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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周世宗柴荣,是五代十国第一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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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03-29 14:06热度:加载中...

为何说周世宗柴荣,是五代十国第一雄主?

  大家好,说起周世宗柴荣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五代最后一代的后周太祖郭威,原本是后汉的大将,后汉末帝刘承佑发动乾祐之变,铲除了杨邠、史弘肇等顾命大臣。而当时的郭威和杨邠是一伙的,虽然人在外,可家眷都在汴梁当人质。此次事件当中,郭威的儿子,以及柴荣的儿子全部被杀,郭威被逼无奈之下,起兵反抗刘承佑,最终推翻后汉,建立了后周,成为了后周开国皇帝。

  郭威当了四年皇帝之后,撒手而去,虽然在位期间政治清明,也曾立志统一天下,但毕竟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让后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对郭威的养子柴荣来讲,继承而来的后周其实还是一个烂摊子,为此,周世宗柴荣在周太祖郭威的“益国利民”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安国利人”的主张,在政治、军事、经济、刑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只是可惜大业未成而中道崩殂。

  政治方面

  第一、求谏纳贤,广开言路。

  柴荣即位以后,便接连下诏求谏,他恳切地要求臣僚们“苟或闻联躬之过失,睹时政之减否,无惜敷陈,以补寡昧苦口良药、忠言逆耳,裨益兹多,翅泞为切。”。

  只要对政事有所补益,都可写表章送上,如要面谈,也可请求随时引见,以此达到下情上达。显德二年三月,又下诏鼓励群臣直谏,周世宗诚恳地说“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处身者,不能无过失。虽尧舜禹汤之上圣,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犹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药,何况后之人不逮哉联承先帝之灵,居至尊位,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至于刑政取舍之间,国家措置之事,岂能尽是”。

  为了扭转“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的弊病,柴荣规定了官吏考核的标准“考陈力之轻重,较言事之减否,奉公切直者,当议甄升临事蓄缩者,须期抑退。”

为何说周世宗柴荣,是五代十国第一雄主?

  同时,柴荣要求群臣献治国策,于是,他命翰林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余人,各撰一篇《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以进。

  通过求谏和进谏的渠道,柴荣搜罗了大批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凡是“怀才抱器,出众超群”的,或者“养素于衡门,屈迹于末位”的人,都加以任用,给予官号和傣禄”。如文臣中有范质、王溥、魏仁浦、王朴等,武将中有曹英、向训、药元福、曹翰、曹彬等,虽然后来绝大部分都成了北宋的“功臣”。

  特别是对出身于刀笔吏的枢密使魏仁浦,他不顾别人的反对,提升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并批评反对者说“自古用文武才略者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后来,北宋宰相张昭在对宋太祖赵匡胤言事时,称赞周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书,下位言事者,多不次进用”,这样,为治理好国家造就了最基本的条件。

  第二、亲理政事,用人不疑。

  柴荣大权独揽,但不刚腹自用,在要求群臣极言得失的基础上,任用李谷、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人执掌朝政,使政权稳定。他要求自己尽量做到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柴荣还整顿了科举制度,特开制科以搜罗人才,为了解决唐中叶以来藩镇跋息的严重问题,下令罢功臣、国戚为藩镇,使皇权加强。

  第三、整顿机构,加强吏治。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整顿各级行政机构和地方里甲制度,重视对地方官吏的任选。他认为节度使的幕僚宾佐和县令录事等官,都是直接管理民事的,应该“历试求人,委之共理”。

  显德五年十二月,就两京五府少尹、司录、参军、前各置两员,今后只置一员六曹判司内,只置户曹、法曹各一员,其余曹官及诸州观察使、两蕃判官,并宜省废。并且,柴荣还裁减了宫中冗员,停办了各级政府不急的事务,不许地方官进贡甘鲜食物,宫中也摒弃珍宝珠玩。当宣徽院进呈御食物料之数时,他批道“朕之常膳,所用物料,今后减半,余人所食即须仍旧”,这表明柴荣确实留心政事,注意节俭。

  他还经常检点自己的工作,说明自己“虽躬亲庶政,日里万机,亦恐无以胜任”,在周世宗柴荣的以身作则下,后周政治日趋清明。

  军事方面

为何说周世宗柴荣,是五代十国第一雄主?

