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18万骑兵给匈奴下战书，汉武帝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带着18万骑兵给匈奴下战书，汉武帝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跟着历史百科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汉武帝。

　　说到汉王朝的强盛，我们也许首先会想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也许是人类史上最为霸气的宣言之一。

　　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西汉王朝之所以能够如此霸道，首先得感谢汉武帝刘彻。若不是他在位期间数十年如一日对匈奴穷追猛打，汉元帝时期的西域都护府副校尉陈汤，很可能没机会说出上述豪言。

　　那么，汉武帝有没有说过狠话?有，不过不是那句著名的“寇可往，吾亦可往”，这只是电视剧中的艺术加工。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亲自率领18万铁骑在边境巡视，同时派使者给匈奴乌维单于送去了一封信，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南越王头已悬於汉北阙。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汉书》)

　　直白点理解是这样：南越王的人头已经被挂在京城示众了;单于如果敢打仗的话，就放马过来，大汉天子亲自在边境等着你;如果不敢，那就趁早投降，何必龟缩躲藏在苦寒之地受苦!?

　　这当然是赤裸裸的羞辱，匈奴单于大怒，当即处死了主张接待汉使的匈奴官员，其后很机智的躲了起来，既不敢应战、自然也不甘心投降。

　　身为堂堂中原皇帝，刘彻为啥会有看起来如此“中二”的举动?看看这之前的艰苦过程，我们也许就能理解。

　　从当初汉高祖白登之围、直到汉武帝即位，这期间的汉王朝事业蒸蒸日上，甚至出现了富庶到流油的文景之治，但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基本上贯彻了送钱、送女子的和亲政策。

　　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原人傻钱多，而是确实无奈。西汉王朝在休养生息，但匈奴人也没闲着，汉文帝即位时，冒顿单于送来的大礼是一封信，里面这么写着：“托上天的福，凭借强悍的兵马，我们已经降服了楼兰、乌孙以及其他26个国家;所有精于骑射的人，如今都归我匈奴统御......”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威胁。无奈的历代西汉统治者，只剩下和亲这一条路可以走;但即使这样，也不代表着万事大吉;匈奴的要求一旦没被满足，数以万计的骑兵立即呼啸而至、席卷而去，以步兵为主的汉军鞭长莫及，只能干瞪眼。

　　期间，虽然晁错、贾谊等优秀战略家提出过应对匈奴的方案，但当时以黄老之术治国的汉王朝上下，和亲、苟且的观点占据了主流，皇帝本人难以改变这一现状。

　　公元前141年，16岁的刘彻即位后，立志改变这一被动挨打的憋屈局面。鉴于朝廷里大多是守成持重的老臣，他刚一继位，就下诏在民间广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实际上是要搭建起自己的班子。不过在太皇太后窦氏、宰相卫绾等人的反对下，汉武帝不得不罢免了那些已被举荐的人才。

　　直到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去世，汉武帝才真正掌握了大权，随即他开始实行自己对外征伐的宏伟大计。擒贼先擒王，解决了匈奴，才能彻底平定四方。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朝廷中主张对匈奴交好的意见仍占据了主流。

　　同年底，匈奴派人来谈继续和亲之事，除了大行令(主管外交)王恢外，其他朝臣几乎全部主张和亲，时任御史大夫韩安国给出的理由很具代表性：“今汉行数千里与之争利，则人马罢乏;虏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亲”，简而言之，打不过。汉武帝只好采纳了和亲的意见。

　　公元前133年，王恢根据边境雁门马邑本地人的主意，进献了设伏诱敌深入之计。这正合汉武帝的胃口，他不顾众人的反对，组织了30多万大军在马邑设下埋伏圈。

　　然而，汉军的做戏能力太差，计谋被匈奴单于识破，数十万大军徒劳无功，出谋划策者王恢也被迫引咎自杀。

　　此事之后，匈奴几乎与汉王朝撕破脸，袭扰更加频繁：“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而汉武帝也明白，要解决这一大患，只能硬碰硬;但马邑事件的失败证明，眼下自己面临这样的迫切问题：没有合格的将领，就没有能打仗的军队，必须找到能够抗衡匈奴的优秀统帅。

　　到了公元前129年，匈奴人冲入上谷郡，大肆烧杀掳虐。汉武帝派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四人出马，各自率领1万骑兵迎敌。

　　这四位将领，是当时汉王朝能拿得出手的全部精英了。然而现实很残忍，只有卫青一人获得小胜：斩首700人;其他人则全部失败：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损失7000人，李广几乎全军覆没、本人被活捉(后来只身逃脱，其过程被司马迁吹得神乎其神)。可见当时汉军对战匈奴时是多么的无力。

　　史书称，卫青“出于”，即出身奴隶。这话并不夸张，他自小当平阳公主的牧童，成年后又当骑奴;直到姐姐卫子夫被汉武帝宠幸，他的命运才得以改变。但卫青之所以获得重用，完全是由于自己的出色能力：“善骑射，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材”，这就是只有他能取胜的主要原因。

　　此战后，只有卫青因功被封关内侯;而且，他也成了泱泱大汉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王牌，率领汉军在接下来拉开阵势与匈奴对攻。

