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洛阳城迎来了两位西域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人们迫不及待地上前，向他们询问一桩187年前的悬案。
“武帝元狩三年（前120），武帝开凿昆明池，在池底发现大量黑色灰土，且以火烧之能点燃。武帝问东方朔此是何物，朔不能具体回答，之说日后西域人来中土，能解释清楚。”
远道而来的两位尊者相视一笑，他们此次前来，正是为中土众生答疑解惑的。
迦叶摩腾（摄摩腾）“一切世间皆分为坏、空、成、住四劫，于坏劫末期必出现水灾、风灾和火灾。火灾之时，天上涌现出七日轮，自初禅天以下的世界全部烧尽。昆明池底的灰土，就是上一次劫火烧尽世界时，所遗留下来的余灰。”
上述的传说来自梁代慧皎的《高僧传》，“昆池劫灰”的典故由此流传千年。今天的人们，不会相信佛教世界观下的解释，汉武帝在昆明池底发现的“劫灰”，早就有了全新的名称——煤炭。
劫灰也好，煤炭也罢，它是沧海桑田的直接见证者。在浩瀚的历史长空中，无边无量众生都消散不见，唯独留下这黑黢黢的物体。而它又被塞进炉膛，为人类带来光明与温暖，直至化为青烟一缕飘散而去。
庵主以“昆池劫灰”的典故，作为“中国佛教史”系列文章的开头，自然有个人的考量。佛教传入中国已两千年，期间太多太多的人物、事迹，都已然不可考证了。看似汗牛充栋的典籍史料，也不过是浩繁历史过往中之一角，就好似地壳下沉寂的煤炭一般。
它们既没有惹人喜爱的模样，也不能主动开口诉说自己的过去。唯有用火把使其燃烧，我们方能在冲天的火光与氤氲烟气中，看见过往的灿烂辉煌或是悲戚流离。也唯有这智慧之火，能烧尽尘世牵绊，驱散永无出期的无明黑暗。
汉明帝永平十年（67），于中土佛子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迦叶摩腾与竺法兰的到来，便是明灯被点亮的肇始。一灯传至万灯，遂灯火不绝，绵延到如今。
汉武帝佛教传入中土的具体时间，各种史料的说法出入巨大，至今仍没有统一的答案。
《列子》称：“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
《朱士行经录》：“秦王政四年，西域沙门释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王怪其状，捕之系狱，旋放逐国外。”
《魏书·释老志》：“武帝元狩中，霍去病获昆邪王及金人，率长丈余。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
《七录·序》：“成帝时，刘向检校秘书，编写目录，其中已有佛经。”
以上的部分史料显示，关于圣教传入的时间众说纷纭，而且并未留下以供佐证的遗物。通过这些零散的记叙，你我实在很难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完整的画面。因而，圣教传入中土的具体时间，目前来说仍属不可考的命题。
就以汉武帝时期来说，霍去病击败匈奴昆邪王确为史实，张骞出使西域月氏等国也属实。并且，靠近北天竺的月氏地区，当时深受其影响信仰佛教，大量出土的文物可以证实。但昆邪王所毗邻的高昌国（在今甘肃），距北天竺过于遥远并未受其影响，“金人”一事又很难站住脚。
在汉武帝之前的秦王嬴政时期，则更不可考证了。而所谓更早的“周代有佛”、“老子化胡”、“胡化老子”等说法，多半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竞争激烈，两家门人论战时编造出来的。因而，具体是谁先将释迦言教传入中土的，这桩历史悬案几乎无破解的可能。
我们现在所公认的佛法西来时间，即东汉明帝永平十年，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携经卷佛像入洛阳。
汉明帝刘庄东汉永平三年（60），汉明帝夜晚梦见身长丈六的“金人”，头顶发出白光飞到宫殿之中。于是次日上朝时，他便向朝中大臣询问此事，以判断夜晚所梦的凶吉。