  柴荣刚即位不久,对契丹和北汉联军的南侵,亲自率军征讨。他不但从容部署,临机果断,而且以身先士卒的奋战精神和才干,指挥后周全军取得“高平之战”的辉煌战绩,从此,稳定了后周政权。经过“高平之战”,充分暴露了五代骄将惰卒、军纪败坏的弊病。

  第一、整顿军纪,严明赏罚。

  他针对“唐天宝以来,上怀私恩而姑息,下挟私劳而骄横”的恶习,严惩了在“高平之战”中临阵脱逃的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多人,重赏了英勇作战的向训、李重进、张永德、赵匡胤、史彦超等有功将士。从此,“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百年以来,飞扬跋启之习气为之渐息”。这样,后周全军上下纪律严明。

  第二、整顿禁军、裁减病残。

  五代以来,京城的宿卫将士老者居多,军队战斗力低下,“每遇大敌,不走即降”而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封建中央力量单薄,形成了外重内轻,尾大不掉的弊病。

  柴荣提出了“凡兵务精不务多”的原则,一方面“诏募天下壮士,下令“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网下”,以充禁军。另一方面又大简骑、步诸军,精锐者升为上军,赢弱者裁去,武艺特别出众的选为“殿前诸班”。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出现了“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的局面。

  当时,“百户农夫,未能赡一甲士”,裁汰老弱残兵,从而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诸道勇猛的兵士被选入禁军,使中央禁军有足够的武力来控制地方藩镇,使封建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第三、加强备边,建设水军。

  契丹自后晋、后汉以来屡次侵犯河北地区,周世宗柴荣诏令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彰信节度使韩通带兵疏浚位于深、冀两州之间、横亘数百里的胡卢河即衡漳水,以限制契丹兵之南下侵扰,并于李晏口筑城戍守。又命德州刺史张藏英为沿边巡检招收都指挥使,募边人晓勇者,厚其凛给,按地形要害,屯列戍守。于是契丹兵不敢轻易南下,河南之民始得休息,有效地保卫了边民的生产和生活。

  经济方面

  第一、采取措施恢复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

为何说周世宗柴荣,是五代十国第一雄主?

  柴荣下令招抚流民,凡从幽州、淮南时属南唐、西川时属后蜀、河东时属北汉等地流亡来的人民,各地方政府都要好好加以接纳,将当地荒闲无主的土地分配给他们耕种。柴荣这种做法使各地割据政权下的大量劳动力转入后周,促进了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同时,又下令减免租税,凡诸道州人民所欠的夏秋两税,以及按惯例应征收的两税以外的财物布帛等苛杂一齐放免。乡村中流亡逃散的人口也设法召唤回来,让他们定居务农,并罢去许多不合理的差役,免除掉不少的无名杂税,以减轻农民历来的科重负担,这一措施合乎当时人民的要求,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

  第二、不信宗教,抑制寺院势力。

  五代时,寺院拥有大量田产和劳动力,这样封建政府掌握的劳动力就减少了,财政收入也相应减少。另外,有许多托名僧尼的人,封建政府却不能要他们承担赋役。

  当时,不仅逃避赋役的农民,而且军队中的逃兵,逃亡的奴脾,无业的游民,潜逃的罪犯,以及反封建的“山林之人”等,也有很多遁迹寺院。这样不但使封建国家失去大量纳税户,还影响了封建政权的稳定。

  显德二年,柴荣颁布了对于佛教寺院和僧尼的处理办法,后周疆域境内所有的寺院,有皇帝颁发的寺额的保留,无者一律废止。假如一些州县内,有没有额度的寺院,就在须废止的寺院中选规模最大的,给僧尼各留一所。所有已废寺院的殿堂屋宇,由政府封锁收管,钱财、衣钵、粮食、牲畜等就交付原主。今后不论城市乡村或山林名胜古迹之处,都不许建立寺院,王公节度等官僚贵族,也不许奏请建造寺院和置坛度人。至于僧尼中愿意还俗的,一概听任还俗,有文武才干愿意出仕的,或者强壮晓勇愿意参军,州县官吏就要呈报并发,送至京师,以便量才录用。

  周世宗柴荣的这次抑佛运动,对于巩固其统治是非常有利的。

  一方面,可使对封建政府进行不利活动的人不能再隐蔽于寺院中。另一方面,又可将寺院中有文武才干的人吸收到政府中来。但更重要的是国家由此控制更多的劳动人手,增加了更多的纳税户。

为何说周世宗柴荣,是五代十国第一雄主?

