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误会了袁世凯》封面
刘慈欣的《诗云》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某宇宙超级生命来到地球，有人问它，你能作出超越李白的诗吗？它消耗了无数能量，将汉字排列的每一种可能都罗列出来，说：“这里面一定存在超越李白的诗，但我找不出来。”
对于出生在一个只问成败利钝的商人家庭的我，这则故事具有特殊的含义。
还记得《三体》里，当太阳系被降维攻击，颟顸的人类终于明白，如果世界注定即将毁灭，唯一重要的事便只剩下如何证明我们存在过；还记得《2001太空漫游》里那个默然不语地凝视着人类进化的神秘石板。电影上映之初，一个观众激动不已地冲到荧幕前，张开双臂高声道：“这就是上帝！”；还记得《银翼杀手》里被人类创造出来从事危险工作的复制人不甘心只有四年阳寿，逃跑并寻找延命之法，却被前来追杀的主人公逼至绝境。临死前，看似冷酷无情的复制人竟在滂沱大雨中吟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般绚丽的遗言：
我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壮美，
见过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
注视万丈光芒在天国之门的黑暗里闪耀。
所有的那些记忆都将消失于时间，
如同泪水消失在雨中……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纳博科夫说：“就像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永恒的黑暗之间。”又如博尔赫斯所言：“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是我们永远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原因。”
对意义消散的恐惧，贯穿生命的始终。
起初，我们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看透了世界的平庸并愤怒不已。但就像萨特所说，人是一种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无休无止、软弱无力的来来往往。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总能激发人性中不安于现状的一面，冀求摆脱共性迈向个性。而一旦开始，这种内外之间的游移不定就成为一切苦痛的源泉。命运的锁链越铰越紧，逐渐，妥协了、接受了，与现实融为一体，乏善可陈地活着。世界越来越坚固，你对现实基本无能为力。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捶的牛一样。
寻求意义而不可得的茫然与空虚，乃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物质的丰饶使人生的困境早已不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衣食无忧人畜无害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开心的人，也可能偏偏因为绝望而自杀。
幸运的是，在喧哗与躁动中，我找到了王阳明。他让我明白，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让我明白，活着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让我明白，所谓启蒙，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让我明白，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当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让我明白，去私欲可以让人快乐，可以跳出意识的层面，穿透因缘和合的“假我”把握事物的本质；让我明白，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
让我明白，作为人，何为正确。
然而，正如亚当斯所说：“美德是由完善的宪政造成的结果，而不是造就宪政的原因。”人人大谈道德却无视规则、不知群己权界的国度，最终只会沦为《镜花缘》里的“两面国”。
为了厘清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我开始了50万字的跋涉。在《中国误会了袁世凯》截稿之日，若有所思地写下“人之病，在国体；国之病，在人心”。
坏的制度让好人变成坏人。从改良旗手到独夫民贼，袁世凯的转变无非又一次为“路西法效应”做了注脚。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比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都走得更远，却未能摆脱兴勃亡忽的周期律。洪宪梦碎30年后，当一批从延安采访归来的记者向宋美龄赞扬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和富于理想时，第一夫人注视着长江，说：“如果你们讲的都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在这片制定规则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破坏它的土地上，难道人人都会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个人？胡适曾提出“好人政府”的概念，主张由社会贤达把政治作为一项事业来经营。但历数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从唐绍仪到熊希龄，皆为一时之选，却劳而无功，不得不令人对政治道德化深表怀疑。
