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胤禛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接下来跟着历史百科小编一起欣赏。
清朝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秋天,雍正皇帝接到一份奏折,他看后眉头紧皱,然后径直去了南书房。
在南书房,雍正把手里的奏折递给了大学士鄂尔泰。鄂尔泰此时的地位等同于内阁首辅,他看完奏折,连忙站起来,只见他额头流汗,欲言又止。
坐在鄂尔泰旁边的张廷玉,挑了挑眉,他虽然没看到奏折的内容,但以他的精明,定然能猜到这份奏折,肯定和鄂尔泰有关。
事后,张廷玉所料果然没错,原来是有人弹劾步兵统领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鄂尔奇是鄂尔泰的亲弟弟,所以雍正才把奏折给鄂尔泰看。而鄂尔泰为了避嫌,竟然一句解释都没有。
鄂尔泰是雍正的心腹之臣,更是当朝“宰相”,有谁这么不给鄂尔泰面子,竟然弹劾他的弟弟?
这个弹劾鄂尔泰的人,也是个“硬茬”,他曾经和鄂尔泰齐名,深得雍正宠信,此人就是李卫,时任直隶总督。
事情发生后,雍正为了表示自己“不偏不倚”,派自己的十七弟、果亲王允礼亲自去调查鄂尔奇案,最终调查结果是:李卫弹劾鄂尔奇的罪证,完全属实。
接下来,雍正的处理方式比较微妙,《清史稿》云:
上以鄂尔奇为鄂尔泰弟,曲宥之;奖卫,命议叙。
意思是,雍正公开奖励了李卫,但却私下赦免了鄂尔奇之罪,算是给了鄂尔泰一个面子。
事后,鄂尔泰并没有记恨李卫,反而很感激他,为什么呢?
因为,李卫拿到鄂尔奇的罪证后,有三种选择:第一,捅给言官,让大家都去“立功”;第二,私下写信给鄂尔泰,让鄂尔泰约束弟弟;第三,就是直接上奏给雍正,看雍正的意思。
如果选择第一种选择,那意味着这件事将会被彻底曝光,没有挽回的余地。如果选择第二种选择,那李卫不仅徇私,还有巴结鄂尔泰之嫌。最终,李卫选择的第三种选择,反而是对鄂尔泰有利的。所以,鄂尔泰感激李卫。
在雍正一朝,李卫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按常理出牌,不怕得罪人,但每次出手,都恰到好处。李卫死后,被谥“敏达”,其实非常有理。
历史上的李卫,在雍正朝如雷贯耳,他身在庙堂,兼顾江湖,被雍正宠信了13年之久,可乾隆对他却十分冷淡。本文,笔者来谈一谈清朝名臣李卫,希望从这位封疆大吏身上,读出不一样的历史。
一、英雄不论出身
自宋明以来,科举取士已经是朝廷非常成熟的制度,明朝后期更是有“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所以,每逢官场上两位同僚初次见面,必然先看彼此是哪一榜的进士,是几甲出身,然后再论资排辈。
这样一来,有一群人就非常尴尬,他们就是“捐赀”出身的官员。所谓“捐资”,早在汉朝就已经存在,意思是花钱买官。而本文的主人公李卫,就是“捐赀”出身。
《清史稿·李卫传》记载:
李卫,字又玠,江南铜山人。入赀为员外郎,补兵部。
李卫是江苏丰县(属徐州)人,其父是一位大商贾,父亲本想让李卫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无奈李卫天生不喜欢读书。康熙晚期,清朝吏治败坏,“捐官”盛行,李卫的父亲决定用金钱为儿子谋个前程,所以,29岁那年,李卫获得了“员外郎”的职位,当年底,李卫便补了一个“兵部员外郎”的实缺,到北京去上任了。
其实,清朝虽然流行捐官,但一般捐官是先“买”到一个身份,然后要“侯缺”,因为当时不一定有合适的职位,即使有职位也有很多人竞争。有的人,一等就是几年,有的甚至等到一辈子,也没有谋个“实缺”。李卫在捐官的当年就能到北京兵部去上任,笔者猜测,其家族估计没少上下打点。
商人大多八面玲珑,李卫受家庭影响,为人非常机灵,后来他到地方上为官,在盐、茶、钱、税等多方面大显身手,和家庭熏陶关系很大。
李卫在兵部待了两年的时间,因表现勤勉,为人机灵,康熙五十八年,李卫被调到户部任郎中。清朝员外郎是从五品,六部郎中是五品,李卫这是官升一级。
李卫在户部期间,主要管理银库,李卫自幼就见过很多钱,但在银库中,李卫却没有低调,因为他以五品的小吏的身份,促成了一件“大改革”。
