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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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中之物

作者：浮士德

一、现在的事

2003年9月20日中午，一具尸体被发现于百色边陲的一个落后小县城，那靖县的郊区树林中。大约十分钟后引来了不少群众围观。当时在场的人虽多，但大都受到现场氤氲着的，某种诡异的气氛影响而不敢靠近尸体，大多数人只是在远处模糊地看了形状，即便如此，短暂的观望还是荒芜了每个人心头的美好，毫无保留的掠夺了他们生活中的纷红骇绿。现场很容易让人感到压抑——以及某种违背人性的怪异激动。据少部分人的描述——那东西的头不见了，发出一股臭味。被吊在树上，与之连接的是一边肩膀上的烂绳。像是一只被剥了皮的山羊。同时消失的还有死者的左右两臂，触目惊心的残缺处经过某种特殊处理，没有出血，倒不像是工具切割，但同时又和单纯暴力所致有一定区别。此事影响极其恶劣，就连《广西法制日报》也不得不将目光聚焦到了这次的“九二〇剥皮抛尸案”中，并多期刊载有关案件内容以来告慰民心。不仅如此，当时刚发行不久的《南宁日报》也对于此事进行了一番相当严厉的谴责，同时还对社会上兴起的怪诬之说进行了一一辟谣。至于树林中发现的死者，最后被定格成了《右江日报》中的一句：“男子不幸被害于达灵林”。在那之后，考虑到可能引起的恐慌，这起案件的细节只有那靖本地人以及少数右江人知晓。更多人了解到的，只是一些浮于表面的流言，又或是些许的安全提醒。至于死者的身份，因为缺乏可供辨别的特征，所以至今尚未能得出一个有效的结论。只是由于上半年的那靖县陆续有十一名人员失踪，所以剥皮尸体被自然而然地认为是那十一人中的其中一人，但这一观点并未得到证据证实。这也不由得让人对于那些失踪人员的去向再次产生了好奇。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它和李邵伟的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程度来说，我应该称其为父亲，但是由于一些难以言说的原因，以及后来他对我产生的那种极端生疏感，所以我选择尊重老人的想法，直呼其名。总而言之，李邵伟正是尸体的发现者，至此之后便表现出了一种异于寻常的悲痛。后来，这种古怪的情感甚至发展为一些令人胆寒的精神异常。于 9月27日——也就是发现尸体的第七天便离奇失踪了。由于一些个人原因，在老人抱恙的最初几天，我没能陪在他的身边。直到第三天的时候我才回到那靖县城中，并从他人口中得知老人心神有恙，急需照料。也许是受到了过度惊吓的原因，他在见到我后并没展现出我所想的高兴之类的神情，我只从他面容间的沟壑感到了恐惧和某种难以言喻的强烈情感。无论是给他做好的肉食抑或是同他略微的接触，老人都相当抗拒，油盐不进。不久后，他的房中便空有寂寥——他消失了。由于之前听闻了那些风言风语，担心这些事传播出去会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我并没有将此事散播出去，而是打算自己低调处理。在照料期间我发现鲜有人愿意接近房子，仅仅有一位自称是我同事的人，找我打听过家里的情况，当日，我便找了些恰当的理由辞去了工作。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老人消失这件事我都不愿过于声张，因为在外人看来，无论怎么说，联想到李邵伟生前的那些精神疯狂现象，这件事都过于离奇，甚至是恐怖了。而且，我并不认为这件事为外人所知会对局面有什么改善，反而只是会为我平添麻烦。

正如我前面所讲，李邵伟在发现那具尸体之后精神相当不稳定。至于他的消失，自然和开端提到的那具剥皮尸体脱不了干系——我猜想，他一定知道了一些常人所不知的事。毕竟，在场也有一部分人亲眼看到了那惨烈的景象，但据我所知，他们都没有老人那种强烈而怪异的反应。他作为尸体的发现者，自然有一定的时间条件发现一些尚不为人知的东西，正是这东西导致了他的消失——只不过这东西和他一起，掩然无踪了。

出于需要，我向周遭的邻舍询问起了老人李邵伟刚回到家那段时间里发生的变故。得到回应的是一位住在一旁出租楼里的女租客，那两天也是由这位邻居照顾情况不善的老人。据她反映，李邵伟在8月20号的早晨匆匆回到了家，邻居甚至被他用钥匙开门的动静吵醒了。一直晚上的时候，她发觉李邵伟一直没亮灯，门也是保持着早上回来时的状态，于是便打算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最后是在李邵伟房间里发现老人正站在窗前，他的房间依然里没有亮灯，只有些许来自窗外的冷光打在老人惨白的脸上。那时李邵伟已经陷入某种谵妄的状态，一直在念叨着诸如“狐仙”之类毫无逻辑、听着异常恐怖的话语，不时还会毫无理由地陷入悲伤之中。老人脚边散落着一把钥匙和几页纸张，邻居没留意上面写着什么，只是将其整理后就放在了一旁的桌上。她原本想要把他送到人民医院，但李邵伟却不肯移动。一直到我来的之前，也都是邻居一直陪着他。她说，老人有时会变得很吓人，本来也逐渐好了，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却又突然变得像个疯子一样。后续我和她聊起了老人的琐事，只是我并没有提及李邵伟现已失踪。在确定邻居没从李邵伟那里听到什么其他有用的东西后，我便去寻找她提到那把钥匙以及其他物品。

我整理李邵伟遗留下来的物件，除了找到邻居看到的那把钥匙和四页纸张以外，还发现了一些能说明他——至少是精神方面——曾有过改善的物品。这也说明老人并不只是表面的谵妄那么简单。就在我照料老人的那几天，他曾和我一位不甚熟悉的表亲有过信件来往，但奇怪的是，在这件事上他完全避开了我，所以我对于信件往来的事毫不知情。我在物件中发现了一封来自韦岳，也就是我那位表亲写给老人的回信。由于这封回信通篇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对于前一封信——也就是最初李邵伟写给韦岳的那封信——的答复之上，所以此前二人曾具体聊了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但仍然可以从这封信上模糊的看出一些内容：从韦岳的表现来看，似乎是老人在最初的信里讲了一些相当难以置信的事情。而回信的内容大概就是韦岳作为一名外甥，对于老人身体状况的关照。信件内容表示，韦岳并没有完全相信李邵伟所讲的某些东西，也许是得知了李邵伟这几天的精神状况不稳定，韦岳只是略显敷衍的表达了对于老人所讲的某些东西的信任。为了弄清老人究竟和韦岳讲述了什么东西，我认为有必要和韦岳谈一下。

那是我和那位表亲的初次见面。2003年10月2日，我来到了位于边境毗邻越南的平疆镇。微雨渐浓，为这个小镇本就毫无生气的色调降了几度，染上了几抹阴郁色彩。沿着平疆街向南走，两旁的楼房仿若连绵的灰白色小山，紧贴、挤压着中间的窄小街道。这些楼房大多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或是鲜艳的外饰，单单是粉刷上了一层灰色的水泥，有的甚至如同伤口般裸露出了下面的红砖。笼罩在头顶上的不是什么广阔天空，而是触手可及、令人压抑的铅灰色黑幕，仿佛即将坠落。楼房的间隙模糊不清，加之沉闷的空气令人头脑昏聩，以至给我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不是我在行走，而是两条不可名状的生物在一只更为巨大的巨兽体内中缓慢地向后蠕行。即将走到街道的尽头时，我找到了韦岳居住的那栋隐匿极深的居民楼。见到他，我简单地进行了自我介绍，客套过后，韦岳的第一反应是询问起了老人的身体状况。当得知李邵伟离奇失踪时，他先是一惊，随后在很短的一瞬里，眼神中闪过某种极其微妙的、几乎微不可查的恐惧。而注意到我一直看着他后，神色很快收敛起来，化作疑惑和担忧。随即，我向他询问起了有关他们相互通信的事情，但他的表现颇为怪异，说辞里也隐约透露着一种欲盖弥彰的味道。

他解释得含糊不清，先是拖沓地重复了一遍他回信的内容，了解到我看过回信后，才不清不楚地讲起李邵伟写给他的信。据他所言，当初老人写信给韦岳，本来是为了告诉他臆想的那具“九二〇那靖抛尸案”里尸体的身份，但老人“并没有说什么有用的东西，甚至连信的大部分内容都说得云里雾里的”。了解过老人近况的韦岳也很清楚，这些恐怕只是李邵伟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出于礼貌，他还是给老人写了封回信，并委婉的表达了他对于长辈身体状况的忧虑。但与此同时我注意到，韦岳讲话的重点并没有放在尸体的身份上，反而是试图将我的注意力偏离到别处。在我的追问下，他才说出一句：老人并没有说出尸体身份，信只是东一点西一点、莫名其妙的暗示。见他不太乐于聊这些，我也只能暂时改变了话题。但在临走前，我还是跟他解释起了李邵伟这些错乱幻想的来源——我在他物件中发现的四页纸张。韦岳却在这时来了兴致，为了让他帮我的忙，我便拿出了在老人房间找到的那把钥匙和四页纸张，依此讲起了我梳理得来的前因后果：

9月19日的深夜到次日早晨这段时间里，那具剥皮尸体由于某些尚不为公众所知的原因，出现在了那靖县郊区的达灵林中。李邵伟也许是因为晨练之类的原因，巧合地去到郊区，并且因此发现了那具吊诡的剥皮尸体，以及某个导致他变得怪异的东西。但其实，警方在20号午间接到的报案并非来自李邵伟，而是后来发现尸体的其他人，似乎并没有证据表明李邵伟是第一发现者，甚至见到过尸体。而之所以说他是发现者其实是有迹可循的，询问过邻居后可以确定，除了她和我以外，老人在20号的清晨返回家以后就再也没人登门拜访，而在老人谵妄后念叨的那些细碎话语里，除了怪谈般的狐仙鬼魅以外，还包含有些许对于那具剥皮尸体的准确描述——但就我所知，并没有人向李邵伟张口提及过关乎“九二〇那靖抛尸案”的事情。我只知道，在他匆匆返回家之后，他用一把钥匙打开了我房间内的一个红木箱子。然而，打开箱子以后，他似乎并不是有目的地在寻找箱子中的某份文件，而是东翻西翻，最后从中随便抽了四页纸张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几日后便离奇失踪。

