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叙是三国时期魏国将军，可能了解姜叙这个人物的朋友并不多，或许姜叙的母亲杨氏都要比他出名。杨氏在三国时期也算得上是一位奇女子，杨氏是姜叙母亲、杨阜姑母，为人深沉大义，还能在解救国家危机。当时马超起兵反攻凉州，杀了伟康，杨阜大怒。杨氏得知此事要求姜叙出兵讨伐马超，此后杀了马超的家人，但姜母最后也没能活下来。曹操得知此事后，在专门作诗赞美姜叙母子。
姜叙母杨氏，属于《三国演义》中那种“三不知”中的一种：“有姓无名”，其真实身份是老妇，是东汉末年抚夷将军姜叙的母亲，是冀城参军杨阜的姑姑，出场时已经是一个年满八十二岁的老妇人。杨氏虽是有姓无名的老妇，却是一个为人深沉，深明大义，能急国家之所急的女丈夫。
姜叙母杨氏出场于《三国演义》第六十四回，事迹虽只有一小段，只说了七八十字的台词，最后就被马超亲自用剑斩死;但敢责姜叙，深明大义;损杨阜，爱憎分明;后激姜叙，视死如归;骂马超，大义凛然，堪称东汉末年第一奇女子。
《三国演义》是这样记载杨氏责姜叙，损杨阜，即叙母闻言，唤姜叙入，责之曰：“韦使君遇害，亦尔之罪也。”又谓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禄，何故又兴心讨之?”杨氏对儿子姜叙的责备虽只有短短的十个字，却表明态度，先在自己儿子身上找不足，把凉州刺史韦康被马超杀死归责于姜叙。杨氏对侄儿杨阜的批评也只有区区十五字，但字字一针见血表明对杨阜又降又反的行为质疑。杨氏责备姜叙及挖苦杨阜可称得上是一分为二，不偏不倚，深明大义。
杨氏之所以会对儿子及侄子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是因为如下原因。
即其一，对象不同，儿子侄子不能一概而论。
对杨氏而言，姜叙是儿子，是自己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九死一生，含辛茹苦，抚养成人;杨阜是侄子，是自己兄弟之子，虽有照顾之职，抚育之责，却无培养之本，教育之份。因此，杨氏对姜叙、杨阜不同的身份则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将韦康之死，先归责于自己的儿子姜叙，而后再对自己的侄子杨阜对马超又降又反的行为进行批评。这样，对姜叙来说，无言以对，公平公正;对杨阜而言，无话反驳，有理有据。
其二，性质不同，敷衍投降不能相提并论。
韦康被马超杀死，对姜叙无非是惧怕马超的威名而敷衍韦康，护主不力，以致让韦康死于马超手上。对杨阜来说，韦康之死就不单单是敷衍了事，还有背叛主子，投降马超是背叛旧主韦康，反对马超也是背叛新主马超，背叛行为在讲究从一而终的社会里，是很让世人所不齿，连同自己的亲人好友一起蒙羞，甚至会让整个家族受辱，是每个人的人生所无法抹掉的污点。为此，对儿子侄子的不同行为不同性质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材施教，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三，方式不同，责备挖苦不能混为一谈。
韦康之死，严格意义讲，还真不关姜叙什么事。可杨氏为教育侄子，先将韦康之死归罪于自己的儿子，对儿子进行责备。杨阜跟随韦康左右，韦康被杀后仍投降于马超，效力于马超。而今，杨阜又联合韦康旧部起兵反叛马超。杨阜投降马超纯属是权宜之计，伺机想反马超，为韦康报仇，毕竟是一而再地背叛旧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固然是反复无常的小人行径。因此，杨氏对侄子杨阜的教育方式则是用挖苦，用“损”字来形容更为恰当。对儿子，教训是小事，强加也不可厚非;对侄子，教训就是大事，只能用揶揄来表示内心不满。所以，对象不同，自己的角色也不同，批评教育的方式也就不同。杨氏在责备儿子，挖苦侄子的同时，能及时在母亲姑母的身份进行转换，对儿子侄子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教育，从而就显得公正公平，以身作则，具备超强的教育意义。
姜叙母杨氏在对待韦康之死，对儿子和侄子采取两套不同的标准，对姜叙严要求高标准，对杨阜则低要求低标准，全在于杨氏深明大义，公平公正，教育有方有圆。
深明大义, 指识大体，顾大局。姜叙母杨氏，一个年老的妇人，在对待姜叙的旧上司韦康被马超杀死之事，不被亲情所左右，而识大体，顾大局而责儿子，损侄子，鼓励儿子起兵反叛马超。老妇人，虽年老体弱，无法上阵杀敌，但在忠义面前，照样识大体，顾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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