在清朝,有个名词叫“赢余”,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上不了台面的抽成。比如说,有官员拿着正规的手续到银库里提银子,户部的这些人会截留一部分当作福利。
根据《小仓山房文集》记载,李卫在户部期间,有一位分管的亲王要求每支出钱粮一千两,就必须加收“赢余”十两,这就相当于百分之一的抽成比例。例如,朝廷拨给某位督抚十万两赈灾银子,经户部的手出去以后,就只剩九万九千两了,如果中间再经过其他人转手,最终能到老百姓手中的银两,就会大打折扣。
但定规矩的人是亲王,很多封疆大吏也不敢轻易得罪,只能吃这个哑巴亏。李卫初来户部,觉得这很不合理,遂劝这位亲王停收“赢余”。亲王哪能听他的,李卫便在众人前来取银子的时候,在最外面一排柜子上贴上“某王赢余”四个大字,把亲王收钱的事情捅开,亲王当时非常难堪,于是下令废除户部“赢余”。
很多封疆大吏都没能做到的事情,李卫以一个五品小吏的身份做到了,这就是李卫。
二、雍正的不拘一格
雍正时期,李卫、田文镜、鄂尔泰并称为“三大模范督抚”,但这三个人性格迥异,彼此之间并无深交。两江总督尹继善曾向雍正评价这三人:
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
这段评价,点出了三位“模范督抚”的优缺点,可谓精准。例如,田文镜此人非常勤勉,但为人刻薄。尹继善说李卫的优点是“勇”,但缺点却是“粗”。
受《雍正王朝》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李卫是乞丐出身,不识字。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李卫有一段自述:
“臣孤失学,不习章句,缘从母命,访择塾师,仅能讲说《通鉴》,粗知古人行事。”
按照李卫的话说,他自幼就不喜欢读书,但还是读过《通鉴》的。再加上李卫是捐官出身,所以笔者认为,李卫的学问或许不够渊博,但不至于不通文墨。
《清史稿》云:
世宗在籓邸,知卫才。
意思是说,雍正在没登基之前,就知道李卫是一位有才能的人。雍正有识人之明,他用人不拘一格,所以李卫被雍正重用,只是时间问题。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即位,李卫立即升任云南盐驿道,可能因为是商人出身,李卫对盐业非常了解,因此很快做出了政绩。两年后,雍正二年,李卫被提拔为云南布政使,相当于“一省之长”。
在李卫的管理下,云南的财税大幅提升,雍正大喜,觉得这样的人才应该调到江浙富庶之地。于是到了雍正三年,李卫被调任浙江巡抚。在李卫的任命诏书上,雍正特地加了一句:
“命兼理两浙盐政。”
明清时期,盐业属于专管,朝廷有专门的盐运使,不受各省督抚节制。但雍正知道李卫很擅长盐政,便下了这道政令,赋予李卫管理盐政的权限。
这个小细节,不仅能看出李卫的才能,更能看出雍正的用人不拘一格。
到了雍正五年,为了扩大李卫的权力,雍正干脆把李卫升任浙江总督,并且“管巡抚事”。
这里笔者需要说明一下:自从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收复台湾之后,浙江的军事就归福建总督管辖,后来康熙又改“福建总督”为“闽浙总督”。所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清朝是不存在“浙江总督”这个职位的。但雍正为李卫设置了“浙江总督”一职,因人设官,不仅赋予了李卫权力,更提高了浙江的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
雍正是一位较为优秀的帝王,他的许多处理方式,显得非常高明。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帝王,都有能力效仿他这一点。
雍正任命李卫为浙江总督,并且还兼任巡抚,这就相当于军政大权一把抓。从一个从五品的员外郎,到封疆大吏,李卫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这种晋升速度,不仅仅是因为雍正宠信李卫,更能说明李卫是一位有能力、有手腕的“能臣”。
若是放在宋朝或明朝时期,像李卫这样没有强硬的政治背景,又是靠捐官出身的官员,一辈子都不可能有成为封疆大吏的机会。所以说,在雍正时期,李卫是极其幸运的。
《史记·刺客列传》中有一句话:君以国士待我,我必国士报之。
