，却不知道该怎么讲述一个关于忠诚的故事。范阳起兵到玄宗入川，淋漓尽致地揭开了大唐的忠诚困局。
在杨国忠的设计下，唐玄宗与安禄山之间的猜疑链，终于崩溃。公元755年12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正式造反。
但是，造反的不止安禄山一个人，而是整个安禄山集团。
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诸将皆引兵夜发。
半年前刚启用的三十二名胡人将领，担当战事组织；严壮、高尚与阿史那承庆等，担当战略策划。权可认为这是一个东北精英集团，他们在造反这件事上，与安禄山一样坚定。
还有经营多年的十五万三镇精兵，这是安禄山的实力凭借，也是造反的最硬实力。这是一伙武装到牙齿的职业军人。他们的利益只能在战争中获得，所以在造反这件事上，与安禄山一样坚定。
大唐发明的缘边节度使，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节度使权倾边镇，而在于培养了一批只能在战争中收割利益的职业军人集团。
所以，大唐安史之乱，不能类比西汉的七王之乱，只能类比的北魏的六镇起义。安禄山的造反集团，不仅有砸烂大唐的造反力量，更有坚不可摧的造反意志。
唐玄宗立即启用高仙芝、安思顺和哥舒翰等西北精英集团，并尽调西北边军赴中原平叛。西北边军，是大唐唯一能够拿出手的可战力量。
于是，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入河东、略山西高地，西域节度使封常清出关中、据黄河天险。
什么是名将？
不动如山、侵掠如火者？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者？雷霆压于敌而胸有成竹者？这些统统都不是。只要能有强兵精卒，赵括可以成为名将；但凡没有强兵精卒，白起也是纸上谈兵。
郭子仪堪为名将，入河东、定云中、出井陉，连军河北地。那是因为他手中握着十几万能战的朔方军。
封常清也堪为名将，洛阳城陷、陕州惨败；高仙芝更堪为名将，弃陕地数百里，猥琐潼关天险。因为手中没有可战之兵，名将也只能抛头鼠窜。封常清洛阳募兵六万、高仙芝长安集兵五万，但这些士兵都是肉投馁虎。
西北边军未尽出，徒靠西北名将，扛不住安禄山的强兵悍卒。于是，名将封常清一败再败、名将高仙芝猥琐潼关，只有郭子仪的朔方军能够据山西高地而威视河北地。
大唐的命门，在潼关而不在井陉。所以，潼关之战才是生死之战。但玄宗皇帝，斩高仙芝杀封常清，强令哥舒翰主动出击。于是，庙堂失算，其结果只能是悲剧。哥舒翰的二十万大军喋血潼关，安禄山的东北强兵挺进长安。
西北边军虽然堪当匹敌，但无奈仓促应战；西北名将虽然忠君保国，但无奈君王猜疑。玄宗皇帝自毁长城，大唐难保关中。
安禄山造反，杨国忠笑曰旬日可平、唐玄宗认为不足为忧。杨国忠的自信、唐玄宗的不忧，建立在两个前提的基础之上：
一个前提是造反只是安禄山一个人的野心。但造反恰恰不是安禄山一个人的野性，而是整个三镇边军集团的上下同欲。
另一个前提是西北边军能够扛住安禄山的东北叛军。但仓促应战和庙堂失策，彻底葬送了整个西北边军的主要将领。
所以，杨国忠的笑曰只能是贻笑大方、唐玄宗的不忧只能是执迷不悟。但为什么唐玄宗要自毁长城、斩高仙芝杀封常清？又为什么强令哥舒翰以羸弱之卒肉馁东北强兵？
因为猜疑。安禄山的东北边军已经证明：他们就是上下同欲、要造反。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眨眼之间就能攻到东都洛阳。如果这个时候，西北名将们，也裹进造反的行列，那么不仅大唐会亡而且玄宗会死。所以，只能让西北边将和东北边军在战场上流血拼杀。即便拼得两败俱伤、拼得同归于尽，也不能允许他们在长时间的僵持中暗通款曲。
大唐皇帝惧怕东北叛军，但也猜疑西北边将。直接的原因就是大唐朝廷只是一个空架子，他根本就没有压制边军集团的力量。根本的原因则是大唐朝廷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收获将领、士兵以及人民的忠诚。这两个原因，一直伴随整个安史之乱，甚至还要延续到之后的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持续八年之久，很多明智的策略没有被采纳、很多完胜的大仗全都打成了败仗，其原因并非只是几个太监在作祟，而是太监所代表的大唐皇帝一直惧怕、一直猜疑。安史叛军让皇帝恐惧，勤王军队也让皇帝猜疑。
