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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会之叛”是司马昭执政期内遭遇的一次政治挑战，也是三国后期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
钟会，字士季，魏国太傅钟繇之子，“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他为司马氏政权数立大功，特别是在伐蜀之战中，灭亡了蜀汉，功劳很大。但是蜀国刚灭，他又转而反对司马氏，随即很快败亡。
钟会之乱时处三国后期，此时魏国在司马氏的掌管下，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蜀国因姜维的北伐屡屡失败，力量日渐消耗，加上刘禅宠信宦官黄皓，导致朝纲混乱，民有菜色，终于被魏所灭。这时的吴国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实力大大下降，处于灭亡前的挣扎时期。在这种背景下，司马氏统一三国已是大势所趋。而“钟会之叛”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的背景下发生的。
蜀汉投降后，邓艾“拜禅行骠骑将军”，并对司马昭上表，以伐吴为理由，反对将刘禅送到洛阳。 钟会、师纂、胡烈等人上书称邓艾欲反，司马昭便让钟会和监军卫瓘收捕邓艾父子。钟会派卫瓘先行，自己在景元五年正月十五日达到成都。次日，他“悉请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及蜀之故官，为太后发丧于蜀朝堂”，矫魏太后遗诏宣布起兵讨伐司马氏。“所请群官，悉闭著益州诸曹屋中，城门宫门皆闭，严兵围守。”
蜀汉降将姜维劝钟会杀死魏军这些将领，钟会却一直犹豫不决。而钟会欲坑杀魏将士的消息迅速在魏军中传播，十八日，城外魏军杀入成都，钟会和姜维都被乱军所杀。
钟会年少成名，缺乏深沉的气度和隐忍的耐心。在他征蜀之前，邵悌、贾充等人就对司马昭说钟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 魏国著名才女辛宪英也认为：“会在事纵恣，非特久处下之道。”。司马昭却笑曰：“若蜀已破，遗民震恐，不足以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若作恶，袛自灭族耳”。司马昭认为，蜀汉若亡，蜀国人心已散，不足以成为谋反的依靠;魏军灭蜀后，普遍思归，也不会同钟会作乱。但是司马昭也做了相应的防范工作，“遣中护军贾充将步骑万人径入斜谷，屯乐城，自将十万屯长安”，这种应对措施使得钟会叛乱没有出其不意的占领先机。
邓艾死后，钟会独掌蜀中大权，手下有20 万兵马。如果采纳姜维的建议，尽早诛尽魏将，姜维通过钟会恢复蜀汉是有可能的。
钟会先后担任过魏国的秘书郎、中书侍郎，被司马昭誉为“吾之子房”。但是长期以来，钟会一直只负责出谋划策，从无独自带兵作战的经历，所以他长于谋划短于决断，难以独当一面。这种不能当机立断的性格，使得他在关键时对坑杀魏将之事犹豫不决，造成了最后被杀的结果。
钟会失败的关键是不能稳定魏军军心，也就是在胜利之后，魏军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蜀汉灭亡后，钟会厚待姜维，引为心腹，魏军将士对此颇为不满。而除了姜维，钟会再无第二个可以信任者，也无法控制魏军，导致了他的失败。
钟会写过一本《四本论》的书，内容是关于“才”与“性”的关系。在书中，钟会指出“性”是指人的德性之质，“才”主要是指政治方面的实际才干，这二者是相吻合的。
钟会出身望族，如果主张“才性异”，那就是证明下层人物可以通过努力，在没有高贵的血统和显赫的名声的情况下，也能进入贵族行列，势必对世家大族产生不利影响。
司马懿成功利用了世族门的这种心态，实现了专权。但是司马氏将诡诈的政治权谋是置忠孝仁义的儒家思想于不顾的，信奉传统儒学观的士人对此非常反感，心态也产生了明显分化。此时的钟会对“才”与“性”相统一产生了怀疑，转而站到“才性异”之说的行列中去了。这种才性观的嬗变导致了其功利心态的高涨和政治品行的降格。