雍正信任李卫,李卫也对得起雍正。在清朝,浙江是重要的产盐区,但自康熙晚年起,这里的盐政就比较混乱。官府中饱私囊,朝廷收不上盐税,私盐贩子控制了市场,穷苦百姓却只能吃高价盐。李卫在浙江,雷厉风行,他不怕得罪江湖势力,先出重拳打击几大盐枭,然后又弹劾几位背景复杂的官员。不仅如此,李卫还奏请在关键的隘口设置重兵巡逻,以防被盐枭钻了空子。在李卫的治理下,浙江盐政终于焕发生机,百姓吃到了低价盐,而浙江的盐税收入也翻了几番。
在浙江期间,李卫还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那就是修筑海塘。海塘即海堤,是拦截海潮侵袭的重要水利工程。雍正初年,海宁、萧山、钱塘、仁和诸县境内的海塘每年都会决堤,虽然朝廷每年拨款,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李卫本身并不擅长治水,雍正派名臣范时绎前去修筑海塘,但范时绎给的方案雍正并不满意,无奈之下,李卫只得亲自去这些地方实地考察,最后通过自己的不断学习和请教,给出合理的方案,解决了浙江的老大难。
必须说明的是,李卫修筑海塘,没有用朝廷的拨款,而是由地方筹措资金完成,至此后,浙江海塘多年未发生大的水灾。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卫的两个重要品质:第一,他善于钻研,把解决问题作为首要任务,不会的东西,他通过刻苦钻研后,比专业的人做得还要好。
第二,雍正初年,朝廷亏空严重,李卫知道雍正的难处,最后竟然没让朝廷拨款,自己解决了问题。李卫体贴雍正,雍正难道不知道李卫的苦心?
所以说,李卫能被雍正宠信13年,不仅仅是他办实事,用雍正的话,李卫能“体圣心”。
三、利国利民的李卫
雍正三年,河南巡抚田文镜和直隶总督李绂之间发生了著名“田李互参事件”,震惊朝野,差点酿成“党争”。这件事,看上去是李绂和田文镜政见不同,相互攻讦,其本质是以李绂为首的科举官员自尊心太强,认为田文镜“不尊重天下读书人”。其实,这也不算冤枉田文镜,因为田文镜虽然不是科举进士,但他从骨子里认为自己不比别人差,因此才有他“不尊重读书人”的说法。
雍正的三位“模范督抚”,李卫、田文镜、鄂尔泰都不是翰林进士出身,但和田文镜不同的是,李卫对读书人却非常尊重。
雍正年间,浙江发生了查嗣庭、汪景祺等多起文字狱事件,雍正一怒之下,撤销了浙江考生参加科举的资格。李卫身在浙江,知道浙江学子的不易,为了解决问题,李卫做了三件事:
第一,李卫出主意编修浙江通志,把自古以来的浙江的忠臣义士都编出来呈给雍正,让雍正知道浙江也是忠义之地。
第二,李卫亲自重审了多起文字狱案,把这些案件的波及范围降低到最小。
第三,李卫让浙江学子不要受外界干扰,认真备考,然后上书请雍正派钦差来浙江视察,钦差看到浙江学风淳朴,回去如实向雍正汇报,雍正大喜。
这时,李卫再上书请求恢复浙江文士的会试资格,雍正欣然同意。
这件事,看似复杂,但被李卫有条不紊地解决了,浙江考生非常感激李卫。第二年的殿试,状元、榜眼、探花(前三甲)全部被浙江人揽入囊中,李卫颇为欣慰。
当时有人就说,若让田文镜来做浙江总督,浙江学子若想参加会试,至少还得等10年(即田文镜死后)。
所以说,同为模范督抚,李卫和田文镜一比,高下立现。
在雍正一朝,李卫有一项较为突出的能力,那就是“治盗”。雍正年间,江湖上有许多大盗,由于武艺高强,神出鬼没,官府都没有办法。
雍正六年,江南总督范时绎“缉盗不力”。雍正最终命令李卫统管“江南七府五州”的盗案,并且说明,如果李卫是在抓捕盗贼,各地文武皆受其节制。
浙江和江南,分属两省,李卫身为浙江总督,不仅可以越界到江南地界抓捕盗贼,还要江南的文武官员都听他的,这看似荒谬,但不得不佩服雍正的魄力。因为李卫和那些迂腐的读书人不同,读书人不愿意和盗贼为伍,李卫却要“以盗治盗”。
他先花大力气抓住了武学大家甘凤池,然后用甘凤池来对付其他盗贼,效果非常显著,不久后,江南太平。
李卫在浙江一共经营了五年之久,《清史稿》云:
卫在浙江五年,莅政开敏,令行禁止。
雍正七年,李卫被加封为兵部尚书,同年,加太子太傅衔,成为一代名臣。雍正十年,李卫出任直隶总督,一年后,他弹劾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李卫的处理方式恰到好处,让鄂尔泰、张廷玉等阁臣佩服不已。这时,再没人敢小看这位靠捐官出身的封疆大吏了。
四、乾隆的态度大变
《清史稿》云:
世宗在籓邸,知卫才,眷遇至厚,然察卫尚气,屡教诫之。
意思是说了,李卫在雍正登基之前就得到雍正的青睐,但雍正觉察到李卫虽然聪明,却有一些“匪气”。于是,雍正多次告诫他要改。这里有个“屡”字,可见,在雍正登基之前,李卫和雍正应该很熟。
李卫在云南的时候,雍正曾赐给他一块“钦用”的令牌。李卫有一次见客,为了立威,便把这块令牌拿出来展示。这件事被雍正知道后,批评他:
“听说你不能放纵,操守亦不纯。尔其谨慎,毋忽!”(出自《清史稿·李卫传》下同)
雍正的意思是说李卫恃宠而骄,操守不纯。
李卫写奏折向雍正解释道:
“受恩重,当不避嫌怨。”
意思是,我深受重恩,有时候为了解决问题,难免用些小手腕,我问心无愧。没想到,雍正却回复:
“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汝宜勤修涵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
雍正的意思是:使小手腕和仗势欺人完全是两码事,你应该做一个无可挑剔的“全人”,才不辜负我对你的知遇之恩。
从此,李卫决定改掉身上的一些坏毛病。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虽然李卫极力去做一个“全人”,但他为人处世,还是留下了一些江湖气息。
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驾崩,其子弘历继位,是为乾隆帝。乾隆和雍正的执政风格大相径庭,对于雍正特殊时期启用的“特殊人才”,乾隆也嗤之以鼻。例如,已经去世三年的田文镜,就被乾隆说得一文不值,乾隆曾说:
“河南自田文镜为督抚,苛刻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意思是,田文镜作为河南的督抚,为人苛刻,下属官吏层层剥削,让河南百姓深受其苦。
这等于全盘否定了田文镜。
相比于田文镜,李卫虽然没有被全面否定,但也不受乾隆待见。
乾隆三年,李卫因病去世,享年51岁。乾隆下旨,按总督例给李卫下葬,谥“敏达”。要知道,当时的李卫虽然是直隶总督,但他身兼兵部尚书、太子太傅衔,乾隆却只给李卫按总督之礼下葬,并没有任何追赠,其实非常反常。
举两个例子,李卫的前任、直隶总督何世璂去世的时候,朝廷追赠为吏部尚书。李卫的同僚,云贵总督杨名时(加礼部尚书衔)比李卫早一年去世,当时,乾隆直接追赠杨名时为太子太傅,入祭贤良祠。
反观李卫,在雍正朝受宠13年,乾隆对他的态度却非常冷淡。两年后,河南巡抚雅尔图奏请将田文镜移出贤良祠,乾隆才想起来,同为雍正的宠臣,田文镜在贤良祠内,而李卫却不在,所以,下旨将李卫入祀贤良祠,算是给他爹雍正一个面子。
几年后,乾隆南巡,路过杭州,看到杭州百姓为李卫和夫人所立的“花神庙”,鄙夷地说:
“李卫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骄纵,初非公正纯臣……”
乾隆认为,李卫并非公正纯臣,他之所以能爬到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全靠皇考(雍正)的特殊提拔。
李卫为何不受乾隆待见呢?归根结底,是乾隆和雍正的治国思想不同,雍正是唯才是举,英雄不论出身。但乾隆颇为自负,他骨子里还是比较保守的。正所谓“用正不用奇”,他认为,像李卫、田文镜这样的“怪才”,并不是取仕之道。
乾隆缺乏乃父的灵活,而多了一些僵化的思维,这也是清朝走下坡路的一个原因。
所以,笔者在读清史的时候,为乾隆感到惋惜,又为李卫感到庆幸。若李卫没有遇到雍正,或者说,若李卫生活在乾隆朝,那他一辈子或许只是一个“侯缺”的员外郎,不会在云南和江浙做出政绩,更不会留名青史。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祖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了著名的“两猫论”,通俗易懂,却又饱含深意。笔者认为,李卫或许是“黑猫”、或许是“白猫”,但他是最管用的那只“猫”。这一点,雍正明白、总设计师也明白,但乾隆却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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