红木箱子里的内容，其实恰好也是一些我正在调查、令人困惑不已的东西。箱子中的文件记录了一起发生于清代咸丰初年那靖县的案子，官府在文书中将其定名为“道公案”。这些文件都无一例外地牵涉到一位名叫何玉斋的道士，官府对此人前半生的记载并不详尽，只知道他早年经历过令人惊悸不安的“葵酉之变”。也曾踌躇满志，一心追求科举，以那时读书人的秉性来看，大概也有过“弊绝风清、安定海内”的念头。然而他却没能平步青云、走上官运亨达的仕途，屡试不第使其对官场彻底心灰意冷。不过那些烙印在人性深处的欲望却没有那么容易消弭，对于世道的失望和落寞被他转变成了对于另一类事物的渴望——他选择了出家为道，他想要一眼窥尽那个前人无限追求、值得朝闻夕死的终极妙境。自言尝求学于龙虎山，1846年来到小镇安厅——也就是现在的那靖县——便觉得此地颇有灵气，于是在白马山上修了一座道观安定于此。1855年，因私通外贼、祸乱民心等多项罪名成了官府缉拿对象，只是他并没有因此遭受牢狱之灾，甚至没能离开白马山。官府还未能将其捉拿归案何玉斋便已亡故，《镇安县志》里有记载他最后的死因：咸丰五年，服用丹药而暴毙。至此这起“道公案”才落下了帷幕。然而，何玉斋所造成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消淡。何玉斋死后，调查此案的知县突然变得颇为怪异，并成了另一起“官走案”的主要人物。

在一些野史杂谈里，何玉斋甚至和狐仙扯上了关系。不同于清人小说中的花妖狐鬼的瑰丽故事，那靖县人口中的狐仙往往是一些尚未破解的残忍食人案的凶手。而由于那时的何玉斋有一些颇为怪异的举动和论调，两者被自然而然地联系了起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关狐仙的事，考虑到当时的人文环境，诸多说法的出现并非无可厚非。远古时期，狐便被奉为图腾，先秦时，先民更是直接将狐视为祥瑞。但这一形象在后世多有变化。西汉昭帝年间焦延寿的《易林》中开始出现“牝狐作妖”的说法，唐宋两朝的狐作祟故事更是层出不穷，同期开始与道教修仙的文化相融。明朝以来，“狐仙信仰”便在全国各地传播甚广，一度出现了“玄狐教”和“闻香教”此类假借狐仙之名，蛊惑民心兴兵造反的现象。受益于前朝遗留下来的历史余温，清代的狐仙作祟之说在此片遗泽中逐渐壮大，虽然狐仙在清人笔记中多有善性——这一点在当时的一些书籍诸如《聊斋志异》及《夜雨秋灯录》可见一斑——但其实百姓对于此类事物的信仰，大抵是出于担心鬼神作害的畏惧，而非真正的神祇崇拜。在民间，许多莫名奇妙而又解释不清的事情常会被归咎于狐仙。而在那靖县，这一类精怪之事要更为夸张，从单纯的典籍传说发展到了足以引起恐慌的地步，以至于出现了诸多见证狐仙的记录。那些记录里的狐仙往往有着某些和人相似得匪夷所思的特征，这种相似并不给人带来亲切，而是令人厌恶甚至于惊骇——“玩弄肉胎，嗜好人肉，贪食烂胔”便是当时那靖县的文人给狐仙作出的评价。在多方因素侵染下，那靖县的志怪小说也是最为贴近真实情况的，比较典型的有廖氏著书《蛾火夜谈》中的一起目击事件——李邵伟从箱中抽走的四页纸张上所记载的内容也是摘抄于上述清人笔记中：

咸丰五年，县里有一户王家，原本家中贫穷不堪，后来坊间传说是请得财神，通过生意积累了颇为雄厚的家底。随之膨胀的是家主的傲慢，不敬鬼神。这种傲慢一直持续到家中男童的离奇失踪。因为家中很看中这么一个儿子，倾人倾财找了很久，却依旧不得半点消息。妻子刘氏经此一事心中有了魔障，整天浑浑噩噩，不得清明。种种变故使得家庭生活异常困难，与当年的贫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某次父亲寻食，恍惚间听到了几声细微如孩童哭泣的动静。他痴狂般认定那便是自家失踪多日的男孩，鬼使神差地循声奔去。声源之处，一个青黑色的枯瘦背影正在蹲着窸窸窣窣地刨土，边挖边发出类似啜泣的声音。王父看到它的动作像是从土里拿出了什么，接着发出了硬物被掰断和咀嚼的声音，细看才发现那东西是在挖坟掘尸体来吃。父亲当时便感觉头皮发麻，浑身动弹不得。等到人们发现的王父时候，他已经是一副疯癫的样子，整个故事也戛然而止。书的最后对此事颇为讽刺地落笔道：

“林中野坟者，其亦王父之祖君。然已王父得益于财魅丰隆，厌其先祖贫乏，与断绝之。疏于打理，故成荒废。其遭狐仙掘食，是故一不敬先祖，再不敬鬼神，生者弊殆不可问，横遭祸事。”

而经官府资料证实，当年确实有这样的一户的富裕人家向官府报案家中男孩失踪。因寻觅无果，两个月后母亲发了疯。父亲也在某次回家后也变得疯疯癫癫的，不善人言，只会莫名地啜泣。只有家中唯一的女儿还算正常，但不幸的是，当时正值旱灾，这家人几乎失去了生计能力——这些事实记录兴许就是改编的现实依据。相较于上述鬼神怪谈，官府文书中后续的记载更为骇人。1855年某个夜晚，这家里出了一桩灭门惨案，母亲被暴力地分成了很多块，尸块上还有附有一些骇人的撕咬痕迹。一家人里还勉强算得上完整的是家里的女儿，但所呈现入眼中的效果有并没有比母亲好到哪里去。诡谲的是，唯独父亲的尸体不见踪影，在场剩下的只有一张嫌恶的人皮，能够断定那人皮正是属于王父。其实静下心思考者大有人在，由于当时百色地区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灾，他们认为，所谓狐仙其实是一些逃难的流民，因为过于饥饿才做起了食人勾当。至于这起王家灭门案，官府下了一个“人相食”的定论便草草结案。

倘若顺着历史的轨迹，就能看到这样一种更为惊悚的猜测：民间盛传狐仙可以剥下人的皮肤为自己所外饰，流落凡间觅食。那种猜测认为，王父确实遭遇了狐仙，并且在被人发现以前狐仙就已将其生吞活剥。随后狐仙通过某种诡秘莫测的术法换上了王父的人皮，这也是王父后来被发现时突然变得怪异的原因。狐仙寻到了王家，进而吃掉了家中的妻子与女儿。这种猜测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南宋洪迈的《夷坚志》，相似的情节在夷坚丁志卷十九《陈氏妻》和支志庚卷第六《谭法师》里可见一斑。在《谭法师》的故事中，黄翁的两名儿子遭到了狐仙蛊惑，使两子误杀黄翁，之后狐仙化身成了黄翁的模样与浑然不知的两子生活；民间猜测的另一部分来源，则是道士何玉斋在那个时期自著的一本怪异书籍《肉演功法》。《肉演功法》中认为：人的思维和肉体是分开的，外在表现是肉体和精神共同作用的成果，肉体可以影响思维，思维也可以反作用于肉体——乍一看书中的观点相当朴素，甚至可以说是平淡无奇，有些落俗于历史中了。然而后续的词句却完全丧失了这种朴素的基调，全都嬗变成了看似虚妄的妖言：《肉演功法》声称将精神修炼到一定程度，无形的思维便会了肉体的某些部位发生接触。人会感到肉体在体内奇异地流动，届时人便可随意扭曲塑造自己的肉胎，更有甚者能够在不借助器械和外力的情况下将五脏六腑摘除，做到不饥无欲。书中的某些观点，逐渐在市井俗谈中与狐仙作祟的可怖传闻交织不清。

回到现实，韦岳向我谈起了有关李邵伟失踪原因的问题，并摆出了几种可能，但却一直不达要点。随即我试探性得问起：在他的眼里，老人的失踪究竟是被动还是主动。但我没说的是，我怀疑李邵伟已经在信中跟他讲述了那具剥皮尸体身份，甚至还可能告诉了韦岳凶手究竟是谁，但韦岳大概没有取信。若非如此，韦岳也不会在回信的末尾留下那句：

“派出所都没搞清的东西，我们也不好妄下定论……”

我的询问并没有在韦岳脸上泛起涟漪，也许是韦岳尚且还对——那个不愿被我称为父亲的——老人抱有疑惑，我得到的回应只是无奈地摇起头。

2003年10月7日，韦岳同我回到那靖县的家中，以便检查那些被我忽略的细节。我们大概花了两个小时对父亲的房间进行检查。就比较明显地方来说，我们只找到一堆反映老人趣味的杂物：出于收藏目的的海泡石烟斗；一箱美乐牌麻将；他年轻时的随笔以及无关紧要的书信；一根竹制水烟筒和已经发霉了的、气味古怪的棕黑色药草。除了一些可能的缝隙、天花板以及地面的瓷砖以外，趁着雨停的间隙，我单独对老人房间所面对着的后山其中的一小块地方进行了细致的检查。但如果选择忽略湿润的尘土和几叶泛黄飘零的树叶的话，我一无所获，那时是两点八分，两点十三分我便回到了房间。在我了结私事期间，韦岳正呆在查看我房间里的那箱文件。据他所言，限于调查材料的数量之多，他只是漫无目的地翻看一下，没得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后续的调查里，韦岳打算单独深入到后山更远的地方。随着他的脚步声由浓转淡，身形逐渐融入于阴翳的一角，在其中渐行渐远。出人意料的是，韦岳返回得相当迅速，并绕有收获，他带回了一本线装书，书的封皮自上而下写到：肉演功法。但我对此却没有表现出太大惊讶。