大臣傅毅告诉汉明帝，在遥远的天竺国有浮屠之教，皇帝夜梦的“金人”即是。因此，汉明帝便派出中郎将蔡愔、博士秦景及其弟子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以寻找浮屠遗范。历史上将这一事件，称之为“永平求法”，公认其为中土佛教的起点。
为何此事能得到历史学界的承认，而前面的事件不被承认呢？这与两位高僧、一座寺庙和一部经典有关。
蔡愔和秦景等人在路途中，遇见了前往中土弘法的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便邀请他们到洛阳驻锡。汉明帝见到两位高僧后十分高兴，便在洛阳城以西建立了精舍供他们居住，两位尊者开启译经的先河。
汉明帝在洛阳城建造的精舍，便是洛阳城庸关西的白马寺，它是中土佛教的祖庭。而所译出并流布至今的经典，便是著名的《四十二章经》，它是汉译佛经的源头。
不过要注意一下，这里的“洛阳”不是今天的洛阳，而是指15公里之外的“洛水两岸，邙山之阳”，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曾建都于此。
总而言之，佛、法、僧三宝，在此时才算真正地在中土具足了。
竺法兰尊者（生卒年不详）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他们的墓穴现在都还保留着，分别位于洛阳白马寺山门东西两侧。
而《四十二章经》也一直被佛子诵读，虽其文辞有后世润饰的痕迹，但其主旨仍是浮屠法味。
敕建白马寺内，原供奉着二僧携来的佛像与佛经，后世战乱不断因而不存。
因此庵主便能回答上文提出的疑问：“为何永平求法，能被学界公认为肇始？”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它不仅有文本上的证据，还有实物作为证明。而从宗教角度来看，只有佛、法、僧三宝具足，才能真正被视为“大事因缘”的具足。
事实上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视角，那便是文学叙事上的圆满。
《高僧传》是重要的教史资料，梁高僧慧皎在撰写它时，被动或主动地吸收了多种文本。实事求是地说，只要是人撰写的历史资料，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个人立场。比如司马迁写《史记》，就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是如此。
梁慧皎的《高僧传》，成书于梁天监十八年（519），此时距离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尊者来华，荏苒过去了400余年的时光，足够将不那么符合逻辑的史实，以高超的手法赋予其文学叙事上的圆满。
因而在《高僧传·竺法兰》中，特意描述了“昆池劫灰”一事，向读者提供了一个“超验式”的视角。
慧皎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时，发现池底有大量灰土。问东方朔，东方朔不能具体回答，只是说“西域人来后能答”。
187年之后，从中天竺国远道而来的竺法兰，一到洛阳便被人们围住。果不其然，尊者回答了这个百年问题，说池底的灰土是上一坏劫时，劫火烧尽世界遗留下来的劫灰。
汉武帝是不是真的问过东方朔这个问题，东方朔是不是真的预言过，竺法兰是不是真的如此回答过，具体的细节根本无法考证。但汉武帝、东方朔、竺法兰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昆明池也的确是汉武帝开凿的，历史的扑朔迷离留给后人无数遐想。
不管怎么说，故事的确非常精彩，也异常高明。
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尊者的生平，同样是如此。《高僧传》称他们都是中天竺国人，都是饱读博学的高僧.，也都为弘法事业贡献了一生。
迦叶摩腾（摄摩腾）精通大小乘经论，以游方弘法而己任，曾被天竺小国的国王请去讲《金光明经》。彼时正好遇到敌国入侵，迦叶摩腾只身前往敌国谈和，使双方放下仇隙握手言和。
“能说此经法，为地神所护，使所居安乐。”
遇到东汉使者后，他欣然接受邀请前往中土弘法，历尽艰辛穿过茫茫沙漠戈壁，最终抵达洛阳。