  经过这次运动,还俗的僧尼数目虽然未知,但所废寺院就有三万多所,如果每所寺院以五到十人计算,还俗僧尼就约有二十万左右,这个数目在当时是很大的,这样一来,国家至少可增加十万劳动力。不仅如此,柴荣还严格限制了人民剃度出家,这就保证了封建政府对劳动人手的控制。

  我们知道,封建领主的权力,不是依存于他的地租折的大小,而是依存于他的臣属人数,后者又依存于自耕农民的人数。通过这次抑佛运动,国家控制下的劳动人手增加,同时相应的纳税户也增加,因而中央的皇权也大大提高。

  另外,在抑制寺院势力后,钱币缺乏问题也部分得到了解决。周世宗柴荣下令,将民间的佛像、铜器一起收集上来,政府付钱,然后将这些佛像、铜器销熔铸钱。这样就初步解决了当时钱币缺乏的严重问题,便利了商品交换与经济交流,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掌握了钱币制造事业,加强了政府的财政力量,因而皇权也得到了加强,巩固了政府的统治,这为周世宗柴荣以后进行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法制方面

  柴荣其实也非常重视国家的法制建设,后周初年,沿用前朝旧的法律,律令往往因文词简单而意义难明。而且条目繁多,容易使人发生疑误,而且刑罚残酷,部分官员就利用法律的这个缺点进行徇私舞弊。

  为了使“民不陷刑,吏知所守”周世宗柴荣命官员对“五代”刑法进行删减、注释、评议,从新制定《刑统》二十一卷,显德五年七月,正式颁布大周《刑统》。

  作为全国遵守的统一法律,这就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将近百年天下无法可循的局面,也相对制止了“五代”以来武将态意妄为的现象,后来,《大周刑统》成为宋朝刑典的的蓝本,是宋太祖赵匡胤时期法律制定的基础。

  水利方面

  对于水利方面,周世宗柴荣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堵塞黄河的决口,柴荣治理黄河的工作对于恢复生产,安定农民生活是很有利的。

为何说周世宗柴荣,是五代十国第一雄主?

  其次,是疏通河渠,显德四年,柴荣命令疏通汁河,北入五丈河。以通山东的水运,从此,齐鲁的船只皆可直达京城。显德五年,又引黄河水达于淮河,从而让江淮船只能通达开封。由于疏通河渠,山东和江淮的粮食货物,都由水路集中到京城开封。这样不但使开封更加繁荣起来,同时也加强了中央的财政力量,使它能够通过潜运来转运各地货物,以巩固封建统治。

  因此,宋太祖赵匡胤想迁都洛阳时,大臣李怀忠上书道:东京开封有注渠即汁河之嘈,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万,以赡百万之军,陛下居此指洛阳将安取之可见,疏通潜渠以利潜运,与封建统治有密切关系。

  统一方面

  柴荣在进行统一大业中,首先收回西北秦、凤等四州之地,收复了这四州后,该地区人民除应交夏秋两税外,其余后蜀所立的“科率名目,及非理摇役,一切停罢”,这一措施是顺应民心的。

  接着,周世宗柴荣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南唐,他三次亲征淮南,完全占领了淮南东部地区,而其他将领率领的西路军,攻取了光州等地,同时李重进的部队又正向庐州推进,所以南唐国土中的江南地区,只有庐、舒、靳、黄四州没有被后周攻占。

  最后,南唐求和,两国达成协议,光、寿、庐、扬、泰等十四州,共六十县,居民一十二万六千五百多户,都归后周,后周与南唐划江为界。柴荣将这十四州的苛捐杂税全部免除,深得民心。

  在显德五年,还分遣使者到庐、寿等州贩济灾民,这些措施对安抚新归附的人民,巩固新占领地的统治有促进作用。柴荣还分别联络吴越(今浙江和江苏南部、福建北部)钱氏和荆南(今湖北南部)高氏出兵威胁南唐的东西两面,在战略上牵制南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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