书的序言部分表明，这本书成书于百年前——准确来说是1855年。纂辑这本书的人正是道士何玉斋。看得出来，这本书此前得到了妥善的保存，它躲过了流年侵蚀，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化为一滩齑粉，仍旧完好。书的整体呈现出一种很有年代感的黄色，除了略显潮湿之外，并没有在表面发现霉烂或虫蛀，只是在边缘磨损严重。原本用来装订的书线已经被换新，变成与泛黄书页格格不入的亮白色。整本书都是手写而成，也仅此一本，为了能够清楚的表达，何玉斋相当执着于书法，并且尽量减少了使用道家术语的频率——即便有，也会在后续进行清晰而详尽的解释说明。仿佛就是专门写给外人看的一样，简洁而明了。书大部分都在讲述了一些玄之又玄的理论，对此书没有兴趣的人，读来只会头昏脑涨。

但如果常人能从书的表面敏感地捕捉到一些细节的话，一定会感到不安和恐怖：那靖县已经连续了几天的阴雨，只有刚刚天气才略微放缓，而这本书却只是“略显潮湿”，并不像是被雨水浸泡过的样子。这一细节揭露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本《肉演功法》出现在后山只可能是近期，甚至是一两个小时之内的事。不过，我并不觉得这是韦岳自导自演的假象，显然这完全不合逻辑，因为无论怎么做，他都难免会引起自身的怀疑——这本书是被其他人刻意留在这里的。当天夜里，韦岳因为某些异样的感觉而没安然能进梦寐，半梦半醒间，窗外的淅沥雨声突然混入了某些引人遐想、令人不安的响动。我则是在梦中徜徉片刻后便匆匆惊醒——此前，我一直对那把能够打开红木箱子的钥匙抱有疑惑，因为它本应被我随身携带的，却莫名落到了李邵伟手里。一直到刚刚梦境唤醒了我脑中零碎的记忆。几天前那把钥匙曾掉落于我的脚边，但我却没能留意到它的存在，老人就是在那时拿到了钥匙——我可以肯定，那把钥匙间接地导致了他的疯狂错乱。正如常人会想到的那样，韦岳同样认为李邵伟的失踪与先前那靖县失踪的十一人有关。我并没有理由否认这一观点。

对于那失踪的十一人，云南《文山日报》的阮文辑提出的看法是，如今的失踪，是八十年代那起邪教事件的重演。阮文辑曾在一篇报道写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靖县——那时还叫白马县——出现了一个异教组织。那个组织借着当时盛行“气功热”的势头在本地昙花一现，蛊惑了数名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的务农人员入教。从此那些人员便与外界断了联系。据悉，所幸当地警方行动及时，所有人员悉数被解救了出来，并返回了正常生活中。阮文辑深入调查发现，那些人员身上存在一个明显的共性：疾病缠身，而务农的低收入对于治愈疾病只是杯水车薪。那个组织的活动方式便是以迷信方式治病救人，以此吸引人员入教。在长期的自我暗示和诱导下，大部分人员在精神方面普遍出现异常，伴有明显的幻觉症状——这种症状甚至已经严重到了集体幻听的地步，他们都声称，曾一齐听到了某种细碎，难以描述的呼唤,不少人都表示曾梦到过面貌怪异的狐仙。阮文辑很是怀疑，愚昧和迷信已经将他们的身心摧残得不成样子，他们坚信疾病是附着在肉体上的邪灵，需要消灭肉体方可痊愈，但肉体消弭并不意味着死亡，相反他们之后便会疾病痊愈，死而复生。那些人相当抗拒离开——这也给警方的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当提及为何他们会取信于这样妖妄、怪诞的事物时，他们则会无一例外且异常激动地表示：那个帮助治病他们的人曾经几度新生，自言已经百余岁。

其实还有一人没有出现明显的异常——他平静得甚至有些吓人，给人一种超脱感，相当另类。也只有他配合警方调查，大部分的线索是经由此人口中讲述的。根据他的供述：站在那个金字塔顶端、宣传妖言的人早已跨境出逃到了越南，难以追寻。不可忽略的是，虽然这个组织疑点颇多，有着残忍愚昧的谶纬口号，但它并不存在一般异教组织的所普遍具有的末世观念和真神宣传。甚至就连这个组织吸纳人员的目的同样扑所迷离，它没有敛财的迹象，也没有明显的扩张欲望，与同时期的其他气功邪教比起来，它仿若一个穿越而来的迟暮老者，老气陈旧。在这篇报道的最后，阮文辑写出了那个异教组织的名字——肉演功。

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表明那起八十年代的案子和如今失踪的十一人——算上李邵伟就是十二人——系同一人所为，但彼此的联系不言自明。似乎近来的种种事件——失踪的十一人、那具剥皮尸体、李邵伟，都在一瞬之间打破了时间铸成的坚固壁垒，与百年前的何玉斋与狐仙纠缠不清。到最后，韦岳将疑惑一并抛出：李邵伟是否真的与近期失踪的几人有着某种无可言说的关联？前者又和那个何玉斋究竟有什么关系？所谓的狐仙究竟是什么？

其实，对于上述事件的真相，我已经了然于心——其中也包括为何李邵伟不愿意我称他为父亲，为何会突然如此疏远我。但我相信现在将其透露出来非但没有益处，反而会为我招致厄运。

过去的事

琐碎的调查一直持续到了10月20日，期间韦岳因为一些个人原因返回了平疆镇，但在此之前，他同我梳理了很多细节方面的东西，并交流了自己的心得。出于需要，我又单独找到了当年第二位，同时也是最后一位着手过事关何玉斋“道公案”以及“官走案”的知县——陆文——的后代。当年因为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陆文被迫辞掉了官职，一系列案件的调查也因此而终止。随后陆文私自带走了案件文书以及与何玉斋相关的所有物品——其中还包括一幅画风颇为怪异的何玉斋的画像。虽然陆桂岭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他的祖先是出于调查和保护的目的才拿走了这些东西，但我认为那些词措不过是浮于肮脏表面上的掩护——我估计，他的先祖应该是辞官之后心有不甘，想卖掉那些东西回本。而陆桂岭之所以如今还将那些东西留下，目的应该也是八九不离十的。当然我也并没有直接把这个猜测诉诸口舌，而是在留及足够颜面的情况下，花了一笔钱将这些物品尽数收入囊中。又另外耗财托他帮我运至家里。

结合先前那本《肉演功法》以及一些搜集得到的文本，我凿开了那层阻碍调查的厚厚冰层，使得百年前错综复杂的事物逐渐浮出水面。

1855年，那靖县等多个地区干旱盛行。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极为古怪，甚至有些恐怖的乱象。对于那时的乱象，一些文人随笔将其称之为：狐仙作祟。不可否认的是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有关狐仙的民间记载愈加频繁，狐仙所引起的恐慌也愈发浓郁。1855年7月上旬，那靖县的黑衣壮村落里莫名其妙死了人，时任知县的高景行——也就是陆文之前的那位——在日记中记叙了关于这起案件的始末：

最初的时候，人们只是认为那人在外出觅食的时候失踪了。然而，当人们发现他的尸首的时候，才发现事情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据传，尸体有着扭曲不已的怪异姿态，某些部位被离奇拉长了，而有些器官则是与一些肌肉诡异地融合糅合在了一起。更恐怖的是，尸体上遍布着咬痕，这些咬痕并不像狼犬那般干净利落，反而更像是因为牙齿不够锋利而极力撕扯造成的，血腥万分。没等到官府人员到场，这具尸体因为其散发的不详而很快被村民焚烧掉了。上述那些对于尸体的描述是高景行从那些可怜的见证者那边听来的，没有被官方文书采用，只是单独记录在他的日记里。紧接着便发生了那起王家灭门案，那个“人相食”的结论虽说潦草，但其实也是高景行在调查无果的情况下，考量了多方意见不得已才写下的。其实，对于民间的那些怪诬之说，高景行并不是没有听说过，但是诸如此类的解释始终太过随意，且不切实际，无论如何也不能作为事实采纳。

过了不久，为了方便发放赈灾粮款，朝廷要求各地上报生产损失和受灾人口，于是高景行在那靖县进行了一次调查。这时高景行才注意到，何玉斋道观的三名道僮里有两名不见了踪迹。对于为何没有上报官府，何玉斋的解释是这样的：两人是留下了书信之后才消失的，不便追查。而那封书信，高景行也粗略看过，至于是不是那两位道僮所写，他也无从得知。从伦理来说此事确为不幸，然而从赈灾的角度考量，两名道僮的失踪却是益处良多——虽然此番言论不堪入耳，但这也是最实际的。《清史稿》记载：1855年，清廷正忙于镇压洪秀全等人率领的太平军；同年8月黄河北决，朝廷更加无暇顾及。不单是高景行，就连县丞刘长乐都感慨：虽言皇恩浩，粮寡民身薄。虽说高景行与何玉斋交好，但自那时起，他便隐隐觉得何玉斋身上有什么难以言喻的怪异。一直到真相揭露的时候，这份怀疑才清晰地变为触手可及的恐惧。

