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声望的到来，往往伴随着他人的诋毁。当辛弃疾登上封疆大吏这个高位之时，当他在事业上不断有所建树之时，辛弃疾同时也不由的发出了“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的感叹。
尽管如此，有着英雄性格的他仍然勇往直前，事有可为，杀身又如何？他并不在乎。
在湖南为官期间，平“盗”起家的他却为“盗”仗义执言，把矛头指向了贪官污吏，令南宋官场为之一震！
为了维护一方平安，他殚精竭虑，建设飞虎军，然而却引发了一连串风波，并且给自己的仕途埋下了重大的危机……
宋孝宗淳熙六年，也就是公元1179年的春天，辛弃疾从湖北调任湖南当转运副使。因为宋孝宗逐渐消沉，抗金北伐的事业也随之步入低潮，辛弃疾只能暂时将他关注的重心放在如何做一个“富民侯”之上，想方设法地为地方安定与繁荣做一点事情。
因为他敢说敢做、不怕得罪人的性格，让他到任没多久就跟当时的湖南安抚使王佐发生了不愉快。
王佐是安抚司的长官，主要负责当地的军政与民政；辛弃疾是转运使，主管财政，两个人可以算是同级别但不同部门，不过王佐的权力更大一点。而两人之间的矛盾点是在当时湖南发生的一场农民起义。
郴州宜章县的农民因为对政府强行征购粮食的政策不满，在陈峒的带领下起义造反。而当时南宋把辛弃疾紧急调任湖南当转运副使，很有可能是想要他帮助王佐平叛。
不过，两人在平叛的过程中发生了矛盾。
农民起义军在官兵的进逼下，退守宜章县深山中。在这种情况下，辛弃疾直接发布公告：盗贼既然进深山，大家注意抓好农业生产，不要耽误农时。而王佐却发布公告：盗贼还没有完全打败，应该一鼓作气消灭。
两个人所倡导的做法是两个极端，二人的疙瘩就这样产生了。其实仔细想想是没有什么事情的，只要两个人协商沟通，完全没有必要发生隔阂，但真正的矛盾却由此引发。
在这一次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辛弃疾虽然只是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可正是这个旁观者的角色，让他能够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农民起义这一件事情，让他有了许多新的发现。
于是在这次农民暴动被镇压之后，他立刻给宋孝宗打了一份《论盗贼劄子》来为百姓喊冤，认为盗贼现象的频发，主要是贪官污吏和豪强地主剥削和压迫，才使得“官逼民反”。
“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剽夺害之，民不为盗，去将安之？”
这篇《论盗贼劄子》提出了“弭盗之术”，用八个字加以概括：整顿吏治，爱护百姓。但这样做的实际就会跟同事作对，大家正在为平息了一场农民起义而庆祝，如果现在说农民之所以造反是因为我们这些当官的人做的不好，尤其是负责主要管理的王佐，那不就是直接在戳他脊梁骨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辛弃疾的这个行为已经与王佐产生了很大矛盾。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估计王佐与辛弃疾之间不单单是矛盾那么简单了。
辛弃疾因为一篇《论盗贼劄子》引起了宋孝宗的高度重视，于是被诏接替王佐的职务，负责当地的军政与民政大权，辛弃疾再一次获得了施展自己军事政治才干的绝好机会，但这直接引爆了王佐势力对辛弃疾的仇恨，为自己事业遭受打击埋下隐患。
而有宋孝宗支持的辛弃疾终于可以大干一番了，在湖南他做了两件事情
公元1180年，湖南的永州、邵州和郴州发生了饥荒，辛弃疾及时上报，并用10万石公家的储备粮作为报酬，招募民工去兴修水利，不仅帮助了当地百姓度过饥荒，又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建设。
对于地方豪强，辛弃疾采用各种适当的方式加以抑制，只要看到贪官污吏，都会一一弹劾，虽然这很大程度保证了地方政治的廉洁，但这也触碰到了某些阶层与势力的利益。
虽然在辛弃疾的治理下，湖南的治安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湖南之所以就容易发生民变暴动事件，是因为地方力量缺乏战斗力。因此，辛弃疾认为要想完全稳定地方局面，没有一支靠得住的地方武装镇压力量是不行的。
但是，让辛弃疾想不到的事情是，建军这件事情，虽然成为了他一生中得意之作，替他赢得了不少的掌声，但也惹出一连串的风波，在他的仕途中埋下了“暗礁”。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暴乱事件，辛弃疾上书朝廷提出在湖南建立一支以“飞虎”为名的军队。辛弃疾在接到宋孝宗同意建军的批复之后，马上就雷厉风行地干了起来。
一方面，他选定五代时期割据湖南的马殷在长沙的营垒作为“飞虎军”的营寨，另一方面立刻招兵买马、打造兵器，不出几个月，部队就已经初具规模。可就在这时，出现了问题：
而辛弃疾并没有畏惧这两个问题。他极善周旋，通权达变，解决了枢密院给出的压力。同时为了开辟财源，增加收入，辛弃疾将“税酒法”变为“榷酒法”。
原来长沙城的酒都在城外酿造，再送到城中来卖。而进城之时，官府根据酒的数量来收税。而辛弃疾上任之后，下令关掉了城外的私人酒坊，对酒实行官府专营专卖。通过这种改革，地方政府增加了额外的收入，为组建新军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来源。
不过，这项改革对原本以卖酒为生的人打击很大。由于辛弃疾一心集中力量建设飞虎军，难免会出现这种与民争利的情况，所以导致一些人颇有怨言。而王佐势力与地方官吏势力则趁着辛弃疾出现的这个失误，向皇帝告状说辛弃疾胆大妄为，利用组建飞虎军的名义，在地方上侵占民权、大肆敛财。面对这种指控，辛弃疾顶住压力，依靠过人的胆识与智谋，最终建成一支精锐部队。
雄镇一方，为江上诸渚军之冠。——《宋史》
这支部队不但很好的维护了地方治安，使湖南很长时间没有起义，民变事件。此后三十多年，“飞虎军”一直是长江一带的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对镇守边境起了很大作用。
这时候的辛弃疾，是充满能建功立业的自信，眼看在年轻时候立下领兵作战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辛弃疾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享受一下自己苦心经营的成果，过上一把指挥“飞虎军”的瘾。在宋孝宗淳熙八年，朝廷来了一道诏令，他被再次任命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不得不离开湖南。
很多人都会问，朝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把辛弃疾调走？明明他在湖南做了一番出色的事业。小呆认为，这次的调动是与他在施展才干之时所得罪的各方势力有关。这些势力积压了很多怨气，不断地在统治者面前诽谤辛弃疾，那究竟是上文说过的王佐势力还是地方的贪官污吏，我们就不在这里做过多的分析。
诗人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原本可以大展宏图却被弹劾调任的岁月，作下一首《送湖南部曲》来抒发心中情感。
青衫匹马万人呼，幕府当年急急符。愧我明珠成薏苡。负君赤手缚於菟。
观书到老眼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万里云霄送君去，不妨风雨破吾庐。
词人通过描写自己遭受谗谤，及对武勇有为的部属的关怀热爱，鼓励他为国效忠，祝愿他前程远大，即使自己遭受政治挫折、生活困厄也心甘情愿。
显然，辛弃疾当初离开湖南时，有些不甘心，刚刚打开的局面，正在关键时刻，如今却遭受误解和诽谤。当初来湖南为打开局面所做的一切，就已经注定这一天迟早要来，只是没有想到来的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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