以嘉庆皇帝为例。庙号“仁宗”的他亦步亦趋地按圣德典范行事，如履薄冰，戒慎恐惧，连唯一的娱乐“木兰秋狩”也是带着天子的使命，表演列祖列宗的尚武传统，以至于打猎的流程严丝合缝地依样画瓢，毫无嬉戏的影子。如此完璧无瑕的人君之表却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对通体皆烂的官僚体系束手无策，乃至孕育出曹振镛这等以“多磕头，少说话”为做官心诀的军机大臣，其悲哀不下于万历年间面对政以贿成的现实不得不用抽签来遴选官员的吏部尚书孙丕扬。
事实上，政治的首要目标是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争论是非曲直。就社会治理而言，功利主义的代表边沁远比儒家的王道仁政更接地气。
比如“环形监狱”的构想。监狱中央设一监视塔，看管者可以监视囚犯，囚犯却无法窥见看管者。边沁建议，将环形监狱承包给私人运营，收益即罪犯的劳动所得，以节省政府开支。
又如“乞丐管理”。边沁认为，无论悲悯还是厌恶，遭遇乞丐都会降低路人的幸福感，并对政府不满。因此，要把乞丐从街头赶到救济院里。问题是建造救济院会增加纳税人的支出，违背“使社会全体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功利主义原则。边沁的解决方案是：任何遇到乞丐的公民都有权将之带到最近的救济院，乞丐在救济院必须工作，以换取其生活费。从而，“乞丐管理”的计划自给自足。并且，为了调动路人的积极性，边沁还提议，每抓住一个乞丐便奖励20先令。当然，奖金将记在该乞丐的账单上。
对功利主义的反对集中在其忽视个体权利，可能沦为“多数的暴政”上。
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就能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从这个角度看，在政治的动态演进中，文化和制度互为表里。文化是制度的土壤，制度是文化的保障。早在西汉，路温舒就用《尚德缓刑书》呼吁言论自由，并以“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的华丽辞藻入选《古文观止》，但历览青史，因言获罪者俯拾皆是。没有用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再美的文化也只是昙花一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被儒家文化圈顶礼膜拜两千年，但在描写“脱北者”的韩国电影《北逃》里，朝鲜的政治机器依然对啼饥号寒的草民咆哮：“混蛋，吃饱饭难道比祖国还重要吗！”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作了回答：“星星都会灭亡，国家为什么要永远存在？需要人民付出巨大牺牲才能存在的国家，还是马上灭亡的好。”
都是从茹毛饮血的时代一路走来，民主和宪政根本就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西方历史上也不乏查理一世、路易十五这样的暴君。但自1859年约翰·密尔在《论自由》里写下“那些被迫噤声者，言说的可能是真理。否认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假设自己永远正确”，人类终于意识到，如果每个人都能享有一份发言权，即使是毫无理性或极端保守的人也不例外，那么人性的良知将会在所有可能性中进行挑选并作出正确的抉择。
没有一个文明是因为其公民了解了太多的真理而招致毁灭的。
然而，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从来都不会从天而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寥寥数十字，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剥夺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律，之所以至今不可动摇，绝不是靠开国先贤的御笔朱批，亦非凭借法律机器的刀锯鼎镬，而是通过两百多年的司法实践，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审判，有惊无险地驶过各种暗礁险滩，方才成为汉莫拉比石柱上的不刊之论。
它既非宗教，也非主义，而是自文艺复兴以降的理性精神，是人类对个体遭遇不公和蒙受苦难的不可遏止的同情，是由最高法院大法官敲响的恢弘圣音：
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的先辈们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自由来自勇气……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责任，也应该是美国政府的根本原则。先辈们认识到，所有人类组织都会面临种种威胁。但他们明白，一个有序的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人们对于惩罚的恐惧和鸦雀无声来维持。不鼓励思想、希望和想象才是真正的危险。
同所有历史进程一样，对《第一修正案》的探讨和实践亦有反复，《防治煽动法》、《防治间谍法》以及麦卡锡主义都曾使宪法蒙尘，但追求自由的火种却从未熄灭，正如布伦南大法官接过前辈的衣钵，在判词中写道：
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