上述事件，由于难以钩稽出清晰线索而被高景行独立在外。接下来的内容，则是一连串何玉斋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事件，官府文书也称之为“道公案”。不同于先前的凭空猜测，1855年9月起，那靖县出现了一种奇特而骇人的现象：开始不断地有一些类人生物的目击记录出现，百姓讹言有物面如饿鬼，爪尖牙利，叫声如泣的鬼祟生物出没于田畴。高景行自然认为其中有夸大和杜撰的嫌疑，只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一边派人追查，一边试着安抚民心。而当地少数民族的巫师又对此毫无对策，于是高景行便请来了何玉斋——那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何玉斋和此事的莫大关联。经过驱傩仪式过后，那些邪祟似乎真的不见了，当地记载在一段时间里没了那种鬼祟妖物的踪影。为了答谢何玉斋，高景行帮了何玉斋的忙——依托自己的人脉帮何玉斋寻找几册古书和一些药材。高景行在日记中回忆道，那时的何玉斋身体状态让人非常担忧，从上次见面到如今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何玉斋突然衰老了不少。皮肤松弛，也不喜言语。所以对于那些东西，高景行只是认为何玉斋可能需要一些丹药来调理自身。况且，何玉斋需要的也并非什么稀缺药材，大多只是何首乌、雄黄这般通俗用药，以及一些诸如“人发”之类颇为惊异之物。

很快，那些药材便被高景行的友人找齐了，并转交给了何玉斋；书籍也找齐了大部分，只是那本据说为“葛仙公”所著的《洞天七箓》却是始终不见踪影。后来，高景行听闻越南的一些法国传教士有提及类似的书籍，便在信中将此事告知何玉斋，只是，他并不建议何玉斋和那些传教士扯上关系，一来是洋人自恃甚高，没有缘由帮助何玉斋；二来则是和那些人接触的话，难免会有产生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只是高景行碍于颜面没有明说：联想到洋人的事，他怀疑何玉斋是沾染上了大烟，故而变得憔悴。他担心何玉斋找上洋人是为了获得大烟的渠道。后来，何玉斋还是得到了某人的帮助，将那本《洞天七箓》的英译本收入囊中，并且和那人合作将其中的片段翻译了出来，最后完成了那本《肉演功法》。然而，何玉斋至始至终都没有在任何地方有提到他究竟是得到了什么人的帮助。我想起了那幅画风颇为怪异的何玉斋画像，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并不记得何玉斋有在哪里提到过这幅画的来历。官府的资料也只是只言片语的提到这幅画成了何玉斋私通外贼的罪证。画上的何玉斋容貌瘦削，颧骨很高，头顶道冠，身着紫色道袍，道袍上绣有八仙八卦。也像高景行说的，皮肤松弛，就像是融化的蜡一样，随时会从他的面部脱落。但何玉斋的神情里却有着与衰老外皮不一样的活力，看久了甚至会觉得有种难以言说的不安——仿佛是被猎人盯上，难以逃脱虎口的猎物一样，这幅画似乎还会唤醒某种被尘封已久的原始恐惧。画的底端写着“马赠何”。

在对比了其他的人物画像后，我发现，这幅画的光影运用很特别，使得画中的人物很立体。相较于传统的绘画，这幅画的线条并不是很明显，这让我想起了西方绘画；另外，官府曾将这幅画作为何玉斋私通外贼的证物，这意味着，这幅画出自某位洋人之手确凿无疑了。联想到在不久后发生在邻县西林县的那起“西林教案”，我意识到，给何玉斋画像的人极有可能是那桩“西林教案”的祸端——法国传教士马赖。

虽然，西林那边的县志并没有特别地注意到何玉斋，只是粗略的记载有个道士模样的人与传教士马赖交流频繁。但根据县志里对于那名道士的描述，不难猜出那个道士正是何玉斋。时至今日，已无法得知马赖是出于什么原因帮助何玉斋，只知道在何玉斋找上臭名昭著的马赖之后，两人话聊得投机，并且关系匪浅。马赖不仅为何玉斋找到了那本《洞天七箓》的英译本，在之后还耐心地，帮助何玉斋将其翻译成了汉语——即便只是一些片段。这一点是是因为马赖并不了解道教术语，所以他也只能是粗略地翻译出来，最后由何玉斋是进行推敲和整理。后来那些片段被何玉斋转录进了《肉演功法》中。临别时，马赖还为何玉斋画了一副画像，似乎是作为二人友谊的见证赠予了何玉斋，殊不知，那幅画在最后成了给何玉斋定罪的证物。

1855年10月以后，事情又变得惊悚吊诡起来，陆续有人向官府报案家中人丁失踪。高景行日记记载，失踪的共有八人，那些人都犹如凭空消失了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留下半点痕迹——同样的，这些失踪案在私底下被民间归为了狐仙作祟，当时不少人已经开始没头没脑地祭拜起狐仙来。似乎是因为何玉斋的道观此前也有过道僮失踪的案例，又或是因为其他莫名其妙的原因，何玉斋和道观里的仅剩一名道僮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和那些失踪案扯上了关系。但其实，民间对于何玉斋活动的记载寥寥无几，唯一的一次是发生于当月19日的一场街头争辩，当时何玉斋在和一位僧人辩论肉身与思维的关系，百姓也是在此事中略微知晓了何玉斋在《肉演功法》中的部分妖言。

高景行也想为他的这位老友证明清白，于是在10月22日的下午，高景行拜访了何玉斋的道观。得知了高景行的来历，何玉斋也爽快给了高景行自由搜查的权利，说是搜查，其实也不过是随意的翻看一下东西，作个样子。高景行注意到，何玉斋给道观扩建了一个小隔间，在闲聊期间，那个小隔间里总是会发出一些相当古怪的噪音，以及一种若有若无的怪味。询问过后，何玉斋表示里面是自己的道僮正在里面行事，高景行也是估计里面在文坛，便也没多过问。随后高景行随手拿起了那本一直摆在他面前、名为《斩彭嗣道录》笔记——这本笔记在高景行刚来的时候，就一直被何玉斋捧在手上，一直到二人开始谈话，何玉斋才将其放在两人之间，很难不引起注意。然而，正是一举动，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向他揭示了狐仙作祟的骇人真相，让他对面前的这位老友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在放下笔记后，拖着无力的身躯离开这个令他毛骨悚然的道观，也不知道何玉斋为何会放任他离开。只知道看完笔记后世界顷刻旋转起来，他感到头皮一怔，惊悚难言。

1855年5月，早在有关狐仙和旱灾出现之前，时年 63岁的何玉斋在具有自传性质的笔记，《斩彭嗣道录》中写到：

“是夜丑时，觉月色昏晦，天斗无光。待炷香既尽，见一仙游于太虚，色绛紫，耀如日。稍即自天穹坠入凡尘。”

何玉斋在笔记里说的“仙”，剥去其过度修饰的外衣，指的应该是某些诸如流星之类的天文现象。像这样的记载并不是个例，当夜有诸多地区观测到了类似的现象，并将其记录成书。先前的廖氏著书《蛾火夜谈》甚至还提到，民间有人因看到这种怪异的天文现象而萌发了“狂疾”，最后癫狂而死。

彼时的何玉斋先让道僮回到道观歇息，自己则是在他道观后的山洞里等待着心中某种微妙的预感——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他耳边低语。夜至四更末，洞里只剩下何玉斋，他只记得那异象落地之后很久，久得他已经头脑昏聩、半入梦寐了。忽然，何玉斋敏锐地感受到后方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令他毛骨悚然，就好像在某个目力不及的地方多出了什么东西，而自己只能幻觉般的感受到微弱的气流扰动。接着他转身便看到一处阴影中的石壁仿佛色彩融化了一般，灰色、黑色和褐黄色流淌着呈现漩涡状转动，不断交融。随之一个身形凭空在旋涡的中心出现，缓缓钻了出来。看到此般诡异景象，何玉斋感到如有朔北的冰雪落在身上，融进五脏六腑，浑身动弹不得。那东西出来之后先是伏在地上，发出某种啜泣般的响声，那种响声随着它缓缓起身而变得清晰，变成了一种夹杂着哭声的话语。何玉斋写的很委婉——那东西的身体，头和脚都很怪异，有点类似狐面人身的星宿官。何玉斋将其尊称为狐仙。

虽然，历史上对狐仙多有非议，但是在最初，狐却被视为祥瑞，秦末乱世时陈胜吴广之所以能靠着狐鸣服众，原因之一便是狐鸣为祥瑞之证。何玉斋记得当初自己在龙虎山的时候，那里就设有狐仙堂。狐仙是道教正神，也和那里的历代天师有着非比寻常的因缘。并且，民间传言狐善纵火，对于尚行炼丹的道士来说，似乎也就意味着在狐火的帮助下便能够炼出某些玄妙的丹药，这也成了部分道士信仰狐仙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在某些不辨真伪的故事里，狐仙往往和得道有关。另外，虽然那狐仙没有明说，但是何玉斋却认为，刚刚那怪异的星象恐怕就是“狐纵火”的表现，而那些微妙的低语则是狐仙的呼唤。

兴许是为了拉进关系，那狐仙先是讲起了它从前的经历，何玉斋这也才得知，原来那名狐仙原来也是人——甚至还是个道士。对于一些诸如《道德经》等名篇，甚至是一些在史书上空有名号而不见本体的奇书，它也能作出一番颇为惊异的评价。后来是因为一些机缘，它运用了某种不可名状的变化，斩断了人的“三彭”，才嬗变为如今这般样貌。

“三彭”也即“三尸”，是道教里认为会影响人修炼的三种神,分别是头上尸“踞”、腹中尸“踬”、足下尸“蹻”。何玉斋对这些颇有研究，他知道宋代有一位张君房就是斩了“三彭”，再结合一些修炼方法去达了某个不为人知的境界，那狐仙之后讲的东西也与之暗合。狐仙接着跟他解释，它如今的样貌其实就是斩三彭之后的变化：斩了彭踞，它的面目便变化如此；斩了彭踬，它的身形便变化如此；斩了彭蹻，它的脚足便变化如此。它此番前来，一是认为何玉斋颇为灵慧，想要带何玉斋跟它一起去到“他方”共享十方三界之理；二来也是应了天师虚靖公的要求。听闻是虚靖公的邀请，何玉斋心中忧虑不再，并且急切地希望狐仙将他引至“他方”。见到何玉斋如此迫切，那只狐仙讪笑道：古来得道者，大抵是苦心痴求而得如淮南王刘安之人，又或是功德圆满如虚靖公之列，何来梦中轻松引至之说？当然，它也告诉了何玉斋去到那种奇妙境界的方法：首先是要运用一种精妙不已的奇术斩断“三彭”，嬗变肉体，这才具备了身形踏入那种奇妙境界，而肉体不会陨灭的条件。之后再服食“辽丹”便可初步察觉到那种奇妙的境界——然而，这种接触不过是暂时性的。倘若想要恒久地委身于那种境界，还需要找到东汉玄君记载的秘术召唤狐仙接引，方可永恒地寄身于“他方”。至于那模糊混沌的“他方”究竟是什么，狐仙则是解开疑惑：“老”之为“道”，“庄”称其为“逍遥”——“庄”曾因为偶然梦到了“他方”，便不分何为真实虚幻。