司马师废魏帝曹芳迎立曹髦，甘露五年，曹髦又被司马昭手下杀害，使得钟会对司马昭的为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钟会之叛”，是想借助拥兵割据的方式与司马氏争雄。然而，司马昭对钟会早有防备。司马昭作为一个政治家，在伐蜀之役中重用钟会，决定性的因素乃是钟会坚定地支持伐蜀。重用钟会不过只是被司马昭用来与朝廷中反对伐蜀的阻力抗衡的一件武器，是司马昭通过灭蜀的胜利掩盖弑君，转移人们的视线，从而继续推进司马氏的政治霸业的一种手段。所以司马昭在对钟会赋予极大权力的情况下，一刻也没有放松对钟会的监控。在伐蜀之役中，司马昭的亲信卫瓘“持节监艾、会军事”，就是司马昭的防范举措。
邓艾在伐蜀之役中立下首功，但因为之前邓艾是伐蜀之役的反对者，又出身寒门，为高门权贵所排挤。邓艾的职位资历虽高，却因为出身和政治看法不为司马昭所信任，加之其在伐蜀成功后，得意忘形，不受节制，最终被司马昭的亲信卫瓘杀害。邓艾可以说是司马昭借助钟会、卫瓘之手除去的，邓艾一死，司马昭对其拥兵自重和叛变造反的忧虑便不再存在。
“钟会之叛”的诱因在于司马昭派贾充来收钟会的兵权，钟会怕自己和邓共一样在失去兵权后，被司马昭借故诛灭，所以仓促起事。“钟会之叛”实质上是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核心权力与地方威胁性割据势力二者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致，是无法避免的。
钟会起兵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呢?钟会有十余万大军，如果控御得当，未必没有事的可能。
钟会如欲起事成功，时机很重要。在邓艾偷袭阴平之时，钟会如人联络姜维，告知邓艾已间道入蜀，并向姜维说清楚自己欲与蜀联合的意思，姜维便可率军回援诸葛瞻，那么邓艾不见得能在绵竹之战中大获全胜。同时钟会反叛后，邓艾一支孤军也很难令蜀国君臣投降。此时钟会可以从汉中出发，占领长安，进逼洛阳。这才是他最好的时机。
钟会在进军途中因为许仪架桥质量问题，斩了先锋官、许褚之子许仪，“诸军闻之，莫不震竦。”此时是钟会在魏军中威望最高的时刻，也是他控制魏军军心的最佳机会。如果处置得当，将军中司马昭亲信全部诛杀，又得到蜀国支援，趁司马昭没有准备好，反戈一击，或许会有所作为。即使失败，也可以依靠或者投奔蜀国，此时的司马昭一时半会尚无再次伐蜀的实力，天下局势也许会产生变化。
灭蜀之后，依靠姜维等蜀国降将反叛，并非上策。姜维一直忠于刘禅，对钟会不过是利用关系。想靠这些蜀国降将成事，在没有得到魏军将士支持的情况之下，是绝无成功的可能的。
钟会反司马氏的决心本不坚定，只是被迫举事，所以很快就败亡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诸葛亮复生，也毫无成功的可能。
钟会的反叛是统治者核心权力与地方威胁性割据势力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是司马氏政权的门阀政治中不可调和的家族势力及品第之争。
为维护自身的核心力基础和门阀政治体系，司马氏对朝廷中潜在的威胁一直不遗余力的清除，以便于统治者对政权更牢固地操控。钟会的被杀不过正是对这种威胁的清除之一罢了。
魏灭蜀之役是司马氏政权迈向统一的决定性一步，钟会的败亡，一点也没能撼动或司马氏对魏国朝政的控制，也没有在益州建立新的割据政权，后果只是葬送了钟会自己和怀有复汉之志的姜维。魏兵在杀害钟会后又在蜀中进行杀掠， “死丧狼籍”，连刘禅的太子刘璿也被杀。
“钟会之叛”是魏晋士族在政局危势险情的压力下，为改变被动处境的反抗。这只是魏晋士族对司马昭以“势”治“道”权术的不满的一种爆发。钟会的反叛是魏晋时期士人信念危机的一种激烈表达，其后果并没有影响到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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