唐玄宗绝对是一个聪明的皇帝，自私与狡猾到淋漓尽致。女真入侵北宋，徽钦二宗一个也跑不掉；李自成马踏北京，明朝皇帝和太子一个也跑不掉。那是因为这些皇帝们太要脸，在自私与狡诈这个层面上，他们远不是玄宗皇帝的对手。
潼关战败后，玄宗皇帝和杨国忠立即实施秘密跑路。大唐的文武百官们不知道，一上朝才发现皇帝和宰相跑了；长安的皇室宗亲们也不知道，玄宗皇帝的皇子公主们都被这个老父亲留给了安禄山。
玄宗皇帝会往哪里跑？只能是四川。
久居深宫的老皇帝，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根本就跑不了，更不知道往哪里跑。而筹谋跑路的人就是宰相杨国忠，而且也只能是杨国忠。杨国忠能够取代李林甫、当上宰相，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忠诚。他的这种小人忠诚，是那些豪族士大夫所不能企及的。而杨国忠的发迹地和根据地，就在四川。所以，跟着玄宗跑路的一众人马，只能跑向杨国忠的四川大本营。
五代十国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皇帝听将军的，将军听士兵的。
五代十国的强兵悍卒已经结成了军事利益集团。那么这个军事利益集团，是从哪里演化而来的？就是大唐的节度使加职业军人的军事体制。士兵已经不是一盘散沙，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
公元751年，朔方兵变，因为发放军粮失宜，朔方军的士兵直接群殴判官，甚至还要攻击朔方节度使张齐邱。这件事看似很小，但问题很大。因为这件事足以证明士兵利益集团已经逐渐形成。这伙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连节度使都敢打。
安禄山造反，既是因为安禄山的野心，也是因为三镇大唐边军利益集团的利益主张，造反打仗才能收取利益。所以，士兵利益集团的问题，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
在玄宗出逃四川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也暴露了出来。玄宗皇帝身边总共就两个所谓的忠臣，一个是太监高力士、一个是宰相李林甫。但是，这两个人都不掌兵。杨国忠肯定有忠于自己的士兵，但这些士兵还在剑南节度使防区。所以，跑路的玄宗皇帝，就要自己直接面对这群保着他出逃的禁军大兵。
说是陈玄礼带头搞兵变，但可能的情况是：禁军这伙人就是要搞兵变。禁军伙同将军，逼着玄宗皇帝杀了杨国忠及其妹妹韩国夫人、秦国夫人。但这还不够，还要逼着皇帝杀媳妇，而且就杀玄宗皇帝最喜欢的杨贵妃。即便杀了杨贵妃，这伙禁军大兵还是愤愤不平，还要变本加厉。
公元756年6月14日马嵬坡兵变，杨氏一门被杀得干干净净。
公元756年6月15日启程前往四川，但禁军大兵们死活不同意去杨国忠的地盘。
估计也不敢去，因为杀了杨国忠。所以，即便是皇帝下令，这群大兵也不听话，甚至还拿出了自己的意见供皇帝选择。一个意见是去西北或太原，到西北边军的地盘上；另一个意见是直接回长安跟安禄山死磕。
能够制服不要命的，只能是不要脸的。玄宗皇帝抛弃朝廷、抛弃宗室，然后偷偷跑路，就是不要脸、只要命。所以，他死也不会回长安。想让玄宗皇帝提前靖康耻，是永远都不可能的。于是，皇帝和大兵们商量的结果就是先到扶风郡。
6月17日，玄宗皇帝和禁军大兵们到达了凤翔，然后又不走了。士兵们，杀完杨氏一门、只是出了气；改道不去四川、只是少跑路。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利益，所以兵变还得继续。这时候再兵变的结果，就两个：一个是抓了皇帝、直接向安禄山投降；一个是把皇帝一扔、然后大家做鸟兽散。