至于何玉斋，则是将其称之为“妄”。

我曾经在越南的港口偶遇一位年轻的外邦人，他名叫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对于收集神话传说有着近乎狂热的兴趣，当我提到中国古代神话的“绝天地通”时，他告诉我，他也曾在一些地区听到南极有过类似的传说。他觉得，那些来自不同地区，却极为相似的可憎传说，也许是从一个文明传播到另一个文明时适应当地文化的产物，很可能有着共同的古老起源。卡斯特罗认为，那段梦到狐仙的故事，大概是何玉斋为自己杜撰出来的谶纬妖言，只不过是给自己种种行为一个正当理由的鱼腹丹书，篝火狐鸣。虽然所谓“老”传唱的“道”、“庄”口中的“逍遥”以及何玉斋所痴求的“妄”，与一些西方晦涩传说中的“幻梦境”极为相似，但应该也是先前提到的文化适应性产物，大可一笑置之。因为，时常会有人在阅读太多可怖的资料后，梦到了些由自己记忆拼凑出来的荒诞幻象；又或是从资料里发现了些万物普遍具有的共同特点，随后便将其误认为现实并追逐之，这已经见怪不怪了。到头来，他们都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沦为牢中困兽，更有甚者因此命丧黄泉。

兴许，在没有前因后果的情况下，一般人只会像卡斯特罗认为的那样：何玉斋笔记的那番经历不过只是以自身为主角，结合时事杜撰的一则志怪小说。但高景行并不觉得那个梦寐狐仙的故事单单只是何玉斋的痴心妄想，相反，熟知案件报告和细节的高景行发现，何玉斋最后所书写的那个诡秘莫测的去往“妄”的秘法，与现实中一些食人案件的细节暗合。联想到在道观闻到的奇怪气味，高景行愈发确信何玉斋沾染上了大烟，才幻想出了如此惊悸的经历，并从某个洋人那里得到了稳定的大烟来源。说到底，也只有大烟之类的毒物能让一个人短时间内变得面目可憎，精神错乱——他对于这一发现感到寒毛直竖。显然，高景行已然察觉到了何玉斋的不对劲，但却无法将那些他所知的事物充当证据，因为无论怎么说，那些笔记里的东西都太过虚无缥缈，难以置信，高景行也只能将其归为吸食大烟引起的痴心妄想。即便事实如此，他还是希望能够以程序正义的形式，给他的老友何玉斋以及种种怪异的事件画上一个句号。毕竟，他相当珍惜这位友人，也清楚何玉斋的过往经历，当年高景行也同何玉斋一样，苦求却不第，但高景行并未就此放弃，对于世道的感慨成了两人友谊的纽带；况且他也有一部分责任在其中——是他告诉了何玉斋那本《洞天七箓》英译本的下落，从而导致其接触到洋人，接触到了令人癫狂的大烟。思及此，高景行想起了他曾经在何玉斋道观里看到的那副画风奇异的画作，以及坊间对于何玉斋私通外贼的流言。在与西林知县黄明德通信后，高景行确定，何玉斋曾和法国传教士马赖有来往。他觉得，是时候要让事情告一段落了。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虽然在这篇日记之后的几天里，民间普遍存在高景行活动的记载，但他的日记从此没了下文。这一现象还蔓延到了那些需要高景行亲自下笔的官府文书上——这不由得让人怀疑，高景行究竟出现了什么变化，以至于他出现了工作上的纰漏。幸运的是，由于何玉斋激起了相当的民怨，所以在当地黑衣壮的村庄里也以此为基础创作，出现了一些批斗何玉斋为目的，起到教化作用且经久不衰的民谣。这些山歌的曲调和风格在整个自治区——甚至是周边省市内——都相当独树一帜，完全不同于吟诵情爱的咏谣亦或是诞生于上万年前、喃唱原始神话的《布洛陀史诗》。经过一系列走访调查，我从一位老人的手抄歌本中发现了这件事的蛛丝马迹，得以将那些浮于表面的唱词付诸为文字。

1855年10月24日，高景行带领一名捕头、多名衙役打算以“私通外贼”的名义，将何玉斋逮捕归案，去往了何玉斋所在的白马山。行至半山腰，他们就发现了何玉斋的那名道僮，那道僮手中还怀抱着一个黄纸包裹。不知为何，那位道僮一看到高景行便仿佛事情败露了一般，惊恐地冲入一旁的树林中，官兵眼看不对劲便追了上去。然而，那道僮巧妙的运用了树林中的地形，很快便摆脱了来人的追捕，自此音讯全无。由于担心何玉斋也逃走，高景行携带几名衙役先行一步，剩余的一部分人拦在了山路上，另外一部分则是埋伏到了一旁的树林中，如果何玉斋打算用同样的方式逃走的话，他们就直接将其逮捕归案。抵达何玉斋的道观时，高景行示意旁人留在外面，自己打算采用比较保守的办法劝何玉斋伏法。然而，当他打开门刚想进去的时候，一股奇怪的味道扑面而来。那种味道很难形容，浓重恶心，让人莫名地感觉悲伤和强烈的不安，伴随而来的是强烈的头疼。在场的人都意识到了不对劲，便一齐进了道观。他们循着那股令人头脑昏聩、疑似大烟的怪味，找到了那间新扩建出来的房间。房间被锁了起来，似乎有意让人远离房间里的某种秘密。

很快，门锁被在场官兵暴力破解了，而映入眼帘的并不是他们所想的在焚烧大烟。里面的景象让在场的人都惊骇不已，有些人更是被吓得直接倒地——但奇怪的是，对于这地方的描写被山歌刻意避讳了。如果仅从内容来看的话，里面可以看出是何玉斋先前失踪的那两名道僮——山歌的内容并不来源于创作者的亲眼所见，而是创作者向历经此事的官兵询问而得来的，讲到这里的时候，很显然叙述的官兵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即便已经离开了白马山，那股诡异的气味却始终如影随行，他们的脑中甚至还会浮现出痛苦的哀嚎。很明显普通的死亡腐败并不足以闹得众人疯狂错乱——那两名道僮发生的是某种不可名状的可怖变化，因为这里的形容很混乱，前面明确提到了是两名道僮，但用来形容那两个道僮的却是“他”而不是“他们”，有意将他们混为一谈。

那两个道僮身上的吊诡之处让在场的人都继续失去了寻找何玉斋的勇气，但高景行还是从中挑出了捕头，稍作休整之后，便跟他一起去了道观后的山洞中寻找何玉斋。在最后，高景行在那个山洞里发现了何玉斋，他还是打算沿袭前面的方案：由自己先去试着劝一劝何玉斋，以免出现不必要的斗乱，而那捕头则是在山洞外等候。良久，高景行才重新出现，背上还背着何玉斋。据他所言，何玉斋在刚刚因为不愿伏法，已经服丹暴毙了。后来尸首运回了县里，在高景行的安排下焚烧了。经此一事，高景行仿佛丢了魂般变了个人，整个人变得松松垮垮。这便是“道公案”的所有内容。

相比于“道公案” ，“官走案”要简短得多，但却也同样扑朔迷离，只是案件的主角换成了高景行——在了结“道公案”之后，何玉斋身上的那种古怪似乎继承到了高景行的身上。何玉斋死后的第二天，高景行便独自一人带回了一名早先失踪数月的人丁。当天夜里，高景行又带着五个衙役，在被救回的覃福延领路下，再次涉足白马山，对外声称是要救回剩下的七名人丁。虽然此前高景行和那位引路的覃福延素未谋面，但他们出乎意料的亲近。另外还有一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情，高景行上山时还多余地带着一件紫色道袍。万事本该就此尘埃落定，但那些人却便没了音讯——连同先前失踪的人丁在内，共有有十四名人员失踪。不久后陆文便从别处调来那靖县任职，只不过，陆文对于这些案件并不上心，案件的调查也只限于上任初期的笼络民心之举。紧接而来的“西林教案”给一切画上了休止符。马赖因其侵略活动，于清咸丰六年，被调查据实的张鸣凤判处了死刑。得知此事的法国政府以此为由挑起战争，联合英国出兵侵华，联军直犯京师，在火烧圆明园后，又以焚毁紫禁城为由胁迫清廷。清政府不得已应了条约的要求，割地赔款，并将张鸣凤革职处理。由于“道公案”“官走案”同“西林教案”牵涉颇多，包括知县陆文在内的一票人员也知仕途无望，被迫辞掉了官职。道观后方的山洞入口也是被永久封闭，不再准许进入。一切案件的调查也就此埋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我精选一部分资料告知了韦岳，以求他的回复。韦岳注意到，高景行的行为相当怪异：“官走案”中他莫名奇妙带回了一名失踪人员，但是那时为什么没能救回其他人员？况且，照理来说，在不知危险的情况下，显然第一次救人才最不该独行的，然而高景行却没有这么做。韦岳更倾向于高景行救回的那名人员，也许只是为了让人们相信他发现了其他失踪者，以便那些衙役能够顺从他达到某些目的。至于目的的话，韦岳也就无从得知了。除此之外，他认为李邵伟——那位不愿被我称之为父亲，突然性格大变的人——失踪的原因极有可能与百年前那些人失踪的原因相同。阅读文书过后，韦岳也不得不承认的是，他更倾向于李邵伟的失踪是一种主动行为，毕竟他连我都没有相信，自然也不会被某些东西引诱到某处。

