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文人李梦阳与大学士李东阳是怎么分道扬镳的?感兴趣的读者和历史百科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弘治六年(1493年)春闱,大学士李东阳担任朝廷会试的主考官,好友杨一清对他说:“前年四月,我去陕西提督学校视察,发现有个举子与你是本家,而且你们的名字仅差一字,他叫李梦阳。”李东阳诙谐地说:“我生于太阳东升之时,所以父亲给我取名‘东阳’,而他叫‘梦阳’,出生时肯定没赶上太阳。”杨一清笑他嘴贫,然后叮嘱道:“此人前年在乡试中拔得头筹,是难得之才,这次会试你可要留心擢选。”李东阳漫不经心地说:“我受皇帝之命,岂有不尽责的道理?我虽不敢自称伯乐,但千里马绝不可能从我的眼皮底下溜掉!”
李梦阳早对前辈李东阳慕名已久,而李东阳经过考核,也对他的才学、品行颇为赏识。从此,李梦阳投身于李东阳的门下,成为“茶陵诗派”的忠实追随者。
弘治十五年,李梦阳的父亲病逝,请李东阳为其父撰写碑文。李东阳所写碑文催人泪下,对李梦阳的爱重溢于言表。而李梦阳更以有他这样的师长为荣,虽不能排除其中政治依附的成分,但作为文人的李梦阳显然在茶陵诗派受益良多。他与李东阳的文学主张格外相近,都追求自然生动的笔法,认为“真诗乃在民间”。
正德元年(1506年),李东阳过六十大寿,李梦阳献诗作贺,盛赞其文章和书法造诣,但并没提及李东阳引以为傲的诗歌。有人据此认为李梦阳这时已对茶陵诗派有了不同意见,但从李梦阳当年二月所写的诗来看,他并没全盘否定李东阳的诗歌。
史料显示,李东阳与李梦阳间的龃龉最早源于“康海事件”。康海是弘治十五年的状元,也是茶陵诗派的后起之秀。他的母亲去世后,按当时惯例和风尚,应持重金厚礼请德高望重的内阁大臣撰写碑文,他却一反常规,请资历尚浅的李梦阳代行此事,而李梦阳竟答应了。这无疑侵犯了阁老们的权威,李东阳更是想起当年自己为李梦阳之父写碑文的情分,对学生的“僭越”之举备感心寒。
倘若康海谦逊、低调一些,双方的冲突或许不会激化,谁知他竟在事后将矛头对准李东阳,批评其诗歌水平不行。李东阳愈发不满,从此也对李梦阳颇有偏见。这也不能全怪李东阳没度量,毕竟当时文阁讲究论资排辈,而他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老人,自然难以接受学生的“反目与歧视”,何况情商偏低的李梦阳也没及时与老师沟通。
弘治十八年,李梦阳因冒犯皇亲而入狱,明孝宗问阁臣如何处治,竟无人为他说情,李东阳也保持不置可否的暧昧态度。
关于这桩恩怨,也有人为李梦阳鸣不平,认为是李东阳把持文坛长达四十多年而压制李梦阳等人的话语权,他们不愿被当权者所用,这才奋起反抗。但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公允,李东阳固然高居内阁首辅之位,但并不能一手遮天,尤其在宦官刘瑾专权时,他常处危境、受其侮辱,哪有心思打压后辈。李梦阳自觉怀才不遇,与李东阳互生嫌隙后“另立门户”,这更怪不到李东阳头上了。
李东阳去世后,李梦阳余恨未消,在《凌溪先生墓志铭》中借题发挥、大放厥词,直言李东阳的文章老套、媚俗,往日的师生情谊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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