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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皇帝死后，依照惯例，大臣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布皇帝遗诏，发布皇帝对身后事做出的交代和分配。所谓遗诏，说白了就是说皇帝临死时所作的谕旨。遗诏一般都是皇帝亲自书写，但在明朝，遗诏经常是在皇帝人死之后，由大臣主持拟定的，遗诏的实际內容和皇帝自己的真实意愿，事实上沒有多大关联。
因而明代的皇帝改朝换代，通常给后继之君和朝臣们一个消弭弊政、整饬朝纲的机遇。如明武宗和明世宗去世后，内阁首辅杨廷和与徐阶，各自拟定了两份皇帝的遗诏，把两朝弊政做了一个总清算，赢得朝野一片赞许。
但是明代有一份遗诏十分特殊，那便是末代皇帝崇祯的遗诏。为什么会说那份遗诏十分特殊，由于和其他遗诏对比，它有很多不同点：
遗诏是崇祯皇帝死前亲手书写的，并非他人代笔所书;
遗诏不是写在纸上，只是写在白衣布衫上;
遗诏并非用墨书写，而是崇祯咬烂手指，以指当笔，以血当墨写的。
遗诏并不是向自己的臣民交代后事，而是交给敌人看的。
遗诏內更为特殊容：“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追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相貌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瓦解，免伤老百姓一人”(《明通鉴》第九十卷)。
这份特殊的遗诏，更像一份罪己诏，或是悔恨书，是一份哀告和抱怨信。 从李自成围困京师，崇祯持续两天两夜都在“內外诸臣误我!误我!”的哀叹和抱怨中度过的。李自成农民军破城之后，崇祯皇帝在绝望中处决嫔妃，逼死皇后，自己只身和宦官王承恩直奔煤山寿皇亭。
寿皇亭本是崇祯练习宫廷侍卫的地方，现如今却变成自己最后的归宿。敌军逼近，崇祯万念俱灰，有力杀贼，无力回天，在绝望中恼羞成怒，临终有太多的话要对世界倾诉，最后脱下龙袍，咬烂手指，满带恼羞和悔恨在白衣布衫上写了这份血书遗诏，然后自缢而亡。
在我国数千年历史时间中，皇帝被敌人俘虏或者诛杀的很多，但临危自尽的只有崇祯一人。作为亡国之君，亡国已经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崇祯完全没有必要留下任何遗诏，一般临终遗诏都会写两大内容：一是特定嗣君，二是对后人提出期望。
崇祯亡国之君，根本没有后继之君，所以写遗诏完全没必要，可崇祯不仅写了遗诏，而且还是咬烂手指用血写在衣衫之中，崇祯皇帝的血书遗诏包含四条重要含义：
一是自责无才无德，品行不高。
二是抱怨诸大臣不忠，欺上瞒下，自私自利，误国误己。
三是自觉无颜面对列祖列宗。
四是恳请李自成不必残害百姓。
而第一层含义仅仅虚晃一枪，重要是以便衬托第二层含义：“诸臣误朕”。假如说“无颜见烈祖烈”的确是一件令他悲痛的事，那么，最后一条“任贼瓦解，免伤老百姓一人”,毫无疑问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而已。
所以，在血书遗诏中，崇祯最想表达的含义就只有是“诸臣误朕"这四个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临死为什么会发出这种感慨?多年来史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平心而论，崇祯对大明亡国难辞其咎，但他称帝后当机立断清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然后惩处贪官污吏，整肃吏治，化异为同。下决心改善朝堂的颓废气象，大有中兴之主的派头。
殊不知客观事实却并非如此，他仅仅靠一己之力勤政节俭，王公大臣各怀心机，各自都留有后路，堪当重任之才寥若晨星，崇祯自以为是，用人失察，明代后期选人用人体制出现严重腐败问题和危机。每任用一人，便心寒一人。
朱元璋时期重典施政，在在用人上有一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但到明代后半期，伴随国家机器失灵，这种规章制度遭受了严重破坏。政界行贿风靡，吏部高官也贪污受贿，上下腐败透顶。崇祯称帝后，尽管极大信心整饬朝纲，升级吏治，但积弊难返，最终连他自身都迫不得已悲叹：“张官设吏，原是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如同贸易“(《明季北略》卷十三)。明末的政界，已宛然变成权钱买卖的交易市场。吏治腐败是腐败问题的根本所在。
这种靠权钱交易登台的无耻之徒，其社会道德品行低下不言自明。寄希望于他们忠心谋国，无异于黄粱一梦。明王朝大厦将倾，崇祯面对的是一群腐败分子、庸人、蠢材，他没有理由不深陷“选任一人，心寒一人”的困局，最终临死落下满腹牢骚，带着悔恨自责告别祖宗江山，崇祯的血书遗诏，至今仍对我们有着极大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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