事到如今，我心里的已经对一切事件有了一个判断——虽然众多记载和供述都无一例外地表明何玉斋最后因服用丹药而暴毙，但我却荒诞地认为，何玉斋根本就没有死。

三、妖惑妄言

1987年，那靖县政府将城北的“感驮岩”和土司衙署遗迹划为了风景区，后来也陆陆续续地将县辖区内诸如“弄平炮台”之类的边境要塞进行开发，这些历史遗产也被理所当然地列为了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对于历史色彩最为浓厚，何玉斋的道观及其所在的白马山，县政府却是不曾过问，避讳般的有意忽略了。因此无论是对外人还是当地人来说，这都是一个积累了百年历史沉渣、充满未知的蛮荒异界。到目前为止，我和韦岳所知的东西都不过只是查找资料、整理过往而得，没有切身实践，我和韦岳打算一同前往那座充斥着无可名状的诡异，万事鬼祟的发源地——何玉斋道观坐落的白马山一探究竟。一来，我们已经找遍了搜寻得到的一切民间记载和官府文书，但调查却还是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僵局；二来也是为了搞清我的怪诞幻想，也就是何玉斋是否已死的问题。我一直想搞清楚这件事——有时，它甚至成了我行进的动力。

2003年10月25日，经过简单的准备后，我和韦岳于下午四点开始登山。考虑到白马山鲜有人影，早些年的山路也已经淹没于绿野中，所以相较于普通的登山，我们还多带了两把锯齿镰刀，以用来砍伐阻碍行进的杂草——以及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拿上了那本《肉演功法》。但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一准备完全是多虑了，因为虽然山间杂草茂密，但我们总能找到草木稀疏的幽径。林间的景色没有被阳光晕染得清晰可见，模糊的草木就像是慢镜头下一抹流动的绿色，游走其中，仿佛进入了一条比外界时间消逝得更为缓慢的隧道。当我们爬上道观所处的位置时，大约是下午五点半左右，深红色逐渐爬上天空，昏黄的光线飘落到我们身上，带给我们一种异样的感受——一种与日出时分完全相反的怪异感受、仿佛地平线上的太阳再也不能给予我们温暖，而是寄生在万物身上饥渴地吸食热量，将原本色彩斑斓的世界坍缩成一个幽暗冰冷的荒原。这种不详的感觉使得整座山头的景物都黯然失色，刚刚登山时的那份轻松感顿时烟消云散，变成了毛骨悚然和压抑。

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那靖县城和从中淌过的涝水河，当时这座道观建立于此，取的便是“山高水远”之意。虽然蕴意良多，但其实道观的整体设计很简朴，没有很严格地按照传统形式建造。相比于道观，倒不如说是民居。外墙墙根是用不规则的石块和黄土堆砌起来的，但这种样式只向上延伸了半人高，随后便是棕黑色的古老木板。为了防潮，道观在一定程度上还融合了壮族干栏式建筑的某些特点。位于道观后方的是一道大约十五米高的石壁，石壁上雕刻出了“雅涵洞天”四个大字，用来描述下方某个被道观挡住视野的山洞。此外，在雕字的右边有着一条显而易见的陡峭石阶，通向山顶的一座历经百年风霜，现已倒坍的凉亭。也许在百年前这所道观还是山中一处僻静闲适、黛瓦琉璃的隐居，但如今深林和岁月已将当初那份幽雅侵蚀得不成样子，空留一具行将倾塌的空壳陋室。

推开吱吱作响的大门，进入里屋后，荒旧破败的景象充斥在我们的视线中：屋瓦漏下一束暗光，侵蚀掉棕黑木板上一墙坑洞中填充的阴影，不断扯出挂在上面、如同血沫般的齑粉。走过玄关便进入一个客堂模样的地方——其实房间本身并不大，但里面物品很少，只有桌椅等必需用具，还有就是房间的棕黑色木板很容易给人带来分不清远近的错觉，显得相当空寂。随即我们看到了破旧的神台，上面堆满了灰尘和剥落下来的红色纸屑，百年前香火烟缭的神气已经消散，空留有凄凉与不详。也许是道观一直封闭的原因，所以上面那些字画并没有完全消失，但也已经到了难以辨认的地步，勉强还能看出上面的“庐江堂”三字。前进几步以后，我若有若无地嗅及一种相当奇特的微弱怪味，那种味道很难形容，并不是臭味，但却让人相当不适。如果非要描述的话，那是一股能够穿透皮肉、触及精神的味道——因为它带来的不单单是嗅觉上的影响，在嗅及那股怪味后，我们立刻感到了毫无理由的不安和难以言喻的悲伤，伴随而来的还有轻微的头疼和幻听。随即我们立刻想到了寻找那间藏有某种诡异事物的隔间。循着那股怪味，我们最后在道观最为昏暗的内屋发现一个半掩着门的房间，门锁挂着一块锈迹斑斑的铁锁。由于里屋的昏暗，导致了即便把门推开，映入眼帘的也只有一个模糊的形状。然而，即便只是看到形状，我还是变得紧张起来，就好像某种已然忘却、早已被生物进化所深埋的原始恐惧本能重新被唤醒。我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手电筒，但刚刚那个模糊的形状却立马消散了，看似只是阴影导致的错觉。这间狭小的房间里什么都没有，但从地上的灰尘还是可以看出，先前这里是被何玉斋用来存放炼丹炉的，地上还留有类似于炼丹炉四足所留下的模糊痕迹。然而，手电筒的光打在了地面上的时候，看到的痕迹瞬间把整座道观的气氛冰结成了阴森的鬼屋，那种触及精神的怪味仿佛凝固成了扭曲的触手，钻进七窍并肆意游走于我们的脑髓。那一刻，两段相距百年的时空仿佛重叠在了一起。

依据道教的炼丹理论,内丹是人体内精气神所凝聚而成的无形物；由鼎炉为器皿，各类药材为原料所炼化出来的有形物是为外丹，而何玉斋在《肉演功法》中记载了“辽丹”则是一种超脱两者的异物。早在马赖与何玉斋翻译《洞天七箓》的英译本时，后者就发现了“辽丹”的特殊，它不属于内丹或外丹，但却也有着共通之处：它既能够将诸如灵魂，光阴之类的无形物化为有形，也能够让有形的人接触无形之境。自然，不寻常物当以不寻常法，何玉斋《肉演功法》中的记载“辽丹”制法，便是以人体为炉鼎，炼化药材。书中补充道：因人一旦死亡，灵魂便会消散，精气神也就不复存在，所以这个“人炉”在炼制丹药的过程必须活着。伴随着药物在体内炼化，人的大脑会犹如无数恶心的毒虫在里面纠缠作乱般的，思维逐渐被蚕食，精神开始溶解以至混乱起来。由于炼化过程相当缓慢，所以这种慢性死亡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到最后肌肉、脂肪和脏器会因为作为燃料消耗而荡然无存，“人炉”也变成一具空壳——也许，那股触及精神的怪味便是灵魂燃烧的味道。

不知是不是阅读那些可怖描述后产生的心理暗示，地上原本模糊的痕迹我们眼中愈发清晰起来，出现了明显的轮廓。在手电筒的光照下，我们看到那四足炼丹炉留下的痕迹并不是圆形或方形之类规整对称的几何图案，而是四个类似于脚印的东西。联想到百年前那些官员的见到两名道僮的状态时表现的错愕，那股怪味瞬间充斥四周，液化为一片黑色的汪洋，逐渐夺走我身体里的热量和空气，令我难以呼吸。恐惧宛如屋外黄昏中不断扩散的黑夜，越来越浓稠。

由于天色已经变得黯淡，并且我们都感到了明显的不适——甚至有些幻听了，思量再三，韦岳提议暂时将不必要的装备留在道观，稍微探索一下后方的洞天，之后便直接返回。等我们抵达“雅涵洞天”洞口的时候，那里并不如官府文书记载的那样被封了起来，相反，我们直接看到一个大约有两米高、半米宽，边缘经过修整而变得平滑的长方形洞口。在一旁的杂草地上压着一块两米见方、足以堵住洞口的巨大石板，石板向上的一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壮族巫师常用的土俗字，内容则是至奇至怪、源自《布洛陀经诗》的镇邪咒语。由于只有我携带手电筒，所以由我先行进入洞内，这一来才暂时摆脱了那股怪味。洞内算不上宽阔，接近半球形，地面离半球形穹顶的最高点约莫五米。平坦的地面没有放置什么器具，在大概是中心的地方有一块凸起的方形石台，石台之上覆盖着一块已经被岁月剥夺得不成样子的草席，显然，那是专门用来打坐的位置。整个洞天是在有意地遵循着中国古代的一个哲学思想，天圆地方——似乎这样一来，在方形石台上打坐的人就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半球形穹顶上按照星象的位置雕琢出了一个个星星般的孔洞，并用白色颜料涂抹在了小孔洞上，使其更加显眼。粗略来看，穹顶上雕刻了四象二十七星宿，少了一宿并非忘却，而是刻意为之，少的是东方七宿第五宿，心月狐。取而代之的，在原本的星宿处也就是入口的顶端多了一条紫红色的细线，线条从入口处径直地延伸到洞天的最里端，将群星黯淡的洞天劈裂成了均等的两半。而在最里端，离地面两米大约高的石壁上，一个不知通向何处的开口将紫红流星收束其中。在我和韦岳爬上去后，看到了一条向上延伸的石阶，仿佛高险的天梯。

