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 五鬼之首的王钦若，是个怎样的人？

北宋 五鬼之首的王钦若，是个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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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评价王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

　　贤相王曾说“王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 ”

　　王钦若则是“五鬼”之首。

　　他靠抢名臣毋宾古之功，受到真宗皇帝的器重，一举跨入朝廷核心机构。

　　他善诡辩、善迎帝意，靠“天书祥瑞”邪说迷惑真宗皇帝大兴土木、泰山封禅，为自己罢相后重新赢回了政治和经济资本。

　　他品行不端，屡行挑拨离间、嫁祸于人之恶劣行径，导致朝中大臣被罢官，有的甚至于被流放致死。

　　如此奸邪之人，丑事、恶事做多了，免不了被人揭露举报。

　　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只是被暂时罢相，不久就被真宗皇帝官复原职，重登相位。真宗去世，宋仁宗即位，王钦若仍得为宰相，并封为冀国公，恩宠日隆。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探究的兴趣。

　　壹——抢名臣毋宾古之功，一举跨入朝廷核心机构

　　毋宾古当时任“度支判官”，曾在部门与人论事“天下百姓因逃亡拖欠赋税，自五代至今，政府不停地催缴、责罚，百姓已是精疲力竭，早就负担不起了。我将启奏皇上免除这笔赋税。”

　　“度支”使，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和支调。身为这个部门的一员，毋宾古在工作中发现了问题，说明他是一名勤勉、尽职的官员。

　　谁知，他的话被时任“理欠凭由司”的王钦若听去了。他连夜做了校对的工作，次日一早就以自己的名义上奏给真宗。

　　真宗大吃一惊“先帝竟不知道这件事吗?”

　　王钦若从容诡称：“先帝当然知道。只是他有意留给陛下处理，以收揽民心。”

　　真宗听了大喜，即日下令减免百姓所欠一千多万担赋税，并释放囚犯三千余人。

　　从此，真宗对王钦若愈加器重，召为翰林学士。后调西川安抚使还朝，又授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副宰相)，一举进入真宗朝的核心机构。

　　“理欠凭由司”的职责是，凡盐铁、度支、户部三司所支官物，皆经其审核，无误，则盖印签发予以支领;有关机构支付后，再由其审核注销。

　　王钦若与毋宾古虽然不是直接上下级，但他所在的部门为毋宾古的上级审核部门。他利用工作之便，将同事的合理化建议据为己有，并以此邀功晋级，不仅不厚道，而是投机取巧之辈了。

　　一个人的这一品行一旦养成，这样投机取巧的事情不可能只有一件。

　　王钦若因与宰相寇准不和，罢为副宰相兼任刑部侍郞、资政殿学士后，宋真宗命他与杨亿等人主修《册府元龟》一书。

　　《册府元龟》从1005年开始修纂， 1013年完成，前后共八年。在修纂过程中，每修辑一部分要向真宗汇报，如得到真宗的褒奖称赞，王钦若则将自己的名字列在首位向皇帝谢恩;如果出了差错有所谴问，王钦若则告诫书吏要他说是杨亿下面的人做的，以此推卸责任。

　　凡是遇到此类事情，他的所作所为大抵如此。

　　看到这两则事例，不免心中会有疑问，王钦若如此为人不齿的行径，就不怕毋宾古、杨亿向真宗皇帝揭露他吗?

　　史书上没有记载。但观毋宾古、杨亿两人的品行、处事，均是为人正直、风骨铮铮之君子，应该是不屑与王钦若此类人争是非吧!

　　毋宾古断然说不出“先帝当然知道。只是他有意留给陛下处理，以收揽民心。”的刻意献媚、取悦真宗之词。

　　而以“文章擅天下”的大才子杨亿也断不会与王钦若之辈就文章论长短吧!

　　而真宗皇帝呢，只要是对他的统治有利，能够顺应帝意、巩固皇权，他才不管这个建议是谁呈报上来的，是通过什么渠道呈报上来的!