五天竺示意图（局部）“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
自幼便能讽诵经论数万章的竺法兰，在天竺国是便弟子众多，他有着极为优渥的条件。但在受到汉使的邀请后，尊者毅然地放弃了安乐的生活，与迦叶摩腾一样不顾艰险，最终来到了洛阳弘法。
期间，他的弟子们想方设法阻拦，竺法兰不得不偷偷从小路出发。
两位尊者的事迹，充分展现了佛子的使命感，这是世俗之人无法企及的。不必说两千年前的古代，就是交通信息极为发达的现代，只身去往人生地不熟的他国，去弘传彼国从未听闻的言教，大多数人也无法下定决心。
由是，庵主以为对于你我而言，教史的研究固然注重考据，但更应当体悟其核心精神。
以迦叶摩腾及竺法兰来华之事而言，他们的国别、姓氏、种族、样貌通通不可靠，一些事迹也真伪莫辨。不同的史籍有着不同的叙述体系，所展示的细节不尽相同，所站的立场也各自不同。
譬如《高僧传》与《释老志》，两者完全是不同的视角，前者饱含浓烈的宗教热忱，而后者则显得极为冷淡。但抛开这些差别，庵主希望各位读者同修，能从感受到先贤的伟大。
洛阳白马寺我常常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这两位僧侣，不远万里来到这样的陌生国度？他们抵达洛阳后，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日常的起居饮食、语言上的隔阂、习惯信仰上的矛盾，是如何与中土众生磨合适应的呢？
庵主又是又遥想，近两千年前生活在洛阳城的人们，如何看待这两位西域僧侣呢？他们的生活因此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零星的史籍资料，并不足以支撑起我的忖度，也只能天马行空地去想象了。
汉明帝敕建白马寺，标志着官方正式承认了佛教，但它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当时只有王公大臣听闻浮屠之教，但也只是将其视为一般的巫教而已，除了祷拜以爙灾祈福外，别无任何更深入的了解。
“（东汉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除此之外，引入佛教的汉明帝刘庄，当时并不允许国民剃度出家。因而，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尊者的弘法之路，其实并不顺畅。
两人在官方的资助下，翻译了为数不多的经典，除了《四十二章经》之外，尚有《佛本行经》（五卷）、《十地断结经》（四卷）、《二百六十戒合异》（二卷）、《法海藏经》（一卷）、《佛本生经》（一卷）。
至今仍旧流传的唯有《四十二章经》，其他的译本全部佚失，消失在荒烟蔓草当中。而《四十二章经》的流传，也与它本身的体裁有很大关系。
佛说四十二章经这部经典采用的是“语录体”，类似于《道德经》、《论语》，并没有展开议论。
“此经本是天竺经抄，元出大部，撮引要者，似《孝经》十八章。”
此经被译出后，长期存放于宫内藏书的“兰台石室”，位于第十四石室内，并无人翻阅读诵传播。后汉末年战火纷乱，宫内禁藏被外人侵入后，此经典才被抄出且渐渐流传。
尤其可见，最初来华的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尊者，在白马寺内极为落寞冷清。他们既不能度僧，也不能讲经说法，即便耗尽心血译出的经典，也籍籍无名地隐没最后散佚。二人以后长达80年间的史料，几乎没有人提到过佛教，圣教初传之境遇惨淡如此。
而作为“释源”的祖庭白马寺，也数次遭受战火损毁，尤以“五胡乱华”时为甚。
“相传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惟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毁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
这则人尽皆知的典故，为白马寺增添了悲壮色彩，也充分展示了初期弘法者的艰辛。