通道整体大约在四十五度左右，刚好能使人在里面直立行走，基本可以确定是人为开凿的。紫红线条于头顶蛇行，两旁石壁上刻满扭曲的符箓，并涂抹上了渗人的红色，脚底的台阶每一阶也都写上了一句七言章颂，我记得《肉演功法》中也有着一致语句：书里将章颂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和《斩彭嗣道录》中的记叙相似，简略地阐述了何玉斋得到狐仙启示的黄粱一梦；脚下石阶的章颂起始于第二部分，讲的是何玉斋在追求“妄”时遇到的种种磨难，这些磨难被何玉斋具象为了开凿和攀爬阶梯的过程。剩下的第三部分则是在我们走完整个通道时将会看到的事物——何玉斋理想中的“妄”。在里面走或爬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能明显感觉到尽头吹来的冷风，用手电筒向前照明，甚至可以看到前方的石阶上流淌着微薄的冷雾，随之而来的还有先前那种触及精神的怪味。再次嗅及那种怪味，我们的心里都充满了不详的暗示。不知是因为冷气还是那股怪味，我和韦岳一次又一次颤抖。

之后我们来到了怪异的地表，石阶依旧在前方的群山间绵延，只是变得更为平缓。一同改变的还有上面章颂的内容，变成了某种饱含情绪、极度亢奋的语句，仿佛仅仅是瞥上一眼，那章颂立刻在脑中荡起回声。周遭氤氲着的浓重雾气让我们对于石阶的尽头望尘莫及，四大皆空。天色已经完全黑暗，但却没有一丝月光穿透云霄，在我和韦岳离开那个洞天来到这里后，也再没见过一点的星光。我自顾自走了上去，韦岳似乎也抛却了离开的念头，跟了上来。缓步许久，世上仿佛只剩下脚底下那条如同沉浮于海上的石制小径，笔直的小径却成了怎么也出不去的迷宫，向着黑暗的世界尽头绵延。海中孤岛般的山峰或是巨石在云雾缭绕的“海面”若隐若现，与冷风相撞，回荡起阴森的啜泣。偶尔有扭曲的树木攀附在海岛般的的山峰上，不时从稀疏的枝叶中飘落下一叶泛着微黄色调的落叶。不知为何，莫名的恐惧占满了我们的内心，“人炉”还在我们心中留有余味，不断地有诡谲的低语或撕心裂肺的哀嚎混在风里，回荡在我们的脑海中。但好奇心暂时冲淡了恐惧，驱使我们向前。脚下的章颂依旧，却与现实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我们没有看到仙境中华丽的亭台楼阁，眼中只有绵延不尽的迷雾、黑暗和寂静。

不知走了多久，我们才注意到远处雾气中孤岛般的巨石形状变得不自然起来，那看起来很像是某种古代建筑，但现实里完全找不到可供参考的东西。走近后我们确定，那不是光线折射的蜃景，也不是阴影模糊的幻象，而是一座实实在在由木石堆砌起来的双层楼阁。但已经坍塌。走得越久，那些依附于雾气而生的建筑就越多，相比于仙境，这里更像是阴曹地府在人间的映射，建筑的风格诡谲多变，无法在任何朝代找到相似的样式，虽然它们无一例外的萧瑟破败，但却异常的扭曲，仿佛在太古时期便拔地而起野蛮生长，浑然天成。在风声和脑中低语的影响下，脚下的章颂似乎变成了某种有形的邪恶咒语，流转于周遭的雾气和残垣断壁之间。如今，章颂里的建筑描述都化成了诡异的人造现实，只是并没有出现何玉斋幻想中描绘的那些生物。偶尔，我甚至会战栗着期待那些倒塌的木石间会冒出所谓的“狐仙”。韦岳突然变得极为惊骇，颤颤巍巍地表示他在那些雾气弥漫的残垣断壁中看到了鬼祟的人影。得到他的提醒后，我确实看到右前方那座倒塌的小楼中有一个模糊的影像，而他似乎在那里观察我们——或者说等着我们，看到我们走近以后，那个影像就不见了，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没留下任何痕迹。想到即将面对的事物我甚至可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那种令人眩晕的怪味突然浓重。但我还是告诉韦岳：那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位不愿被我称之为父亲的人——李邵伟。这一来才暂时缓和了雾气中弥漫的恐怖氛围，允许我们继续前进，我们加快了步伐。

等到走完最后一道石阶，一切的人为幻境也戛然而止。我们重新踏上了红土地面。在我们面前是如同迷宫般的树海，无处不在却触不可及的黑暗，以及一条指引我们继续前进、弥漫着怪味的红土小路。我突然涌起了一阵回忆——当外邦人卡斯特罗得知我在追寻那些可怖的东西——狐妖——食尸鬼或是什么鬼祟之物时，曾经一改往日身上所散发的理性光辉，摆出一副严正的姿态，认真地警告我无论是真实与否，都不要和那些东西接触为妙。他也知道简单的三言两语并不足以说动我，于是他急忙搬出了两起曾发生于十九世纪美国波士顿，骇人听闻的虐待案件。有一些来自亲友的言论表明，受害者生前也曾经神神叨叨地讲着“食尸鬼”以及“幻梦境”之类的古怪话语。但无论那些可怖的东西究竟是人还是恶鬼，它们都有着令人战栗的特殊癖好。根据卡斯特罗的叙述，那两起虐待案件大致一致，唯一不同的只有案件的主人公而已。都是好端端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失踪在了大众的视线里，不久后又被发现于某个地洞之中。在那里，受害者遭到了惨绝人寰的对待——无论是身内还是体外，他们都是残缺不全的，以至于媒体很难将他们称之为“人”。那些将他们囚禁于此之人的“某种邪恶的虐待倾向”还不止于此，出于某种原因，那些东西似乎很享受折磨猎物，过程中尽量保证受害者的生命体征。一直到被发现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受害者才真正死于身体不全所导致的各样症状。现在，映入我眼帘的场景虽然与那些案件并不一致，却也同样会让普通人怀疑，是否堕入了难以醒来的噩梦。

在我们前方出现了一个诡谲的生物——或者说是器物。见到那东西时，那股令人莫名不安和头疼的怪味立刻变得恶心起来，令人作呕。我和韦岳看到了无论经历多少次，都会本能感到恐惧的东西——一具，或者说两具畸形荒谬、如同木乃伊般的干尸。这也是为什么百年前的官兵不愿描述，并将两名道僮叫作“他”、将两者混为一谈的原因——因为那就是事实。那东西的形状根本就不是分开的两个人，而是一鼎运用了某种不可名状变化，单纯用两个人的肉体扭曲糅合成的“人炉”。如果忽略那东西的材质的话，那“人炉”的形状就像是一个有着四足支撑的葫芦。但支撑的四足却是四条弓着的、宛如枯木虬枝般的干瘪人腿。那两人原本应该是背部相对地相互依靠支撑着，但是从两人的臀部一直到整个颈部却宛如融化一般连为一体，变成一只长有两人份血肉的生物。他——或者说他们的腹部诡异的膨大，手电筒微弱的光照甚至可以透过那薄得即将爆裂的皮肤，映照出下面两条螺旋状纠缠起来的脊椎，除此以外空无一物。那畸形身体顶着的不是两个人的脑袋，而是一个错乱地分布着眼睛、鼻子和耳朵的球体。球体的上方裂开了一个大洞，环绕着一圈牙齿，看起来不像是人类的头而是某种张着嘴、贪食血肉的蠕虫。虽然两人的五官都扭曲在了一起，但我却知道，他们并不是何玉斋的两名道僮，而是两名道僮的模仿品。这样一个畸形的“人炉”根本不可能进入洞天里狭小的通道，可以肯定，眼前的“人炉”是运用了另外两个人的血肉制作的。但在百年前，何玉斋的确将那两名所谓失踪的道僮在活着的时候，运用操弄肉胎的术法将两人制作成了扭曲怪诞的“人炉”，将其绝望地困在道观那狭小房间围成的几寸之地里，若非如此，那些官员也不会如此惊骇。

“人炉”证明了《肉演功法》中把肉体如泥面般随意塑造的可行性。我一直怀疑“官走案”后的那个高景行只是虚有其表，而并非真正的高景行。也许正如那个民间流传狐仙可以披上人皮一样，何玉斋和高景行单独呆在山洞里的时候，何玉斋杀死了高景行，并且披上了高景行的人皮，接着再把那副长着何玉斋模样的皮囊换给了已经亡故的高景行，造成了何玉斋已死的假象。如此一来，高景行在走出山洞后的种种怪异之举也就说得通了，因为他并不是真正的高景行，而是何玉斋，自然不知道高景行写日记的习惯，也不知道有哪些官府文书需要自己来书写，故而在那之后日记和官府文书都出现了空缺。《肉演功法》中有记载，想要去达“妄”这一境界的话，就需要在仪式中备齐十三名祭品，结合由高景行曾经带着五名衙役去寻找八名失踪的人员这一记录，似乎事实真的如我所愿的那样。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萦绕心头，何玉斋是否真的去到了虚无缥缈的“妄”？

小心地绕过了那鼎嫌恶“人炉”后，很快到达了小路的尽头。尽头是一处直径约为七米、灰白色的圆形石坛，上面画满了黑色的符箓。在手电筒亮光的指引下，我们看到石坛有十一个人——更准确来说是赤身裸体的尸体围成了一个不全的圆圈，还留下两个人的空位。他们的脸上挂着一种异样的喜悦，身体干枯发白，维持着打坐的姿势。每个人胸口开着一个大洞，石灰石地面上有着十一道血流，从每具尸体胸口处的空洞发源，最后在石坛中心的一块凹陷汇集成一池肝髓流野，在光源的照耀下发出不详的光泽——其中有一人血流还在流淌，在我看向他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那人脸上狂喜所挤出的沟壑略微加深了。从面目来看，他们都是前不久失踪的人员。这也说明，一开始在树林中发现的那具剥皮尸体并不像是一些人口中说的，是他们的一员。因为此刻那失踪的十一人都尽数排列在这里，等待着某个即将到来、诡谲云波的仪式。

手突然而来的亮光似乎还引起了某些东西的注意，在石坛的后方发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恶心声音，明显是想要吸引我们的注意。但当我和韦岳望向那种不可名状的动静来源时，却什么都没看到。于是我们走近了声音来源的方位细细查看。声音来自于一个大约只有半米深，但长和宽却足以容纳一个人的浅坑。发出那种诡异动静的是坑里一个扭曲蠕动的肉体——一个蠕动的人。

