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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里面的高滔滔,历史上确有其人,她便是北宋宣仁皇后高氏,在儿子宋神宗去世后,因孙子赵煦继位时年仅八岁,身为太皇太后的高氏得以垂帘听政,执政期间清正廉明、勤俭节约,一手缔造了“元祐之治”,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同样导致了对北宋末期影响巨大的“元祐党争”。
高滔滔出身官宦之家,历经四朝也曾垂帘听政
高滔滔乃是建雄军节度使高继勋的孙女,其父高遵甫曾任北作坊副使,因而也算是出身官宦之家。庆历七年(1047年)三月,年仅十五岁的高滔滔,便嫁给了时任岳州团练使的赵宗实(后改名赵曙),被封为京兆郡君,并在次年就生下了长子赵顼(后来的宋神宗)。
赵宗实虽然不是宋仁宗赵祯的亲生儿子,但宋仁宗因早年无子,赵宗实自幼便被接入宫中,交由曹皇后抚养。虽然后来因宋仁宗亲生儿子豫王赵昕出生而返回父亲身边,但由于赵昕最终夭折,赵宗实还是于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了皇子,并改名赵曙。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驾崩,赵曙继位为帝,是为宋英宗,而高滔滔则于一个月后被立为皇后。宋英宗在位仅四年,便于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高滔滔随之被尊为皇太后。
然而,任用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却再度英年早逝,元丰八年(1086年)三月,年仅三十八岁的宋神宗驾崩,其年仅九岁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因天子年幼,被尊为太皇太后的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直到元祐八年(1093年)去世,终年61岁。
个人品德毫无问题,一手缔造“元祐之治”
高太后垂帘听政之后,在执政方面“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其执政的九年间,被认为是宋朝最为太平、百姓最为安乐的时代,史称“元祐之治”,甚至被誉为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而这些与她的个人品德可以说息息相关。
高太后本人极为崇尚节俭,被称为““恭勤俭度越前古”,并教导皇帝“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太后本人节俭到了什么程度?作为太后的她除了参加朝会典礼之外,在宫中甚至穿着布衣而不用丝锦,又因羔羊幼小食之有伤天和,而下令不得宰羊羔为膳。
与此同时,高太后对于外戚的限制同样极为严格,早在宋英宗和宋神宗在位之时,高太后就拒绝给弟弟高士林升官,给高家修建宅第,而在临朝听政之后,不仅拒绝了官员“加恩高氏”的请求,甚至连之前的私恩赏赐都减去了四分之一。而其两个侄子本应升官,还被高太后强行压住,直到宋哲宗一再请求,这才勉强升了一级。
作为一名女子,高太后毫无疑问有着极为出色的执政才能,再加上其自身品德极为高尚,这才使得她执政期间,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评价道,“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由于自身局限性,又一手酿成了元祐党争
高太后的执政才能虽然较为出色,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对王安石变法持全盘否定态度,导致在其执政期间新法派惨遭打击,再加上其与孙子宋哲宗之间的矛盾,使得北宋朝廷迅速陷入严重的党争之中。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之后,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政策缺陷、用人不当等原因,在后期却也闹得朝野内外动荡不安,或许正因如此,高太后对于王安石变法一直持反对态度,执政之后便立即将司马光再度拜相,而曾经因反对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吕公著、文彦博等官员也开始再度受到重用。
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守旧派再度声威高涨,司马光更是使用“以母改子”的政治手段,直接上了一道《请更张新法》,将新法比成毒药,导致新法被全面废止。而曾经的变法派,也开始惨遭报复打击,蔡确、吕惠卿等大量变法派被贬谪,蔡确、章惇和韩缜更是被斥为“三奸”,这使得王安石变法以来的党争开始加剧。
在高太后临朝听政时,由于军国大事都由其与几位大臣处理,赵煦对朝政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而大臣们也认为赵煦过于年幼,也根本不予请示。朝堂上,赵煦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太后奏事时,恰好背对赵煦,以至于赵煦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这自然使得赵煦对于高太后和大臣们有所不满。而到了赵煦十七岁时,高太后本应还政,但却仍然保持着垂帘听政的习惯,而大臣们依旧没有重视已经逐渐长大的皇帝,甚至也不劝太后撤帘还政。
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对赵煦影响极大,此时的他虽然无法直接与之对抗,但内心已经极为抵触,例如有次高太后问赵煦为何不对大臣的奏对表达自己的看法,赵煦直接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被彻底惹恼的赵煦,在高太后病逝,自己亲政之后,开始对朝中的守旧派再度展开清算,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同时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政策,也进行了恢复。
绍圣初年举行郊祀大礼之时,按理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甚至连死囚都可以减轻惩罚,然而当有大臣请示是否可以赦免被贬谪的旧党官员时,却被赵煦立即拒绝。后来,又有人建议是否可以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稍徙善地”,赵煦却说“刘挚等安可徙” ,由此可见赵煦对高太后和元祐党人的痛恨。
如上所述,高滔滔虽然具备一定执政能力,个人品德也丝毫没有问题,甚至还缔造了“元祐之治”,但由于个人的局限性,却也导致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初现端倪的党争开始加剧,可以说北宋末年陷入不可收拾的党争,正是自高太后执政时期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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