唐玄宗，这个大唐皇帝，连一支忠诚于自己的小部队都没有。所以，他猜疑封常清、猜疑高仙芝，甚至猜疑哥舒翰，也就不是没有道理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可能是杨国忠在跑路之前布局好的一步棋，发挥了作用。如果这步棋能够早点儿落子，或许就不会有马嵬兵变，杨国忠也不会死。从四川运来的十万匹春彩到了扶风，皇帝手中立即有了一笔巨款。春彩，一种丝织品，但在施行租庸调制的唐朝，丝织品就是货币、就是钱。所以，把这笔巨款一分，士兵们立即听话，虽然不愿意去四川，但看在钱的面子上，大兵们还是把玄宗老皇帝送到了四川。
《长恨歌》情深意切。似乎是：唐玄宗因杨玉环之死而参透红尘，不爱九五思太真。
但是，在唐玄宗前往四川的路上，李亨已经在灵武直接称帝。也就是说，玄宗皇帝想不想继续当皇帝已经不重要了，他直接被朔方军罢免了。
于是，不仅安禄山失去了对玄宗皇帝的忠诚，禁军大兵们失去了对玄宗皇帝的忠诚，甚至连他的亲儿子也失去了对玄宗皇帝的忠诚。
玄宗皇帝可以一争吗？这个老皇帝可以不恋国事，但一定看重权力，特别是一直在提防太子李亨。王忠嗣、皇甫惟明这些曾经的西北边军领袖，都是太子一党，但结果都非常惨淡。所以，唐玄宗对安禄山可能将信将疑，但是对自己的这个儿子、太子李亨，是只有猜疑而没有信任。
玄宗皇帝还是有能力争一争的。因为他可以直接接手杨国忠的四川力量，而且可以从四川取食南方财富。而此时的太子李亨，徒有郭子仪的一支西北边军。
但是，他不争了，因为真得心灰意冷了。
不是因为杨贵妃，而是因为从马嵬坡的既成兵变到凤翔的即将兵变，再到太子李亨的直接称帝，让他能看到了忠诚的不可能。
如果再加上安禄山的范阳起兵，他的晚年就一直在猜疑着谁不忠诚，而猜疑到最后才发现：所有人都不忠诚，从太子到节度使、从将军到士兵，全都背叛了他。也许太上皇，就是他最好的归宿，因为从此再不需要忠诚、也不需要猜疑。
大唐源自北魏，唐初军制是府兵制。府兵制下的府兵，相当于草原的游牧战士，他们自备武器、自备战马，国家不负责府兵的开支，但是府兵却可以参与战利品分配。府兵制的逻辑，与草原游牧战士的逻辑，是一样的。只是府兵在草原，而游牧战士在草原。
府兵制瓦解，节度使和职业军人取代了唐初府兵。但是，节度使和职业军人也是一个演化的产物。他们不会从天而降，只能在原来的母体中孕育而生。节度使和职业军人，不是弱化了草原底色，而是强化了草原底色。
唐玄宗以来的缘边节度使，实际上就相当于草原大可汗治下的各个拥有独立主权的部落首领。大唐皇帝是大可汗、天可汗，节度使们就形如草原上的小可汗。但是，这伙人只是具备了草原部落的军事基础，却没有草原部落的信仰基础和经济基础。节度使不是治下职业军人的族长、管不了他们的信仰。节度使治下的职业军人，是纯粹的战士，他们没有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基础，也不可能在战争之外获得生活资料。所以，这是一伙变态加强版的草原游牧骑兵。
从府兵制到节度使，除了士大夫边塞诗的豪情，大唐边军又靠着什么凝聚在一起？府兵还有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连结，所以可能有经济上的忠诚。节度使治下的职业军人呢？他们的生存来源只有战争，连经济上的忠诚都没有。大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他有着前秦一样的博大胸襟，却没有自己的小区别自恋。它能够讲中原草原是一家的天可汗故事，但又如何讲一个大唐可以自恋的故事呢？
盛唐的豪迈，可以在一种盛世的荣誉中收获忠诚。而一旦这种盛世豪迈被打破，荣誉中的忠诚就不会存在。而一群已经结成利益集团的节度使藩镇和治下的职业军人，只会唯利是图而不会有什么忠诚可言。
这是因为草原底色的强劲演化。大唐缺少意识形态的塑造，缺少一种可以小区别自恋的独特，缺少忠诚的故事。关于忠诚的故事、关于意识形态的塑造、关于一种忧国忧民的故事，只能等待宋朝儒学再复兴，才能被打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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