他严重违背了人类所普遍具有的生理结构，他似乎在极力地把头仰起来，把面向地面的脸部朝向来人，喉咙里发出了不正常的动静，那种声音是一种完全不像是人能够发出的黏腻怪声。两条腿诡异地盘曲在一起，仿佛是被粘住了一般。手臂被俯身压在胸前，但却极其不自然，更像是已经失去了对于躯体的控制力，根本就无法作出任何动作——这也最后导致了他只能用躯干勉强在地上蠕动。在他的旁边有几块肉块，少部分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败，个别甚至被挤压成了一团泛着污绿色或是灰黑色的恶心物质，应该是被用来投喂那个扭曲的人。似乎是他勉强还留有的人性不允许他吃那些来源引人浮想连篇的肉块，但最后还是败给了生物生存的本能。从肉块的数量和腐烂程度可以判断得出，他在很久之前就被囚禁在了这里。在他用尽最后一口气把肮脏的脸仰起来后，原本充满希望面容却突然间变成了满目的绝望，随之就没了气息。死前强烈惊吓导致的痉挛带动身体收缩，使之以一种打坐的方式诡异地坐起了身。他的整个下半身就像是没经过精雕细琢的泥土坐像，混成一团；手臂也是一样，和胸前连成一片。他是失踪已久的李邵伟。

看到那个绝望的眼神时，也许我已经疯狂了。

韦岳也紧张地看着地上的李邵伟，脸色发白，接着古怪的目光来回在我和李邵伟的那具尸体之间旋转。然后他就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一样，在那一刻，一股对于身旁之人的警惕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注意到，韦岳的面容开始极度扭曲起来，目光也开始变得像是一只困兽一样四处散落。也许是他想到了什么东西，导致了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但是将其诉诸口舌后就变成了喋喋不休的痴人呓语，我也只在他的扭曲面容上窥到无可名状的恐惧。我听到，他在歇斯底里地回忆着我们共事时的种种怪异，最终空洞的目光定格在了我的身上，像是看着我，又像是看着我身后的某个东西。我感到一种诡异的感觉从脚底窜上大脑。不由得跟随起他的错乱神经：百年前，何玉通过吸纳人员，以及披上高景行的人皮差使衙役，收集了十三人作为去达“妄”的仪式所需祭品。现在，算上面前的李邵伟的话，仪式已经有了十二人，而在场尚有生机的却只剩下我和韦岳。我又想到了韦岳始终没和我提起李邵伟写给他的信件内容，那个作出了剥皮尸体这样惨剧的究竟是谁。嘴上也扭曲起了恐怖的笑容。

一切都是这样的处心积虑，安排得巧妙。

手电筒从我的手中掉落，闪烁了一下之后便黯淡无光，将四周变成了由黑暗填充的噩梦，分不清究竟是我还是韦岳发出的疯了般的笑声荡然其中。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微雨彻底被头顶的树叶彻底遮蔽，我在昏暗无边的树林里肆意狂奔，身旁掠过的树影时常勾勒成张牙虎爪的饿鬼，抓挠着我的心肠。一种莫名而来的饥饿几乎掏空了我的体力和理智，唯有心中奇妙的激动驱使我不断向前。树林边缘出现了一个极其陌生的人影，随即我不顾一切迈步向前。目光交接的那一瞬间，他仿佛受到某种强烈的惊吓，恐惧一瞬间爬满了他的脸颊，踉跄地退了几步后便跌倒在地。我用尽全力扑向那个人，毫不犹豫地杀了他，将其皮囊剥下，将他血红的身躯悬挂于一旁——这便是在2003年9月中旬，发生于那具剥皮尸体的事，正是我造成了那幕悲剧。在满足口腹之欲后，我又通过操弄肉胎的功法换上他的皮囊，嬗变模样。期间，某个金属物体从这副皮囊中悄然坠地，不过由于黑暗，我并没有过多地去在意那个金属物体，然而这个毫不起眼的物体却引起了另一个人的注意。后来这具尸体被李绍伟发现，一同注意到的还有那个金属物体，那把能够打开他儿子房内箱红木箱子的钥匙。也许是经由钥匙的提醒，又或者说其中还有某种血脉的共鸣，总之，这位可怜的老人意识到了他儿子的死亡——这也是我没有直接称呼李邵伟为父亲的原因，我并非他真正的儿子，而只是一个行于陌路的异乡人，唯一有联系的，便是我披上了他儿子的皮囊。慌忙返回家中后，李绍伟用这把钥匙翻看了他儿子留下的遗物，纵然箱中百般荒诞，这些怪诞的传说对李绍伟而言也不过一纸空谈，早在钥匙打开箱子的那一刻，一切就已经尘埃落定，强烈的悲伤无可避免地冲淡了他的理智，

随后，我像民间流俗猜想的那样，假借那副皮囊扮成了他的儿子，流落人间。兴许是李邵伟认出了我不过是个拙劣模仿的怪物，也得知了“狐仙作祟”并非虚言，随即发了疯。可即便神志衰弱到了如此地步，他还是怀揣着最后的希望同韦岳在信中诉诸衷肠。出于需要，我按捺住了心中扭曲的贪欲，只是将他圈养了起来，时至今日。幸运——或者说不幸的是，一直到刚才那一刻，韦岳才相信了李邵伟信中所说的东西，那番对我的指控：我是杀害了他真正儿子并剥下人皮的罪魁祸首，我是一只扭曲的恶鬼。

现在，我正拖着韦岳和李邵伟尚有余温的尸体朝着祭坛走去。在凑齐十三具尸体后，我按照《肉演功法》中记载念诵起了咒语。在那之后，我仿佛可以幻觉般地看到，一片柔和的光从云端倾泻而下，仿佛流水般在空中流然，落成一道光幕。这片帷幕将我和面前的十三具尸体隔绝开来，令我难以着眼看到另一边的光景。我只是模糊地看到那些尸体都站起身，并有了新的生命。后来，光幕中慢慢的浮现出那个令我熟悉不已的身影——何玉斋缓缓地朝我走来。在他身后，左右各有一排身着某种带有夸张和瑰丽花纹道袍的狐仙。每排有六人，每个人的脸上一片祥和。无需多言，他们的面色已经告诉我那里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他们来接我去达“妄”了——我时常会梦到这样的场景。然而，这些梦境最后在现实中都化为了泡影。

现实是，在我完成仪式所需的步骤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我魂牵梦绕的狐仙接引，也没有何玉斋的出现。周围有的，只是昏暗和死寂无边，地上的尸体除了逐渐冰冷以外一成不变。

我的脑中瞬间一片空白。怎么会这样？明明我已经完成了所有东西，无论是斩断“三彭”还是服食辽丹。那何玉斋又去了哪里？难道他不也是用了同样的方式，去达了“妄”吗？不知为何，一个疯狂的念头闪过我的脑海，裹挟而来的还有无可名状的恐惧——也许一切只是一厢情愿的骗局，也许“妄”只不过是一个被谎言勾勒出来的幻境。我拼命地想抛却这样的想法，但它却挥之不去，难以忘怀。我心中的压抑愈发膨胀，焦虑使得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我再次坠落到了那片黑色的汪洋，即便我努力呼吸，但窒息的感觉还是从未消退——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某些地方传来了声响，周围也渐渐飘来了啜泣般的动静。我意识到周围多了些什么东西。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般向着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企图确认那是何玉斋。尽管早有准备，我还是被那个来自噩梦的怪物吓得无法动弹。我看到，在一处阴影中有一个佝偻着的鬼祟身形，它的身体比例与人不同，长着蹄子般的脚，青灰色的皮肤就像是令人作呕的胶皮，看着甚至像是腐烂了。与口中发出的婴孩哭泣般的声音相反，它那扭曲、如同人和犬类的杂交恶种似的脸上仿佛是嘲笑我一般，挂着癫痫一般的狞笑。另外两个地方也冒出了那种畸形的身影。后来，它们一齐转进了一块黑暗，最后一个狐仙或是什么东西在头部完全没入阴影之前，仿佛是示意我跟上一般，挂着渗人狞笑的脸往我的方向看了一下。我慌忙跟了上去。我感觉到了不安，其中还混杂着些许难以说清的恐惧，但我知道，它们来接我了。虽然我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是何玉斋。

它们的速度很快，穿梭在树林中。周围景物原本的色彩仿佛消融了一般，开始褪色黯淡，变成了似乎万古不变的黑色。我跟着那些东西是走进了仿佛是由混沌构成的隧道，在其中渐渐流失了方向感，我只是盲目地跟着那些东西。突然，我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倒在了一堆硬物上。仔细一看我才发现，那是一堆混杂着的骸骨和严重褪色的紫色布料。骨头上布满了可怖的咬痕，但却只有身躯，没有头颅。我模糊想到了什么，但我却极力遏制住了这种疯狂的想法——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感到了恐惧和绝望，我发疯了般用已经因为恐惧而变得无力的手到处摸索，想要找到那堆骸骨的头颅，企图去否认我那个令人癫狂的想法。紧接着，那些所谓的狐仙也停下脚步，其中一个蹲下来像是在阴影中捡了一样东西，随即转向了我，脸上依旧挂着恶心的狞笑。它仿佛知道我在找什么，手中把玩着一个令人嫌恶的东西——一颗已经没了血肉，被啃得千疮百孔的头颅。当我的目光和头颅眼睛处的空洞深渊交接的一刹那，我那百年中替换过无数次的血肉脏器仿佛要解体般开始止不住地颤抖起来，喉咙也开始不住地发出绝望的悲鸣。

我认得那堆骨头——即便过了百年我依旧认得——那堆骸骨是披上了高景行人皮的何玉斋，真正的何玉斋。他死了，根本没有去到“妄”，没有，他被杀死了。被那存在于“妄”里的狐仙——鬼怪——食尸鬼折磨地吃掉了……

他们又狞笑着看向了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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