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在很多朝代,周边都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他们之间经常存在各种矛盾,所以战争也总是难免的,比如宋朝时期就有西夏,有辽国,还有后来的蒙古。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别国的皇帝死了,自己国家的人应该不会有什么感触才是,顶多也就是发发感慨,但是在历史上,宋仁宗死后,辽国竟然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十分难过,皇帝痛哭不已,这是为什么?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半夜,在位四十二年的宋朝第四位君主赵祯在东京开封城福宁殿逝世,庙号仁宗。
当日,仁宗皇帝“饮食起居尚平宁”,不想入夜初更时分,“忽起,索药甚急,且召皇后”,等到皇后来到福宁殿时,仁宗已无法说话,只能用手指着自己的心口。皇后急召医官“诊视,投药、灼艾”,但已没什么用。三更时分,仁宗与世长辞。
次日,四月初一,仁宗的养子赵曙即皇帝位。是为宋英宗。
北宋著名的大学者邵伯温当时才七岁,与父亲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阳。多年之后,邵伯温仍记得清清楚楚:当仁宗皇帝龙驭上宾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哭。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大家都悲从中来,沉痛悼念仁宗皇帝。邵伯温的舅父王元修自京师过洛,告诉邵雍:“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邵氏的友人周长孺赴四川剑州普安县就任,行走于乱山之间,但见“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
举国都在悼念去世的仁宗皇帝。邵伯温及其亲友看到的祭奠活动,都是民间自发的,并不是官方组织的。人们完全发自内心地怀念一位仁厚的君主,为他的逝世感到悲伤。
仁宗在位时,大宋与大辽已经约为兄弟之国,宋王朝有国丧,照例要遣使前往辽国告哀。当宋朝使臣抵达辽国境内,发现“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辽道宗耶律洪基得悉宋仁宗驾崩,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号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之后,辽国将宋仁宗皇帝赏赐的御衣下葬,造了一座衣冠冡,“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
耶律洪基原名“弘基”,因避宋朝皇室先人赵弘殷之名讳,才改名“洪基”。宋辽双方互避名讳,是当时的礼仪,如辽圣宗曾“欲迁一官,见本名犯真宗讳,因怒曰:汝充教坊首领,岂不知我兄皇讳字?”辽圣宗口中的“我兄”,便是指宋真宗。又如天圣四年,宋朝派韩亿出使契丹,祝贺辽圣宗的皇后生辰,因辽太祖阿保机汉名带“亿”字,宋仁宗便让韩亿暂时改名韩意。
说起来,耶律洪基对宋仁宗是相当崇拜的。他当太子时,曾经混在辽国入宋使团中,暗暗观察宋国。不过,宋朝雄州边境早已得知消息,飞报朝廷,仁宗知道辽国使团中有一位太子,便召他入禁中,“俾见皇后,待以厚礼。临归,抚之曰:‘与汝一家也,异日惟盟好是念,唯生灵是爱。’”
嘉祐二年秋,耶律洪基已经继位。他请仁宗赏赐一幅画像。面对这一奇怪的要求,宋朝大臣都向仁宗皇帝说:陛下不可将自己的画像交给辽人,因为万一辽人有“厌胜之术”,诅咒皇上,如何是好。但仁宗说:我诚心待辽人,他们必不会这么做。派遣御史中丞将自己的画像送到辽国。耶律洪基“盛仪卫亲出迎,一见惊肃,再拜”,比我们得到偶像的签名照还要激动。他还跟众臣说:“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候耳。”
耶律洪基的心里,似乎有一个仁宗情结。直到元祐年间,距仁宗逝世已过去多年,耶律洪基对仁宗“追慕犹不忘”,跟使辽的宋朝大臣说:“寡人年少时,事大国之礼或未至,蒙仁宗加意优容,念无以为报。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说着,忍不住又哭了。
仁宗的陵墓为昭陵。许多年后,宋人经过昭陵,仍然想起仁宗皇帝的仁德,对这位君主念念不忘,题下一首诗:“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
北宋末发生靖康之变,宋室南迁,金人攻陷宋朝的国土后,立降金的刘豫为皇帝,建立傀儡政权“大齐”。这个刘豫,是个骄奢淫欲的人渣,为了搜刮到更多的民间膏脂,打起了掘坟盗墓的主意,特别设立一个盗墓机构——“淘沙官”。《宋史·刘豫传》说他“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两京冢墓发掘殆尽”,连北宋诸帝的陵寝也被他盗挖、焚毁。惟独对安葬宋仁宗的昭陵,金人与刘豫不敢下手。
我以前说过,一代君主的身后赞誉,不在于一二个友邦给予多么隆重的哀荣,而是连敌国也表达出由衷的尊敬与哀悼。这样的君主,历史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宋仁宗是其中的一位。
仁宗生前,只是一名相对平庸的君主,没有什么雄才大略,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但为什么人们会深切悼念他,尊敬他,纪念他?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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