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是唐朝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唐朝公认的好皇帝唐文宗,在皇宫爆发的“甘露之变”中险些被宦官杀害,唐朝也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巨大波折。当时尚在世的大诗人白居易,却写了一首诗“幸灾乐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历史百科小编就带来历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唐朝中后期之后,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成为唐朝肌体上两大毒瘤,也成为深入骨髓的两大顽疾。唐朝皇室禁卫军“神策军”被宫中的宦官任意牢牢把控,他们任用亲信占据朝中要津,依靠手中的兵权,任意废立皇帝,把握朝政,肆行不法,皇帝被完全架空,使得大唐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
唐文宗登基之后,力图振作,锐意图强,很想凭一己之力挽救唐朝颓势,重现祖宗往日荣光。但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失落的大权从宦官集群手中夺回来,铲除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团伙。
唐文宗经过一番斟酌,最终选定了大臣李训和郑注作为帮手。但唐文宗却并不知道,他精心挑选的这两个人,却是两个志大才疏、醉心功名利禄之辈。他们之所以肯帮助唐文宗,并非是出于忠心,而是完全是为了给自己增添升官发财的资本,好取代仇士良成为朝廷新贵。这就为此事埋下了巨大隐患。
李训和郑注最初约定,在十一月二十七利用文武群臣参加老宦官王守澄葬礼时,由郑注在墓地周围埋下伏兵,待到仇士良等人来到时,伏兵四起把他们当场斩杀。这个计划本来很不错,但李训却另有算盘。
李训考虑到这个方案以郑注为主,万一成功,郑注必然高居首功,将来会压他一头。于是他另起炉灶,临时更改计划,重新召集一帮人马,计划在十一月二十一在皇宫中提前动手,设计杀死仇士良。唐文宗求成心切,也就同意了李训的意见。
《资治通鉴》记载,十一月二十一,唐文宗举行朝会,李训的心腹韩约不上奏皇帝,说左金吾官署院内石榴树上降下“甘露”,“甘露”降临历来被视为大吉之兆,唐文宗佯装很高兴,先派李训去现场查看。
李训回来后,声称“臣与众人验之,殆非真甘露”,不是真的“甘露”。唐文宗假装很奇怪,于是再派仇士良去现场验看。狡黠诡诈的仇士良一进左金吾官署,立刻发现异常,陪同的大臣韩约不“变色流汗”,院落帘幕后隐藏着全副武装的士兵。
仇士良立即跑出院外,下令调集神策军入宫,先软禁唐文宗,又与李训的人马展开一番激战。最终仇士良大获全胜,李训等十几个大臣和军民上千人同时遇害,唐文宗也险些死在战乱中,史称“甘露之变”。
白居易听说此事后,写了一首诗《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诗的大意是说,人生祸福难料,幸亏我早早辞官归隐。往日的大臣同僚们都被押上法场送命,我却还在青山独享安然。那些大臣们被杀前,想学嵇康临死抚琴、李斯死前追忆带着猎犬捕猎,恐怕都难以办到。如今麒麟被制成肉脯,龙被做成肉酱,真的还不如在泥潭中拖着尾巴到处走的乌龟。
白居易在这首诗中的腔调和语气,活脱脱一副“你们倒大霉,幸亏没有我”的“幸灾乐祸”的心态,堪称他最有争议的一首诗。唐文宗并不是昏君,他力图振作想铲除祸患,却遭此大难险些遇害,白居易作为唐朝老臣,无论如何不该说这种话。
宋朝学者魏庆之为此批评白居易:“乐天识趣最浅狭,谓诗中言甘露事处,几如幸灾。然朝廷当此不幸,臣子不当形歌咏也”。
但也有人分析认为,白居易此诗不是针对皇帝唐文宗,而是在“甘露之变”中被杀的大臣王涯,因为王涯早先曾经上表弹劾过他,导致他丢掉了太子左赞善大夫的金饭碗。但国家遭逢大难,他却斤斤计较于私人恩怨,也不是当做之事。
无论如何,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他不能同皇帝勠力同心共赴国难也就罢了,却还要说什么“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的怪话,让人殊不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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