的确，自由辩论中错误在所难免，如果自由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的意见。只有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激发理性，真理才能在流通的言论市场上得到检验。
1965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信息自由法》，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约翰逊总统一拖再拖，最后极不情愿地签署了法案。
很快，技术的发展消除了交流中的滞碍，抹平了传播学里的“知沟”，信息传播的效率一日千里。但随之而来的是“信息疲劳”，即“因为暴露在过量信息当中而导致的漠然、冷淡或心力交瘁，尤其指由于试图从媒体或工作中吸收过量信息而引致的压力”(《信息简史》)。人们难以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上找到一条独立思考的路径，更多的是成为情绪的奴隶、偏见的附庸。人性的丑恶被空前放大，但这激起的不是悔改与反思，而是更多的阴暗。
世界仍有重返古拉格群岛的危险，奥威尔对信息被集权政府垄断的担忧并非多虑。但与此同时，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绘的更加恐怖的画面正鳞次上演。不再有人禁书，因为没人看书；不再有人隐瞒真相，因为没人关心真相；不再有人控制言论，因为大众早就在浩如烟海的信息里失去方向，麻木不仁。一切都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呈现的那样：被广告和软文淹没，把思考防线拱手相让的人类贪婪地吸食着精神鸦片，宛若《梦之安魂曲》里的老太太，整日抱着电视，不辨真假，安静腐烂。
媒体是现实世界的隐喻。普通人对世界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接触的媒体。因此，电视出现后，总统没有了胖子。
但就像宋代思想家张载区分“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一样，知识与智慧有着本质的不同。即便孔子号称“韦编三绝”，也早已赶不上现代人的阅读量。而即使把春秋时全天下的竹简搜罗到一起，也没有微博一天的信息量大。问题是，六祖惠能不识字，你能说他没智慧？
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如果说知识是做加法，看到事物的不同，那智慧恰恰相反，通过去除盖在真相上面的东西，看清事物的本质和相同。
人的一生都生活在求不得的痛苦之中。酒桌上、手机里，每天都听到、看见无数与己无关却使焦虑成倍放大的垃圾信息，却没想过其实远离喧嚣，才会成功。
所幸，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人的目光开始从关注外界到回归自我、回归内心。无论社交工具还是新闻客户端，移动互联时代，举凡成功的产品都有一个特点，即把最有价值的信息推送给最需要的人。
稻盛和夫认为，真理的布是由一根线编织出来的。找到线头，追本溯源，从洋务运动的变器物到新文化运动的变思想，构建互联网思维的哲学基础，是时代的题中应有之意。
然而，在写作《顾准传》的过程中我意识到，重塑社会价值观，不能依赖政府。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道统”被“治统”打压、利用、欺骗和强奸的血泪史。从来都是权力选择思想，而非思想获取权力。无论激进还是保守，德治还是法治，刘歆还是朱熹，任何一种思想，一旦走入专制权力，几乎都会变成同一模样。以此观之，孔子其实是没有权力的王莽，王莽则是得到权力的孔子。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吉伦特派、山岳派、雅各宾派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直到罗伯斯庇尔掌权，清除异己，实行恐怖专政，将制度革命推演为文化革命，建立精神乌托邦，最终却身死人手，唯余理想国轰然倒塌后的一片废墟。令人唏嘘的是，罗伯斯庇尔是卢梭的狂热粉丝，一直致力于将偶像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实践当中。而写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的卢梭，其核心思想正是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对此，顾准反思道：“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当年，鲁迅在演讲中发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20世纪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破门而出的娜拉，其无远弗届的能量甚至感召了美国牧师吉姆·琼斯，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宣扬社会和种族平等的人民圣殿教。在种族歧视还很严重的六十年代，琼斯接济贫民，帮扶黑人，打造了一个守望相助的进步团体。但随着威望日涨，野心愈大，他开始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控制教徒人身自由。1978年，吉姆·琼斯唆使党徒杀害国会议员赖安，并威逼利诱900多名教众同他一道服毒自杀。
至此，无论人民圣殿教有过多么美好的曾经，都永远被钉在邪教的耻辱柱上。
一切正如顾准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所说：“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归根结底，政治学的内涵应当是“对最高权力进行限制”，而不是为其涂脂抹粉，把某个人、政党或者国家送上至高全能的宝座。