摄摩腾祖师之墓教史的文本多半如此，在史实中掺杂着譬喻，以使其达到文学叙事上的顶峰。对于这一独特的现象，庵主的态度与佛教史研究的学者不尽相同，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教徒。
白马绕塔悲鸣，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可见，它的真假莫衷一是。愚以为，我们不可粗暴地将其叱之为“神话”，也不可全然将其当成真实的存在。这种叙述方式往往是为了“表法”，就好像我们见到的种种造像一般，不能将其放到现实中去比对。
比方说，观世音菩萨的造像往往千手千眼，这是为了表法的。我们不能说它是假的，因为一切造像的形象都有人间的蓝本存在，观自在的造像或男或女、或坐或立，都无一例外地取法于人。
教史文本也同样如此，它存在客观现实的一面，也存在润饰加工的一面。我们不必死抠一些细节，应当把握其所要传达的主旨精神。当然了，这仅仅是个人的看法，仅供各位读者参考吧！
除了教内的史传外，关于迦叶摩腾及竺法兰在华时的事件，另有《续佛道论衡》所录的汉《法本内传·与诸道士比较度脱品》（此书大部分散佚，唯此品被抄录），也就是坊间流传甚广的“佛道第一次斗法”。
敦煌残卷 汉·《法本内传》汉明帝永平十四年（71），五岳十八山道士因不服佛教受宠，于正月初一联合上奏论理角法。
南岳褚善信、华岳刘正念、恒岳桓文度、岱岳焦得心、嵩岳吕惠通，率领五岳十八山道士共六百九十人抵达洛阳。汉明帝刘庄敕令尚书令宋庠，在白马寺主持两家“斗法”，自己则与王公大臣在一旁观看。
道众在白马寺南门之外筑了三座坛，西坛安置太上灵宝天尊经三百六十九卷，中坛安置诸子黄老二十七家书二百三十五卷，东坛则安置祭器食物。僧众在道路西侧，安置佛舍利以及经像。
僧道双方以及王公大臣等人在正月十四日沐浴斋戒，十五日平旦聚集。众道士做隐身、飞行、变物之法，极尽所能向皇帝大臣等展示。随后，褚善信又提出比试方法：以火焚双方经典，烧不坏者即为获胜。
“道众宣言，纵火焚坛，不毁圣典。遽尔火发，悉归灰烬。佛则舍利放五色光，飞舞空中。迦叶摩腾，亦飞升天际；现诸神怪，观者叹服。”
结果就是道众输得一塌糊涂，褚善信、费叔才当场被气死，其他道众以及内宫妇女二百三十人，一时皆愿剃发出家。朝廷敕建十寺，男众七寺安置在洛阳城外，女众三寺安置在洛阳城内。
当然，这场堪比“车迟国斗法”的大比拼，历史上并不存在。
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尊者造像如果两位尊者果真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也不会在长达八十年的时间内，中土史料无一言提及佛教了。
事实上，当时佛道两家都处在萌芽阶段，远没有达到如此剑拔弩张的地步。汉《法本内传》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两家竞争白热化的产物，即后人臆造的文本而已，它只能折射魏晋时期的部分史实。
这则故事的趣味性还是很强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搜索，当成志怪小说看看也无妨。这样的书其实很多，比如《老子化胡经》、《老子西升经》等等，都不能当成正史去看。
圣教初在中土弘传的过往，便只有以上这些资料了，我们其实很难窥见其全貌。教外的史籍、教内的史传和坊间的野史，这些不同时间写成的不同视角立场以及叙述方式的文本，也只能勾勒出其极为模糊的面貌。
遥想两千年前的古代先民，初次遇见释迦言教时，应当不曾预料到后世的子孙们，能将其发扬光大以致法脉遍布中土吧。而后世深受法乳的佛子，也应时常忆念先贤大德的功绩，没有昔日的火种便没有今日的灯火赓续。
“昆池劫灰”，是多么美妙的传说啊！
今日的你我血气充盈，尚能任意自由地穿行在人间，但这也不过是短暂的幻梦罢了。一饮一啄、呼吸之间，我们也将湮没所有的喜怒悲欢，皮肉之身被弃置地底长埋，届时何人来将那我的过往钩沉出来呢？
愿我们以后也能为煤为炭，以最后的残躯照亮他人。更愿今日的你我能为光、为灯，一灯传至万灯，彻照十方以期脱离万古之无明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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