　　他也不会在意任用的是奸邪小人，还是正直贤良之人。否则，也不会有以后大兴土木、求仙祀神等荒唐事件发生了。也不会让身边围绕着一群诸如王钦若、丁谓、陈彭年、林特、刘承珪等“五鬼”之类的小人，任凭他们排挤正直的大臣，以至于朝廷风气败坏。

　　贰——挑拨离间，嫁祸于人，陷害无辜，却因狡诈得逞

　　澶州战役之前，王钦若、陈尧叟主张“避难金陵”，被寇准阻止，之后宋真宗亲征，寇准全权指挥，取得了澶州之战大捷。

　　寇准的威望攀至顶峰。无论百官，真宗更是敬重有加，给予了寇相国非同寻常的礼遇，甚至于朝会后，都是皇帝目送寇相国离去后才退殿。

　　而王钦若则落了个灰头灰脸的逃跑派的恶名。

　　可奸邪之人，必是狡诈、诡计多端之人。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使用一切手段，利用一切可乘之机来实施自己的诡计。

　　眼看着与自己作对的寇准声望愈盛，王钦若妒忌寇准的功劳和声望，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蓄意报复。

　　一日回朝，寇准先退，真宗又目送寇准离去。

　　王钦若见此趁机进言：“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社稷有功吗?”

　　真宗说：“确实。”

　　王钦若又问：“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寇准有社稷功，何也?”

　　真宗一时愕然，反问“为什么?”

　　王钦若又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

　　看到真宗神情有些不高兴，王钦若又继续挑拨道“陛下闻博(赌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尽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这次挑拨恰恰击中了宋真宗心中的隐痛，想起澶州之战时寇准不顾自己的恐惧逼迫自己亲临前沿的种种，心中的不满油然而生，自此开始疏远寇准。

　　一旦隔阂产生，天子的信任也就不存在了。寇准在退辽一年后，终被罢黜了丞相之职，外放陕州。

　　倚仗真宗的器重，王钦若是肆无忌惮的。在寇准身上都敢造谣中伤，更别提对其他级别的人的陷害了。

　　叁——善于迎合帝之意，鼓动真宗封禅，为自己捕获政治资本

　　澶州之和，真宗因为“城下之盟”的言论而心情沮丧。

　　为了宽慰和取悦真宗，王钦若提出了举行泰山封禅大典的建议，鼓励真宗相信，用这种方式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夷狄”，从而一扫澶渊之盟的耻辱。

　　其实这个说法实在荒诞。王钦若人为制造代表祥瑞吉兆的“天书”，更是离谱。

　　最初，真宗对这些捏造出来的“祥瑞”产生了疑虑，但狡诈的王钦若鼓动当朝一位博学的儒者支持了他的做法，最终热衷于道教的真宗皇帝打消了疑虑。

　　真宗得以封禅泰山，祭祀汾阴，一时天下争言符瑞。

　　我们不仅要问，难道朝中无人，就没有人阻止这种荒诞行为吗?

　　宋真宗初期，有“圣相”李沆主政，王钦若等奸邪小人都屏息不语，奸计不能得逞。

　　李沆去世，寇准罢相，名相王旦主政。王旦知道王钦若的奸邪，而王钦若的任相，他也阻挠了十年。王旦正直，但未免和善，而“和则流”，所以没有避免与王钦若同流合污，遵奉“天书”邪说。

　　宋真宗为了让王旦顺从封禅之事，亲自宴请王旦，赐与一壶美珠来收买他。

　　王旦知道此事不可以做，但也知道这件事不能自己能遏制住的。

　　天书封祀对真宗朝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仅是东封泰山，就耗费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增二十万贯。营造宫殿、大兴土木，更是靡费不计其数。还有佛道人数的迅猛增加，都加重了朝廷的负担。

　　真宗“咸平之治”，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积累了天下财富;到后期，因为由于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前代的积蓄挥霍殆尽，到真宗晚年更是“内之蓄藏，稍已空尽”。

　　《宋史·真宗纪》评说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

　　明代李贽也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晚年王旦后悔身陷“天书事件”中，认为这个行为是他一生的污点。为了忏悔，他还一度想披上袈裟出家为僧，最后抑郁而终，致死也没能释怀。

　　但“天书事件”的提倡者和主导者王钦若，却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泰山封禅的次年，就升为宰相。

　　从1005年到1019年真宗朝的权力就集中在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五鬼”手中。

　　古代帝王的用人底线，是巩固皇权、皇威。

　　寇准澶州退辽，避免了真宗朝廷的一次劫难。但如此功勋，也抵不过一句“孤注一掷”的离间谣言。因为真宗认为寇准触碰了他的皇威。

　　而王钦若善于揣摩帝意，曲意迎合，虽本性奸邪，屡行小人行径，却获得了真宗的器重和恩宠。

　　到仁宗即位，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仍拜王钦若为相，并封为冀国公。也无非是为了拉拢他，通过宰相来实施她的权力欲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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