重塑社会价值观的力量应当来自民间，比如独立战争前的平民思想家托马斯·潘恩。他是一个鞋匠，却写过《常识》、《人权》等脍炙人口的小册子，点燃了美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被尊称为“公民潘恩”，而非“公共知识分子”。
近代以来，“士绅”在中国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从写作《盛世危言》的买办郑观应，到公然抗命的银行家张公权，再到清末咨议局里推动立宪的张謇、汤寿潜等衮衮诸公——在董仲舒写下“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两千年里，商人从未如此华丽的在历史舞台上集体亮相。
然而，虽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历代改革家的共同愿景，虽说为了促进商品流通不乏“唯官山海而已”(盐铁专营，放活微观)的政令，但一俟国库告急，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汉武帝为敛富人之财而颁布的“告缗令”即为明证。
1894年，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接手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他担心企业步入正轨后被政府收回，向幕主建议道：“股商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拟改为‘总厂’，亦照公共章程，请署厂名，一律商办。”从“织布局”到“织布厂”，一字之易，大有微妙。而以盛宣怀浸淫官场之深，亦惧其朝令夕改，过河拆桥，日后刘鸿生、卢作孚的悲剧，可以想见。
不过，商人若转变观念，从“得君行道”到“得民行道”，把重心放在思考如何重建溃败的社会上，《大明王朝1566》里的丝商沈一石的悲剧并非不能避免。
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这是最简洁的辩证法。
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我们都曾没有焦虑、竞争和压力地存在着。饿了，向母亲哭喊；饱了，则甜甜睡去。周遭的一切，无不新鲜美好；任何东西到了手中，都能变成有趣的玩具。我们拥有本自具足、不假外求的充实和喜悦，同世界浑然一体。
然而，随着年龄见长，我们产生了对立分别的意识，与万事万物割裂，开始区分我的、你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对的、错的……原本完整的世界，塌陷出一道道巨大的鸿沟。而我们的生活，也成为一场与自我，与他人，与环境，与社会的无休无止的博弈和冲突，直到精疲力竭，百病丛生，年华老去，死亡降临。
弗洛姆认为，在古希腊，人们的生活目标是“追求人的完美”，可到了今天，则一味“追求物的完美”，结果把自己变成了物，把生命变成了财物的附属。于是，“存在”(to be)被“占有”(to have)所支配。
在小说《熵》里，托马斯·品钦用一场混乱的公寓派对隐喻日益无序的后现代社会。
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能量可以转化，但无法100%利用。比如汽油的化学能可以转化为发动机的动能，但一定伴随着大量的热能与废气。这种转化过程中永远存在的无效能量，被称作“熵”。
由于任何粒子的常态都是随机运动，要使其呈现出“有序化”，必须耗费能量。热力学第二定律实际上是说，当一种形式的“有序化”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有序化”，必然伴生某种“无序化”(熵)。而因为能量交换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从高温物体到低温物，因此，封闭系统内，熵增不可逆，即越乱越混乱，好比无人打扫的房间。
这是宇宙的宿命——从有序开始，走向无序，直至熵值达到最大，陷入永恒的死寂。彼时，一切有效能量都消耗殆尽，不再有任何变化发生。那是时间之矢的尽头，人类文明的所有辉煌与灿烂届时已化作齑粉，归彼大荒，如电如露，如浪花消弭在大海之中。
技术手段越先进，商品交换越频繁，熵增的速度便越快，世界也愈发支离破碎，后工业时代人的迷茫与孤独亦因此挥之不去。
但同时，人类始终没有停止“减熵”的努力。艺术家用意义对抗虚无，物理学家提出“麦克斯韦妖”的猜想，假设封闭系统内有个精灵日拱一卒地做功。其实，在死神永生的普世悲凉中，信息是熵增唯一的制衡。这是一种无损的存在，不像能量会散失，价值体现在被人读取。
从微观角度看，铁匠把铁打成镰刀，是一次熵减。但站在宏观层面，世界上的镰刀也许早就过剩，其实是做了熵增。铁匠应该打铁还是打犁，当由上游资本决定，投资人砸的是真金白银，自然会千方百计探求最有价值的信息。
多年来，从纸媒到新媒体，我看到了形形色色只计得失，不问良知的事，愈发感觉价值观对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有着既深且巨的影响。约翰·多恩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我希望通过文字找到这样一群人，他们同气连枝，坚守自我，全心全意，永不停息。当我更加确证自己的追寻，走完一生时，无论立言还是立功，皆已不再重要。一切都如梵高对他弟弟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事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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