　　公元前128年，卫青兵出雁门，斩首匈奴数千人;下一年，卫青等人西出云中，击败匈奴楼烦王、白羊王，夺得“河南地”。河南，即当初蒙恬北逐匈奴后夺回的河套地区，秦朝灭亡后，此地一直被匈奴人占据。

　　其后，汉武帝采取主父偃的意见，向此地移民十万，在当初蒙恬营垒故址上建立朔方郡。此后的千余年间，朔方一直是中原王朝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前沿与基地。

　　此后多年间，汉王朝、匈奴互有攻防，双方各有斩获，但汉军一方，每次取得成绩的几乎都是卫青率领的队伍。比如在公元124年，卫青击溃匈奴右贤王，俘虏王子10多名、人口1.5万人、牲畜数十万头，因此被封大将军，成了汉军的总统帅。

　　在下一年，一位给汉军带来质的提升的天才统帅横空出世。在出征匈奴的战斗中，卫青年仅18岁的外甥霍去病，率领800骑兵孤军突袭，斩俘匈奴2000多人，被封“冠军侯”;

　　小试牛刀的霍去病让汉武帝发现，在长途奔袭方面，汉军完全可以比匈奴人做得更好。公元前121年，他命令霍去病带领一万骑兵出陇西。这支精兵越过焉支山，历时6天、转战千余里，杀、俘匈奴多位贵族、高官，斩首敌军8900人。

　　此战证明，汉军完全有能力大军团以骑制骑，改变以往对匈奴的作战模式。

　　同年夏，汉军再次出击，霍去病率骑兵越过居延泽(内蒙古居延海)，杀向祁连山，抓获匈奴各级首领2500人、小王70多人，同时斩首3万，这也是汉匈战争以来，汉军取得的最辉煌战绩。

　　这就是著名的两次河西之战，对汉王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打通了掌控西域的道路，切断了北方草原对中原的西、北夹攻渠道，奠定了后世历代王朝的疆域框架;

　　其次，掌控了匈奴设在祁连山的最大马场，汉军从此掌握了对决匈奴骑兵的重要资本;元气大伤的匈奴人则发出了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第三，在汉军的巨大压力下，匈奴贵族内部分化，浑邪王率四万人投降，此后的匈奴，再也不是铁板一块，分裂已成为习惯。

　　公元前119年，汉军再接再厉，发动了漠北之战。10万骑兵、数十万步兵开拔，帝国双骄卫青、霍去病同时出击，进入大漠上千里。前者遭遇匈奴单于主力，斩首敌军1.9万;后者对阵匈奴左贤王，斩首7万，并且封狼居胥山。(李广迷路，返回后自杀)

　　漠北之战，是汉、匈间的一次战略大决战;落败的匈奴再次遭受重击，“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失去了肥沃茂盛的漠南后，匈奴再也无力从根本上威胁中原;汉王朝的长城内外则“马牛放纵，畜积布野”，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得到阶段性解决。

　　两年后，年仅24岁的霍去病去世。失去了这位不世出的天才骑兵统帅后，汉武帝更进一步的军事计划被中止：“会骠骑将军去病死，於是汉久不北击胡”。

　　接下来的几年，汉王朝集中精力平定南越，与匈奴相安无事;此后，汉王朝曾两次派兵长驱直入草原2000多里，结果是这样：“不见匈奴一人”;曾经威风八面，时常呼啸杀到汉王朝边境的匈奴人失去了当日的威风。

　　公元前110年，摆平南越后，汉武帝率领18万骑兵巡逻朔方，同时派使者挑衅躲在漠北的匈奴乌维单于。这一次，与过去上百年间完全相反，忍气吞声的变成了匈奴人，他们一边“休养士马，习射猎”，一边屡次派人，“好辞甘言求请和亲”。

　　多年后，匈奴再次死灰复燃，汉宣帝时期才再度消停;当然了，直到东汉时期窦宪登燕然山的壮举之后，匈奴终于彻底被击灭。但自汉武帝之后，匈奴再也没有当初那样嚣张的实力与气焰;契丹的辽国崛起之前，后世再也没有涌现过像当初匈奴那样的压倒性游牧强权;北方草原、中原农耕两种文明的高下，在汉武帝时期定下了调子。

　　当然，在打击这一空前强敌的过程中，汉王朝也付出了惨痛代价。

　　“汉军士马死者十馀万”，大量将士血洒疆场;

　　“大司农经用竭，不足以奉战士”，战争物资消耗、战后的赏金，几乎让汉王朝的国库为之一空，一改文景时期“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富庶局面。

　　虽然通过压榨商人缓解了这一局面，但旷日持久的战争，仍旧给社会带来了巨大伤害。为此，汉武帝在晚年下罪已诏深深忏悔：“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享受祖先血战成果的我们，不应当对那个时代吹毛求疵。对笔者个人而言，有三点体会：

　　不争一时之气，不逞匹夫之勇，当实力不如对手时，绝不可意气用事;

　　一味的忍让，不能换来尊重与和平，地位源自实力、决心与行动;

　　唯才是举、用人不问出处，人才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资源。

　　任何时代，我们都会遇到敌人;但敌人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丧失直面敌人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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